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 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

文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刘小枫

人类对作为地理概念的“世界”的理解，曾经长期受到历史限制。我国古人把中国视为“天下”，受到如今好些知识人嘲笑。其实，中世纪以前的欧洲学人何尝不是要么把地中海地域视为“天下”，要么把耶路撒冷视为地球的中心——毕竟，所谓World的原义本是“生活的舞台”。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年）说过，哥伦布时代的西方航海家不断发现新的陆地以来，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才开始逐渐明确。我们不应该苛责自己的古人搞错了舆地的实际范围，倒是应该反省自己对新的“世界”概念的认识是否成熟。哥伦布纪元的地理发现过程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历史，麦金德说，这一过程带有一个重要特征：紧随探险家或旅行者或传教士的脚步而来的是西欧国家对地理新发现的“政治占有”。不过，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哥伦布纪元就结束了：世界地理已经“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倘若如此，世界地理的新概念对于西方人以及曾把中国视为“天下”的中国知识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杜尔哥的世界政治地理观

随着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开始逐渐明晰，世界的历史地理学也开始萌生— 据说，普鲁士王国的学者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和李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分别发展出注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世界历史地理学：自然的历史地理学关注地表的体质变化，人文的历史地理学则关注地表上人类定居带（Ecumene）的历史变迁。其实，这个关于世界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说未必妥当，它把这门学问的诞生推迟了足足近半个世纪，还用后来才有的学科专业分化抹去了这门学问诞生之时所具有的政治史学品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阐述现代的民主政制原则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所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换言之，对世界地理的历史把握，离不了对国家或政制的历史变迁的理解，反之亦然。在孟德斯鸠激发下，索邦神学院的高材生杜尔哥（Turgot，1727~1781）雄心勃勃，20出头就打算写三部专著，依次论述“普遍历史”、“政治地理”和“政府统治”。23岁那年（1750年），他写下了堪称划时代的两篇论著纲要：“普遍历史两论大纲”和“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由于随后转而致力研究政治经济学长达十年，34岁那年又被王室委任为地方行政长官，一干又是13年，杜尔哥的写作计划最终一本也没有实现。路易十六即位（1774年）后，杜尔哥因做地方官政绩显著被任命为海军大臣，数月后又调任位高权重的财政大臣，成了法兰西王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操盘手。可以设想，杜尔哥热切投身于法兰西王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他早年关于世界地理的历史思考不无关系。毕竟，他在1750年就已经预见到，英属美洲殖民地迟早会闹独立。

杜尔哥去世之后，他的“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手稿以《政治地理学》为题被收入《杜尔哥文集》，这份纲要当之无愧堪称现代世界历史地理学的诞生标志— 尽管地理学史家们迄今仍然没有对这份历史文献给与应有的关注。杜尔哥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自然地理资源及其分布对商业文明的影响，地理的自然交通条件（河流、海洋）对国家间敌友关系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国家]性格及其德性的关系等等。从这篇颇富思想锐气的纲要中可以看到，杜尔哥不仅要基于“自然地理学”来考察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民如何分布，尤其要考察不同居住带“国家的形成”和政体划分，以便探究对形成大政治单位来讲，哪些地理因素有利哪些不利— 从而可以看到，世界历史地理学在诞生之时并没有让地理学的自然方面和人文方面各立门户，而是以“政治”元素来统摄世界范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杜尔哥提出要“历史地思考”政治地理问题，他的地理学从属于他的进步论普遍历史哲学— 纲要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普遍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问题（《杜尔哥文集》第613页）。在纲要的主体部分，杜尔哥以描述七幅“世界政治地图”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人类文明进步观（《杜尔哥文集》第614~625页）。这七幅历史地图有如上帝创造世界的七日，“以模仿自然这唯一可行的方式来取代自然”。如果按杜尔哥的历史哲学观来编制一部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看到的会是人类如何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到农耕状态再向商业状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事实上，迄今好些世界历史地图集仍然是按这种启蒙哲学式的文明史观来编制的。

二、麦金德的世界政治地理观

法国与英国数百年来一直相互争雄，杜尔哥的经济改革方案夭折之后，英法两国因美洲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两败俱伤，国库空虚。英国很快恢复财政能力，法国财政却始终没有起色，最终引发国内动乱，启蒙运动的铺垫则使得动乱很快变成了宪政革命。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陷入新一轮国际冲突，英国趁机进一步扩大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政治占领”目标，成了世界性帝国。因此，接下来给世界政治地理学打上历史烙印的是英国学人。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堪称世界历史政治地理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它不仅扭转了杜尔哥的进步论历史哲学的世界政治地理学的关注方向，而且塑造了这门学问在整个20世纪的基本关注格局。麦金德在报告中首先宣称，地理学如今“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的一些真正比例，并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因此，地理学不应该仅仅“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者对区域地理进行研究，而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枢纽》第50页）。与杜尔哥一样，对麦金德来说，地理学不仅没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区分，而且应该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但是，与杜尔哥不同，麦金德首先关心的不是启蒙哲学式的世界地理的历史变迁，而是担心英国丧失其世界帝国权力。

