历史文献与异体字“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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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刘煜奋
提到“异体字”就会想起鲁迅笔下卖弄学问的孔乙己问的问题“……‘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文中的酒店伙计对异体字不了解，也无兴趣，看都不看，努着嘴走远了。鲁迅最反感一些文人骚客运作文思，争奇斗巧，炫耀文才，非但句中有异体字，怪字，冷僻字。鲁迅甚至于认为没有必要把‘茴’字四样写法具体写进文章中。鲁迅主张面对大众的文字改革。
在中国早期有组织的文字改革始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其代表人物是吴玉章和林伯渠。这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从事东方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其中有一批人专门研究汉字改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就设有“汉字改革小组”，组长是吴玉章。异体字当然也是他们的研究对象。解放后，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后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吴玉章领导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789个汉字简化表及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根据从简从俗的原则规定了810个正体字，淘汰了1055个异体字。其中异体字“廻”“逥”被淘汰。（2009年第五期《咬文嚼字》首篇丛凯的〈劝君莫学孔乙己〉一文中对孔乙己所谓“茴”字四种写法还进行过“探讨”。）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很少见的“搃”字。目前一般称其为正体字“縂”（總）的“异体字”，也有个别人称其为“俗用字”。在1991年的辞原里“總”的异体字不只一个，有：搃，緫，揔。
据我所知，不是所有人认为“搃”和“總”语意是一样的。2010年我与郭庶英在四川乐山有幸向佛教界高层方丈108岁的佛智大和尚请教过“搃”和“總”语意上的差别。而且20世纪50年代被淘汰废除了的上千个异体字中“搃”字并不在其中。
东渡日本传禅之高僧释木庵（1611~1684）留有行书“妙搃持”。2010年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林则徐翰墨》中就有“搃是……搃在……搃要……搃可……搃不……搃裁……”。现代书法大家沈尹默（1883~1971）《行書‧自作詞‧浣溪沙》中有一段“送春每上澗邊樓，搃是子規啼日暮”。而其《行书‧一络索》中有一段“此心浩荡逐江流，搃付与、闲鸥没。”
明清小说清代刻本《春秋配》里也能见到“搃”字（……搃是心中有事……搃因心懷不平……）。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抄本里，北京大学藏“庚辰本”带有大量脂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里，都用同样的异体字“搃”字（……搃是淡描轻写全無痕跡……），引起红学家们的注意。即便如此，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片头中，对《红楼梦》很有研究的“總导演李少红”以及各位老“總”头衔倒是都选用繁体字“總”。1965年的郭沫若遗墨中也能看到“搃”字（……人类搃是不断发展……自然界也搃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搃得不断搃结经验……）。目前在网上偶尔也能看到有些人为了个性化而用“搃”字。
对于政治家和军人（解放前，大革命时期，无规范化的简体字时期）"縂統""縂司令"“縂理”“縂政治部”“縂路线”“縂攻”“縂罢工”“縂结”“縂部”“縂裁”“縂司令部”“縂统府”，都是些常用而且是很严肃的字。公开出版物中见不到大众看不懂的“搃”字。面对公众或面对高层，重视个人形象的政治家们在公开场合下耍大众看不懂的异体字“搃”是不大合适也不严肃，除非有意借此来体现或表达自己的某种个性。
（1）2006年3月，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内蒋介石日记首度向公众开放。引起轰动。同时也对与蒋日记有关的书真伪及蒋的个性带来热议。
蒋介石一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据悉从1917年起直到1975年去世，除了去世前病重外，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蒋介石去世，日记由儿子蒋经国保管，蒋经国去世则由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去世，2004年末，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把共50本《蒋介石日记》全部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并同意胡佛研究所将日记原件进行永久保存的技术性处理后，从2006年到2009年，分四批向公众开放。据悉，目前应蒋家后人的要求，研究所加强了对手稿的管理和控制。所里不允许带任何现代化设备（包括电脑）进去，更不允许拍照和影印，只有最原始的笔录和抄写。不仅如此，而且在使用方面也多有限制。学者查阅日记，先要签署中英文文件，申明但凡在论坛、广播、论文中引用蒋氏日记，都须将引用部分复印交台湾蒋家后人过目认可方可使用。