麦金德赞同这样的观点：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才算得上是世界历史，“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来自这些种族之间”。与此同时，麦金德强调，必须把欧洲文明看作“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枢纽》第51~52页）。麦金德指着当时的牛津版“历史地图集”向听众阐述了他的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政治地理观：16世纪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史仅在地球上的欧亚非大陆——他称之为“世界岛”（World-Island）— 的两个地理区域之间展开，哥伦布纪元之后，争夺的空间才扩展为三个区域。欧亚大陆的北面是极为寒冷的冰带，其他三面则被三大海洋包围。16世纪之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定居在欧亚大陆被海洋包围的东、南、西面的“边缘地带”，其形有如一个巨大的“新月”——因此被命名为“新月形地带”。欧亚大陆的“腹地”（heart-land，又译“心脏地带”）即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地域极为广阔，人口却十分稀少。这里“整个来说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里有不少哺育绿洲的河流，却没有一条河流注入海洋（《枢纽》第60、62页）。反过来说，大陆沿海民族也没可能驾船沿河道深入这块“腹地”去实施政治占领。

“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带”受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雨水滋润，内陆河流大多通向海洋——麦金德把这个地带划分为四个区域：欧洲次大陆、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次大陆。如我们所知，人类的古典文明就诞生在麦金德所刻画的这个“新月形地带”——他称之为世界历史的“河流文明阶段”。但是，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四大区域中，唯有欧洲发展出与其他三个区域的河流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阶段”。

大陆腹地与新月形地带的地理区分，相当于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的区分。按照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呈现为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演进到农耕状态再进到商业状态的进程。麦金德却不这样看，或者说，他并不首先从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来看人类历史。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史表明，“所有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后地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展势力，俄罗斯、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成立蒙古王朝，就是它的属国”（《枢纽》第61页）。欧洲区域更惨，除了面临从东方腹地来的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还面临从海上三个方面来的海盗的威胁（《枢纽》第58页）。沿海民族拥有的“海洋上的机动性”固然“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然而，哥伦布一代伟大的航海家们所引发的变革，才“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欧洲民族通过航行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连接起来，直接“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才得以解除其“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枢纽》第64页）。

在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中，我们看到的是简洁明了的两阶段论：“海上强国”优势取代“陆上强国”优势。所谓“陆上强国”指的是陆上民族的生活机动性具有政治优势，“海上强国”则指沿海民族的生活机动性具有政治优势。由于西欧沿海地区的民族学会了利用“海洋上的机动性”，哥伦布纪元产生的政治地理的历史效果是，欧洲与亚洲或者边缘地带与大陆腹地的古典地理关系发生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颠倒：“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30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枢纽》第65页）。这一历史变化的关键在于：“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变成属地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新月形地带——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带”（Outer Crescent）。这个地带由欧亚大陆沿海周边的岛国或半岛国地区（包括英国、南部非洲、澳大利西亚、日本乃至北美和南美洲）构成，其他新月形地区则变成了“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比如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枢纽》第68~69页）。英国和日本原来都属于边缘地带，现在，两者都脱离原来的地理归属，成为“外新月形地带”的两个尖角。更值得注意的是，除日本之外，“外新月形地带”大多是西欧民族国家在哥伦布纪元通过“政治占领”获得的土地。凭靠这些土地（而非凭靠海洋本身），西欧民族不仅得以解除欧亚大陆腹地所处“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也让靠骑马和骆驼具有“陆上机动性”的草原民族望洋兴叹。从而，所谓Sea Power指的是西欧沿海国家凭靠这些已经确认“政治所有权”的土地而具有世界政治优势。显然，欧亚大陆的其他民族不可能靠“向西方学习”来获得所谓“海权”，毕竟，世界地理已经“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

三、“海上强国”的政治地理学前提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史观听起来像是在呼应马汉（1840~1914年）名噪一时的“海上强国论”——其实不然。麦金德并不相信，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成为海上强国等于一劳永逸地取得了克制大陆强国的地理优势。相反，麦金德强调，哥伦布纪元在19世纪已经结束，大陆腹地对新月形地带的威胁并没有消失，“俄国取代蒙古帝国”，“取代草原人向外出击”。蒸气机舰船的出现和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通航固然增强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陆上强国也通过蒸汽机车和铁路获得了现代化的机动性（《枢纽》第66~67页）。可以说，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背后有一种政治史观，从而比马汉的“海上强国论”具有的世界史视野更为深广。对麦金德来说，即便出现了海上强国，大陆腹地与边缘地带的原始冲突仍然存在，英国这样的海上强国并不能靠外新月形地带让自己置身大陆冲突之外。

第一次大战结束之际，麦金德发表了专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1904年演讲的基本观点作了全面扩展。1904年演讲的重点是“大陆腹地”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并强调其重要性没有因“海上强国”的出现而消失——《重建》进一步拓展这种“大陆腹地”威胁论。英国凭靠其海军力量“建立了以殖民地、种植园、补给站和保护国组成的海外帝国”，显得非常显赫——麦金德却告诫不能“忽视历史上的警告”（《重建》第61、66页）。事实上，麦金德的这部著作使得马汉的论著显得过时，直到今天，麦金德的“大陆腹地”威胁论对海上强国来说仍然是警世恒言。

《重建》力图展示的是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关系决定了世界史的基本格局。麦金德指出，自人类有记载的五、六千年历史以来，地理的自然面貌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但人类历史的每个世纪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地理远景”——地理的政治面貌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发生变化（《重建》第36页）。海上强国胜过陆上强国或者说海洋的重要性，仅仅是哥伦布纪元以后的历史景观。

在“海上人的观点”一章中，麦金德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麦金德称之为“河上强国”——讲起，依次讨论了掌控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掌控地中海的罗马帝国文明，然后引出哥伦布纪元之后掌控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英国文明。对麦金德来说，英国是现代先进文明的代表。乍看起来，这一章似乎为海上强国的地理条件提供了一个世界史概观，实际上，麦金德的关键论点是：“海上强国的基地”始终是陆地——“海上的人力必须靠陆上某处的富源来供养”，否则就没有能力“控制海洋”（《重建》第41页，亦参第43页）。毕竟，人是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从而，所谓“海上强国”的实质含义是：本来身处沿海弱势地理位置的民族通过海洋通道对别处的土地获得了“政治所有权”，而非仅仅是控制了海洋。

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次大陆都既背靠陆地又临海，那里的民族为什么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充分利用和发展“海洋上的机动性”成为海上强国？麦金德的1904年演讲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欧洲的定居民族所受到的威胁除了大陆腹地来的游牧民族，还有“从海上来的海盗”——“驾着船只的维京人”（《枢纽》第58页，比较《重建》第94页）。西欧民族的海上机动性其实是海盗教的，而非古希腊人教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说海洋文明也是西方古典文明的特征。《重建》所勾勒的世界史的古典时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崛起，凭靠的不是东地中海，而是伯罗奔半岛。希腊人能够抵御波斯人的侵吞，不是因为马拉松海战的胜利，而是因为挫败了薛西斯在达达尼尔海峡用船搭成一座桥绕道北方进犯半岛。因此，伯罗奔半岛堪称希腊人掌控爱琴海的“大本营”（《重建》第41页）。然而，古希腊城邦最终没有能摆脱被陆上强国覆灭的命运，因为马其顿王国拥有更为深广的陆地纵深，从而能将东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同样，罗马凭靠拉丁半岛一步步获得政治优势，经过第三次布匿战争夺取迦太基，进而将西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重建》第43~46页）。即便英国崛起为海上强国，首先凭靠的也是自己“物产丰富、有安全保障的本土基地”——英格兰平原。麦金德充满感情地说，英国不应该仅仅感谢上帝给了它英吉利海峡：

 在1918年这关键性的年头，我远望英格兰平原上一片丰硕的庄稼，我以为，作为以航海为业的人民，对于我们物产丰饶的土地的感恩，应当不下于对海峡的感恩。（《重建》第58页）

按照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逻辑，沿海民族要获得政治优势，只能跳出自然地理的限制，在别处获得自己掌控的土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战略纵深。直到16世纪，靠远渡重洋对发现的新大陆实施“政治占有”，才让总是受大陆腹地民族挤压的西欧半岛沿海民族摆脱困境。说到底，所谓Sea Power指的不是“制海权”，而是脱离自己的自然地理限制获得新的土地——在麦金德的历史地理视野中，美洲本来不过是“世界岛”的“外岛”，被西欧民族“政治占领”后才成为“世界岛”的“外新月形地带”的一个部分。

由此来看，施米特后来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中的说法没有错：所谓海洋文明的真正起源是16~17世纪的现代西欧海盗。现代“海盗”与古典“海盗”不同，他们属于某个独立王权国家，而且还发明出一套“国际法”让自己具有法律身份：

参与这场世界历史争斗的勇敢的海盗们大多持有官方的委任书，肩负着政府的使命。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他们是有法律身份的海盗，而非没有法律身份的海盗。（《重建》第87页）

既然如此，对于是否能把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看作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始对抗，就值得怀疑。事实上，是否应该把陆地与海洋的对立“看作是世界历史的起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施米特保持了审慎的克制。毕竟，“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不再表现为单单为某个如地中海那样的海盆而争斗”，“这种变革的深度只能在星体的世界图景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也就是说16世纪以后才能发生”（《重建》第78~79页）。

西欧国家的航海发现开启的绝非仅是人类对陆地的新自然视野，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政治视野。《重建》讨论的重点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即1904年演讲所说的“地理枢纽”，并进一步扩展了“心脏地带”所指涉的政治地理范围——麦金德在《枢纽》文中曾三次使用“心脏地带”这个语词，但并不经意。首先，从整个“世界岛”来看，“心脏地带”有南和北两个：“南心脏地带”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北心脏地带”仍然主要是1904年演讲所指涉的欧亚内陆。麦金德的地理透视希望表明：“北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有可能沿着“一条广阔的有草的路”从西伯利亚经波斯、阿拉伯、埃及抵达好望角，从而对西欧半岛形成包围（《重建》第75~81页）。