有人把蒋日记分为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毛思诚抄存保管。日记的改动，删选，压缩，加工，修饰不是没有。而这涉及到其真伪和历史价值。
由杨树标、杨菁著的，200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传》，书前插页上影印有〈写于1916年的蒋介石的日记〉，其中7月31日及8月1日短短两天日记里含有十个异体字“搃”（副搃裁，搃司令，搃司令部，搃统府）。
该插页背面还影印有“蒋中正手书”的非常重要的“国民革民军人《四要》”，其中手书“要对得起搃理的灵魂”用的是“俗用字”搃，而该异体字广大黄埔官兵很少认得。同一页上另一题词中却写有“完成縂理所遗交我们的革命责任”用的是（很严肃的）正体字“縂”。
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筹备之际于1924年2月21日突然不辞而别并留有一封向孙中山提出辞去校长要求信。信中称孙中山为“總理”。
1934年12月蒋介石给（追击长征中的红军）国民党第二路军前敌搃指挥薛岳的手令中称其为“薛搃指挥”。另一手令中称朱绍良为“朱搃司令”。而1945年8月15日致函何应钦（有关日本投降之事）也称其为“何搃司令”。
1943年蒋介石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卡萨布兰卡会后的感谢信原稿上写有“羅搃統”。而1945年送给二战胜利国元首的签名照上写有“大總統”。
又，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的《蒋中正日记‧民国三十四年》，系根据日记原件照相制版。据我个人看到的，其中蒋中正全都用正体字“縂”。而团结出版2011年1月出版的《蒋介石文墨密档》中有正体字“縂”，但“搃”字更多。
蒋中正从小读过不少古书，16岁时还考过秀才，未中。重视修身，发文用字讲究。作为政治家，蒋中正非常重视个人形象。所以，在不同场合下用不同的字，这不能不体现蒋中正的某种个性。当然也不排除我们看到的有些文献或有些题词并非蒋中正亲自手书的。
（2）2004年，有人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РИ）毛泽民档案中查到一些手稿原件并复印带回北京。
其中《王松、李进、周全，致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手稿（原手稿没有标题，上面标题是我们拟的）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档案，其内含有异体字“搃”，即：“……搃书记……搃的方针……党中央搃的方针……主席团搃书记……”。手稿中没有大家熟悉的“縂”字。虽然该手稿在毛泽民档案中查到，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原草稿是王松（刘亚楼）起草的，然后交给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修改补充。前二页用的是白纸，后三页是格纸而且字迹与前二页上明显不同。估计原草稿的后三页可能修改补充多了点，纸面上显得乱，后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整理成的。异体字“搃”都出现在后三页上。
毛泽民档案中还有《关於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手稿，其中也用异体字“搃”。然而查毛泽民来莫斯科前国内的一些手稿中毛泽民全用大家熟悉的“縂”字。这不能不认为上述手稿不是毛泽民手书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含有异体字“搃”手稿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人整理或笔录的。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有密切关系。估计在共产国际搞文字处理的人（文书）是受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他们的影响，甚至有些人就是来自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总而言之，毛泽民文化程度不高，在苏半年主要是养病，档案内近十万字手稿中很大一部分是他人整理代写的或笔录的材料。
档案中还有（有人认为是）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个人履历表》。第28项母亲一栏里，填写着他们母亲的名字— 文素勤。在以往的党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只看到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在《毛泽东自传》中，斯诺注释了毛泽东本人的口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即“文七妹”的谐音）。从来没有人（包括毛泽东）提及“文素勤”这个名字。
既然含有异体字“搃”手稿是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人代写的，那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该含有31页的《个人履历表》也是他人根据毛泽民的口述帮助填写的。何况《个人履历表》中毛泽东和其父亲母亲的出生年月填写的全不对，而且差的太多（四年！）。其实该《个人履历表》（1939.12.28）档案号是“РГАСРИ.495/225/77M.1”，是毛泽东档案的档案号，它并非归属毛泽民档案。所以我们难以完全认定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素勤”。