“海上人的观点”以尼罗河文明为起点讲述世界历史，“陆上人的观点”以幼发拉底河文明为起点，然后从南北两个“心脏地带”的角度缕述世界史上的枢纽事件。麦金德给出的地理视角看似不同，其实都以西欧半岛所承受的来自内陆的压力为基本着眼点。从“陆上”的角度看，“骑骆驼的人以整个阿拉伯的深广内陆为后盾”，从南向东北、西北和正西三个方向进犯，骑马的人则以“北心脏地带”的深广内陆为后盾，从东北向南和向西进犯（《重建》第88页）。麦金德由此解释了西欧在“古典历史”时期所遭受的双重压力：阿拉伯帝国甚至进占西班牙，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草原人则沿着一片从腹地向西部边缘地带过渡的“大低地”向西压迫西欧半岛。相比之下，后一种压力更为持久和致命。毕竟，阿拉伯人的基地是“没有水草和略有水草的沙漠、草原以及面积较小的绿洲”，缺乏“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何况与拉丁半岛还隔着地中海的天然屏障（《重建》第53、90页）。

“大低地”是麦金德在《重建》中重新界定“心脏地带”时引申出来的政治地理概念（《重建》第73页）。由于这片“接连不断的平原”从“心脏地带”“一直铺展到[西欧]半岛以东”，腹地民族长期利用这一地理便利不断进犯西欧半岛。西欧沿海人民猛烈反击来自“心脏地带”的攻击，由此产生了英格兰和法兰西民族以及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和罗马天主教政体的品格。麦金德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草原民族有如一个“杵”，沿海西欧民族有如被“放在一个臼里”遭受捶打，现代欧洲文明就是这样被捶打出来的。由于沿“心脏地带”的东面和东南面有这个地球上“最巍峨广阔的高原”，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得以免遭如此打击（《重建》第93~94页）。在麦金德看来，世界历史表明，“大低地”（其关键地带就是如今的东欧）向来是西欧半岛安全的门户，以至于谁控制了这片“大低地”，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

在1904年的演讲中，麦金德主要担心俄罗斯的崛起，在《重建》一书中，19世纪末崛起的德国成了担心的重点（《重建》第25~31、101页）。不过，俄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在麦金德看来，日本开放门户并非仅仅是迫于1853年美国海军的行动，俄国人出现在库页岛甚至南下深入北海道，已经把手伸向东亚边缘地带，从而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俄国“叩东印度陆上之门”，英国“叩中国海上之门”，两雄难免迎面相撞（《重建》第120~121页）。在接下来的“诸帝国互争雄长”一章中，麦金德着重论析了西欧、东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西欧沿海半岛与“心脏地带”之间的“大低地”。德国在这个地域的崛起，有可能掌控“大低地”进而掌控“心脏地带”，从而比俄国的威胁更为直接。在整个19世纪，趁欧陆忙于战争和美国尚未强盛，“英国的海上力量从中国经过印度到君士坦丁堡”，占据了“心脏地带”的几乎所有边缘地带。尽管如此，麦金德相信，一旦德国从俄国手中把“东欧的领导权”抢在手中，西欧半岛就面临灭顶之灾（《重建》第123~124页）。

总之，基于海上强国必须背靠大陆这一原理，麦金德相信，作为岛国的英国本土始终承受着来自欧陆扩张的压力。英国的安全并非取决于自己在“外新月形地带”通过“政治占有”获得了多少陆地，而在于消除来自大陆“心脏地带”的扩张威胁。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欧洲大陆建立均衡态势，让其相互制衡。20世纪的第一次欧洲大战起源于德国企图从俄国手中夺取对“东欧的领导权”，尽管战争结局是英法俄联手并在美国支援下克制德国取得胜利，眼光看得很远的麦金德仍然担心，若德国再度崛起并与俄国联手吞并东欧，对英国来说极为不祥。因此，英法两个海上强国必须压制“任何企图组织东欧和‘心脏地带’富源的强国”（《重建》第124页）。麦金德甚至已经预见到，德国的“意图”是把欧洲大陆和亚洲的“心脏地带”变成自己的海军基地，“在下一次战争中用来与英美作战”（《重建》第109页）。果然，第一次欧洲大战之后，德国的豪斯霍弗将军（Karl Haushofer，1869~1946）马上从麦金德的洞识中看到了德国应该做什么：由于面临东面腹地强国（俄罗斯）和西面海上强国（英法）的两面威胁，德国要摆脱这种“蟒蛇缠身”的状态，最佳战略是与腹地强国结盟，共同对付海上强国——豪斯霍弗按麦金德的见识制定了重建大陆秩序的构想，幸好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独裁者没有采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以理解，尽管豪斯霍弗在纳粹上台后成了红人，并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自杀，英美学界给他盖棺定论时的结论是：“很难证明”他的地缘政治“蓝图是希特勒野心之根源”。严格来讲，如果这种证明成立，便意味着希特勒的野心其实最终受到的是麦金德的启发。毕竟，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观来自麦金德。

四、海上强国与“民主的理想”

不难看到，《重建》对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关系的世界史论析具有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政治史学风格，与1904年的演讲文颇为一致。然而，《重建》与《枢纽》的一个重大差异十分醒目：《重建》为“民主的理想”忧心忡忡，《枢纽》则见不到这种忧心痕迹。

我们应该注意到，麦金德给自己的这部专著取名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仅仅看书名，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是一部政治地理学著作。事实上，迄今人们很难找到第二部以类似书名为题的地理学专著。在题为“前景”的开篇第一章，麦金德就为自己提出了捍卫“自由理想”的当下历史使命（《重建》第15页）。在接下来的第二章，麦金德以法国大革命传播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起头，随后就挑明这种理想所面临的“现实”难题。《重建》的最后两章分别题为“国家的自由”和“人的自由”，这样一来，讨论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历史对抗性关系的三个核心章节就被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夹在了中间：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代表“普世民主制”理想的英法美诸海上强国与代表“专制”的“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对抗（《重建》第17、177页）。

麦金德对“民主的理想”的理解也带有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必须要有理想，否则就会停滞不前。正如世界历史被分为陆上强国占优势的古典时期与海上强国占优势的现代时期，人类的“理想主义”也有古代与现代之分：古代的理想是禁欲主义（佛教、基督教），现代的理想则基于“实现自我的愿望”，让“每一个人可以过一种丰富的和足以自豪的生活”（《重建》第17~18页）。这样一来，麦金德让自己的政治地理学显得具有了两种文明史观：一方面是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另一方面又是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由于这两种史观具有内在矛盾，麦金德才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个书名：所谓“民主的理想”指启蒙史观的自由主义理想，“现实”则指凭靠修昔底德式的史观所看到的政治地理现实。在第二章里，麦金德结合当时的历史现实陈述了这一内在矛盾的具体内涵。这一章的标题是Social Momentum[社会动能]，由于momentum这个语词明显与修昔底德史学的关键概念“运动”（kinēsis）有关，这个标题便透露了全书的如下基本意图：用“西方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地理现实来纠正其“民主的理想”。

在麦金德看来，“民主的理想”有两个基本含义，或者说这一“理想”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首先，“民主的理想”指的是实现个人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平等”是关键，“自由”和“博爱”必须基于“平等”才能得以实现。第二，拿破仑战争把启蒙哲学的这一“民主的理想”带给了欧洲“心脏地带”的各个民族，“自由”和“平等”也成了国家的理想，即要求实现“民族国家的自由”。换言之，“民主的理想”不仅是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一“民族国家原则”（《重建》第16、159页）。毕竟，没有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就谈不上个人的自由。

我们应该记住，所谓“自由”和“平等”的实质含义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实现自己的“幸福”，所谓“幸福”的含义是因拥有财富而生活得富足。延伸到国家层面，“国家的自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追求因拥有财富而生活得富足。在这一“民主理想”的引领下，“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正在从头做起”，以实现自己的追求富足的民主权利（《重建》第14页）。麦金德把世界历史的这一普遍趋势称为“进行中的事业”（the Going Concern），即今天所谓的“现代化”。显然，麦金德所表述的“民主理想”正是杜尔哥的普遍历史观的要核。杜尔哥相信，贯穿整个人类的一条普遍历史的发展线索是：由于商业交往不断增多，人类精神不断在走向柔化的道德，即所有人获得“基本的人性化权利”。商业活动不仅是人类生活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权利化道德进步的推动力：“商业精神”与“平等精神”携手并进。麦金德虽然不知道杜尔哥，但他熟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想（《重建》第19~21页），并通过与杜尔哥持有相同信念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论获得了现代文明史观的理想：“文明越高度发展，分工就越细，组织就越复杂，其结果是，一个伟大的和进步的社会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动能”（《重建》第14页）。

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来说，要实现“民主的理想”首先得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即谁都有追求因获得财富而活得富足的权利。可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地球表面上的富源并非平等地分配给了世界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各个民族。从政治地理的角度看，要消除这种自然分配的不平等压根儿就不可能，因为“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平等这回事”（《重建》第13~14页）。可是，“民主的理想”必然开放地球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所有国家产生追求富足的欲望。由于自然地理资源并未平等分配，“平等”的权利诉求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性冲突（《重建》第151~154页）。问题来了：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历史上的战争无不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结果”。麦金德甚至认为，如果考虑到“陆地和海洋的组合以及富源和天然通道的组合”，那么，自然地理“事实上有助于诸帝国的成长，并最终有助于单一的世界帝国的成长”（《重建》第14页）。换言之，世界历史总是呈现为几个“强国”为控制陆地而争夺，海上强国的出现不过扩大了控制陆地的地理范围。