（3）1957年2月，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移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工作活动中形成的一批档案，共14箱。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档案中的一份。1982年（“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去世后）手稿《（乙）》才被解冻。手稿标题足以表明其重要性。然而手稿《（乙）》最大特点是：无作者署名，无成文时间和地点。而这三个问题涉及到手稿的历史价值和对手稿内容的正确解读与理解。
1982年5月18日，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回应有关单位，（从杭州）电话转告：陈云看到手稿后表示，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有关单位把秘书转告的电话记录当作了最终考证结论。现实中，多数党史工作者出于对国家领导人陈云的尊重认可了（秘书转告的）上述结论。
手稿《（乙）》中罕见地含有五个异体字“搃”。即：“……李搃政主任……党的搃的政治路线……党的搃的政治路线……搃括以上……负搃的责任……”。而不是红军队伍中大家熟悉的“縂”字。过去红军縂政治部发布的布告中，《红星报》中，縂部命令中，中央文件中，甚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縂结决议》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縂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6年2月8日，落款是“中央书记处”）中全用“縂”字。小时候只有小学文化的陈云（动荡年代自学成才），1935年在贵州又是个党政高级干部，在军队指战员前耍不常见异体字“搃”，这不是陈云的性格。
陈云确实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里工作过，而且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创办的列宁学校才有机会学习过一年，与吴玉章共事过，还在吴玉章办的《救国时报》上发表过文章。想必只有在莫斯科才有机会认识异体字“搃”，并在共产国际这一特殊环境中有可能用。
我们没能查证到，1935年去莫斯科前陈云是否认识并用过异体字“搃”。然而，即便是1935年前陈云认识并用过异体字“搃”，但在贵州在长征队伍中这一特殊环境中，在党内同志间交往中他不大可能用战友们不认识的“搃”字。何况手稿《（乙）》不可能是为演讲方便所写的自用的提纲而是个可以交流和保存甚至可存档的十分完整的文稿。
顺便提一下，长征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總供给部”印有“储蓄慿单”供部队用。如今保存的一张上，油印部分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總供给部”，但手写填得是：“何长工……搃供给部……1935年2月8日……拾元……”。而时任總供给部部长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从事过汉字改革的林伯渠。
我查到过据说是陈云手写过的1948年8月2日，《六次劳动大会上报告提纲》。该手稿中有：“……縂任务……縂路线……简扼搃任务……”。前两个“縂”字写的随意，后一个异体字“搃”写的较大较规则。给人一个感觉，执笔人更习惯用“縂”字，而异体字“搃”是后来在莫斯科学来的。
总而言之，我们面对三个都来自莫斯科的档案文件，它们都含有不常见的异体字“搃”（而无“縂”字）。前面所说的两个文件是1940年在莫斯科写成的。非陈云所写。自然的猜想：第三个来自莫斯科的档案文件不是从千里以外的贵州带到莫斯科的，而是和前面所说的两个文件一样就在莫斯科写成存档的。
其实，早有部分党史工作者对多年前的考证结论提出质疑。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文章有：〈《（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质疑〉（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3期）。作者是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费侃如研究馆员。他有很多理由认为：“把《（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为是陈云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证据并不充分”。
考虑到其它更重要的因素，使得我们赞成费侃如的结论：“《（乙）》不是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而是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工作活动中形成的若干档案中的一部分”。
在我们看来，三个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王松、李进、周全，致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及《关於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都来源于共产国际档案，它们都含有异体字“搃”，它们是在莫斯科同一时期同一政治背景下写成的，它们的政治内涵是相关的。
此文成稿于2008年，发《参阅文稿》时作者略作修改。
摘自《參閱文稿》No.2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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