可以看到，麦金德力图把他的“民主理想”与修昔底德式的“务实”精神切实地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结合不过是用“务实”精神来修理“民主理想”。他嘲笑“民主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些迂腐的道学家，他们竟然认为：强国必须放弃凭靠武力让本国利益凌驾于弱国之上的权利（《重建》第147页）。我们不能说麦金德是一个不诚实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恰恰相反，麦金德非常诚实。结束《重建》一书时，他径直挑明自己的基本论点：“尽管从法律上讲，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统治世界仍然靠的是武力”（《重建》第179页）。他苦口婆心向“西方的民主国家”发出呼吁：“让我们摒弃冠冕堂皇之言吧，民主必须考虑到现实”（《重建》第180页）。十分清楚，“民主”其实是海上强国的国家利益的代名词。

《重建》一书思考的具体问题是如何让作为“外新月形地带”宗主国的大英帝国继续保持对陆上强国的政治优势。凭靠对“地理现实”的认识，麦金德认定，德国的威胁比俄国更为迫在眉睫。英国与德国的经济模式其实都来自亚当·斯密的经济论，两者的差别仅在于“竞争的单位”（《重建》第125页）。可是，与侈谈“民主理想”的西方国家不同，德意志人看重“现实政治”，以谋求维护自己的“强权”为尚（《重建》第17页）。麦金德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强调：民主国家必须向自己的潜在敌人学习，必须重视政治现实——地理的和经济的现实。虽然身为海上强国，英国的“基地”绝非是海洋，而是西欧半岛。因此，英国必须把从好望角经印度伸展到日本的新月形边缘地带变成自己的战略前沿，让整个“内新月形地带”成为抵挡德国和俄罗斯的战斗堡垒。

西方的麦金德专家也承认，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是十足的大英帝国论。由于这种帝国论与自由民主的理想结合得太紧，只能称之为“自由民主的帝国论”。的确，麦金德甚至知道，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会把英国形容为“野兽”，但他说，英国是“一头公正的野兽”（a just beast，《重建》第59页）。在今天，甚至我们中的不少知识人也认同麦金德的如下观点：“诸民族国家[平等]的自由”需要英国（如今是美国）这样的“强国”来保护。怎样保护呢？麦金德发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时，正值巴黎和会期间，他在书中呼吁，中国的胶州湾和东非绝不能还给德国。因为，德国当初占领这些地方时颇具战略眼光：德国人企图在这些殖民地建立进攻海上强国的前进基地，把中国人和黑人用作征服“世界岛”的补充性“人力”。麦金德宣称，民主的“岛国人民”有“责任”“保护印度人和中国人免遭来自‘心脏地带’的征服”（《重建》第153~154页）— —似乎“西方的民主国家”从来不具有侵略性。麦金德在书中并没有说：胶州湾是中国领土，理应从德国人手中归还中国。可见，麦金德心目中想的不是他的“民主理想”，而是地理的政治现实：应该让印度人和中国人成为海上强国阻击“心脏地带”强国的补充性“人力”。

这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例子，它表明麦金德看重“政治地理现实”远胜于看重“民主的理想”。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时，正值日俄战争前夕，当时英国与日本已经结盟（1902年），力图共同遏制陆上强国俄国。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麦金德在演讲结束时表示，虽然他乐意看到日本把中国“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他仍然担心，如果日本取得成功，也可能会把海上优势与大陆资源结合起来，让自己成为东亚边缘的两栖强国，进而夺取欧洲海上强国对东亚和南亚边缘地带的“政治占有”。显然，对于海上强国来说，这将是难以设想的可怕威胁（《枢纽》第70~71页）。麦金德的这一担忧来自他的修昔底德式的世界史感觉，或者说来自英国的历史经验：英国曾经想要统治法国，法国也曾经想要统治英国——为此，两国打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英吉利海峡使得双方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企图。但是，英国放弃了成为两栖强国的企图，却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企图：阻止法国这样的两栖强国独霸欧洲大陆——为此，18世纪的英国不惜多次与法国交战（《重建》第113页）。

我们应该记得，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两个邻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情形在欧洲历史上并不乏见，在中国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应该问的是：麦金德为什么不关心中国的“自由”，竟然乐意看到日本把中国“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的是，1931年日本公然占领中国东北时——甚至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时，西方的民主国家无一出面捍卫“民主理想”。在这两个历史时刻，麦金德也都没有出来捍卫他信奉的“民主理想”，想必是因为他始终拿不准：日本此举究竟意味着是在推进“外新月形地带”国家的战略前沿呢，还是在让自己变成东亚边缘地带的两栖强国。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日本后来没有与德国结盟，向美国发动突袭并随之夺取英法美在南亚的“政治占有”，变更其“政治所有权”的归属，英美这两个海上强国恐怕会将日本入侵中国大陆视为“自然事实”，继续袖手旁观下去，甚至乐观其成。

五、政治地理学与国民教育

如今，在美国的大学人文教育乃至普通国民教育中，世界政治的历史地理知识占有重要位置。然而，美国人并非一开始就有这种国民教育习惯，而是在20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养成。在此之前，美国大学生的世界地理知识“相当肤浅而陈旧”，普通人甚至分不清菲律宾到底是群岛还是一种水果的名称，尽管菲律宾早就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突袭珍珠港后，为了改变国民的世界政治地理知识状况，学者们积极“利用各种新技术和不同方法出版新一代的注释性地图，以澄清世界形势和正在展现的全球背景的特性”，各种报刊和各类学术刊物让世界政治地理“一度变成了全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从此，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了世界历史地理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

美国学界搞政治地理学全民普及教育时，麦金德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马上成了重要教材在美国再版（1942年）——麦金德为此写了“再版小言”。麦金德本来就是从事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的高手，无论演讲文《历史的地理枢纽》还是《重建》一书，都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世界历史知识信手拈来，毫无掉书袋的学究气。事实上，《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就是为了教育国民而写的。麦金德不仅是地理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还是民主国家的优秀国民教师（甚至为小学生各年级编写地理教材）。

麦金德非常忧虑的是：由于民主的理想主义者们长期灌输“民主理想”，民主国家的公民在考虑问题时仅仅从“自由”“平等”的理想观念出发，不知道还有“从战略上思考”这回事——民主国家的公民眼界低俗，“不从山顶上观察事物”，以至于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准备”（《重建》第31~33页）。麦金德呼吁自己的国民看看德国：在那里，懂地理知识的绝不仅是少数专家，“广大群众也具有地理知识”——“地图是日耳曼文化的重要工具，每个受教育的德国人都可以说是个地理学家”（《重建》第29~30页）。我们中国学人只会背诵洪堡和李特尔是现代地理学的开创者这样的教科书式的专业教条，麦金德的敏锐目光却能把洪堡和李特尔的地理学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在麦金德看来，英国和美国公民缺乏政治地理知识，根本原因是民主理想的“自由”观念在作祟：“民主思想的理想主义者把国家当作不能不要的坏东西，万不得已才许可它存在，因为国家限制自由”——其结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国民一心考虑的是“人的种种权利”，却不懂得“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必须凭靠国家及其组织能力（《重建》第24~25页）。当民主的理想主义者高喊：“国家啊，国家，你的公权力犯下了多少侵犯个人权利的罪恶”— 麦金德说，这人不是个白痴还会是什么呢。麦金德警告自己的国民：德国想要“有一个在普鲁士控制下的团结一致的东欧，却要一个四分五裂的西欧”（《重建》第113页）。言下之意，英国应该致力于西欧的团结一致，尽可能让东欧四分五裂。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麦金德在1919年的胜利时刻要以《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个书名来展示自己的政治地理学思考。

1943年，欧亚两个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已经82岁高龄的麦金德接受美国《外交事务》学刊邀请，撰写了署名文章《周围世界与赢取和平》。与《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样，仅从标题来看，你不会知道这是一篇政治地理学文章。在《重建》中麦金德曾说，尽管“心脏地带”的边界很难清楚划定，但可以肯定，这个地带任何强国的崛起都会威胁“世界的自由”（《重建》第104页）。在《赢取》一文中，年迈的麦金德首先回顾了自己在1904年首次提出“心脏地带”威胁论时的个人思想经历（《赢取》第202~204页）。随后，依据新的战争状态，麦金德尝试重新界定“心脏地带”的政治地理学含义：“心脏地带”的自然地理含义基本不变，但其政治地理含义难免会随历史而发生变化。

麦金德说，“心脏地带”的范围如今与苏联的疆域相当——这与1919年的界定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其政治作用：以前，“心脏地带”的俄国被视为西欧半岛的威胁，如今，苏联军队掌控的这片广大平原成了有效对抗德国的防御纵深和战略退却之地（《赢取》第206~207页）。麦金德将当时的苏联与一战中的法国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俄国在今天的战略价值远大于法国在一战中的战略价值。言下之意，德国进攻苏联必败无疑。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心脏地带”两强争雄的百年历史的终结：苏联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陆上强国”，“心脏地带”这一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占优势的军队驻守”（《赢取》第208页）。

美国的参战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西线——麦金德准确地预见到，不出两年，“盟军将会占领柏林”（《赢取》第208页）。美国因此而崛起，从而与占据“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的苏联形成新的全球政治地理格局：自美国密苏里州一直伸展到苏联叶尼塞河的广大地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麦金德认为自己在1904年提出的“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带”“外新月形地带”的三分法已经过时——恰恰相反，麦金德再次强调了这一三分法。不同的是，由于美国成了外新月形地带的新宗主，三分法的具体划分也随之而有所变化（《赢取》第209~210页）。1943年的美国和苏联正在并肩作战，麦金德不便明确强调苏联在战后的威胁，但他仍然忍不住两次建议：美国必须与英法这两个陆海两栖强国联手，针对大陆腹地的传统威胁构筑一道永久性纵深防御体系——法国是桥头堡，英国是有海峡作为深壕围护着的战壕，美国则是战略纵深（《赢取》第208、211页）。严格来讲，麦金德的《赢取》是真正的“冷战”教父。

麦金德在《赢取》中特别谈到了对战败后的德国国民施行自由主义再教育的问题——在麦金德看来，这种再教育的必要性不言而喻，问题仅在于如何施行再教育。如果以为施行再教育就是“选派教师到德国去反复灌输自由主义”，给德国人上哲学课，就过于迂腐了（《赢取》第208页）。应该看到，眼下的世界历史为“允许欧洲半岛的人们进入欧亚大陆的内陆平原地区”驻扎军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在德国驻军，迫使“心脏地带”的大低地地区有一个“门户开放”的足够“宽度”。麦金德特别提醒，那里“储存着的丰富土壤、矿石和可供提取的燃料，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后下方相等”（《赢取》第211页）。由于担心自由民主的理想分子会出来说，“在被征服的土地上驻军”“违反民主精神及其本质”，麦金德强调，思想的再教育让德国人自己去解决，重要的是让“民主国家”在德国的驻军“成为宣扬自由精神的老师”（《赢取》第211页）。我们看到，后来的美国不仅在德国成功施行了这种“再教育”，也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成功施行了这种“再教育”。

对日本让自己与德国绑在一起，麦金德似乎深感惋惜，毕竟，这让“外新月形地带”的海上强国失去了对抗“心脏地带”的东方盟友。我们能感觉看到，麦金德对中国的兴趣不大，因此，他在文中将中国与英美相提并论的说法不能当真。在麦金德的世界历史观中，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似乎不佳：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虽治理良好，却长期处于“呆滞状态”（《重建》第20页）。麦金德预见到，一旦德国和日本被驯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处季风区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必定会走向繁荣。尽管如此，他指望的是，这个地区能在“心脏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未来对抗之间起平衡作用（《赢取》第212页）。中国捍卫自己“国家的自由”抗击日本入侵已经长达近十年之久，英美这两个代表“自由”理想的民主国家一直视而不见——《周围世界与赢取和平》一文甚至对此只字不提。罗斯福总统把中国拉进“海上强国”主导的阵营（丘吉尔老大不情愿），除了考虑到让中国分散日本的兵力，还指望国民党的中国在战后成为东亚的法兰西，充当替海上强国抵御新“草原人”的桥头堡——这很可能是受到麦金德在1919年出版的《重建》的启发。毕竟，据说罗斯福一直是业余政治地理学家。

战争即将结束时，经过麦金德的世界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的美国在“外新月形地带”的东端骗了俄罗斯人一把，凭靠绝灭性武器单独实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继而将战败的日本死死绑在“外新月形地带”的属性上充当“西方民主国家”防御俄国人的战略前沿。麦金德在1947年去世，世界历史地图的最新版本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了“外新月形地带”的宗主，并通过北约军事同盟有效掌控了“新月形地带”的西欧区域。由于俄国凭击败德国控制了“大低地”地区，对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原则了然于胸的英美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因战争的胜利而心里的石头落地，反倒更为提心吊胆。毕竟，取代草原民族的俄罗斯人已经把战略前沿向西推进到西欧边缘……冷战随即爆发。美国本来积极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由于这个政府过于腐败且专制，最终决定撒手不管。新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使得“内新月形地带”的远东区域一下子成了“破碎地带”——美国猛然醒悟到，具有“民主理想”的政府即便再腐败且专制也不能撒手不管，只要对海上强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是，朝鲜半岛出事时，美国觉得再也不能犯错。麦金德在1919年提出的民主理想的现实主义论再次派上用场：美国海军以捍卫“自由世界”的名义进驻台湾海峡……直到今天，“保卫‘自由’和含糊其辞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足以为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入侵他国的地方省份或彼此未定的中间地带进行辩解”。

麦金德在1943年给美国的建议是：先与俄国联手制服德国，然后再制服日本——这意味着贫弱的中国得替西方多牵制日本一阵子。

稍等一会征服日本是明智的。这样做虽然在道义上对中国有亏欠，但中国会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本，有助于她在其浪漫的冒险中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一个新文明——既非完全东方也非完全西方式的文明。

中国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资本”？“雅尔塔秘密协定”和钓鱼岛在战后交付日本托管。多年以后，战后的中国的确“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本”，但那是共产党的中国靠与“西方的民主国家”联军作战获得的。麦金德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世界历史上的精彩一幕：贫穷而且装备落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竟然敢与美国纠集的内外新月形地带的民主国家军队在朝鲜半岛交手，并将美国联军死死钉在事发原地。然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麦金德的理论短视或已经过时，那就大错特错。麦金德一再强调，现代的“世界地图刚刚画成，所有旱地都立上了政治所有权的木桩”（《重建》第37页）。换言之，陆地都有了自己的主人。这个主人是谁呢？19世纪以来，英国的海军力量从英伦三岛经好望角延伸到日本，并沿长江深入中国内陆，围绕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海上强权：“海上的英国商船是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英国资本在外国的投资是不列颠资源的一部分，受伦敦城控制，可以用来维护海上和遍诸四海的强权”（《重建》第59页）。

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取代英国围绕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更为强大的海上强权。经过对中国大陆的长期封锁之后，美国见中苏起隙是真的，麦金德的崇拜者基辛格趁机拉拢中国，成功化解欧亚大陆腹地大国与东部边缘地带大国的结盟。麦金德曾指望俄罗斯将来有一天也成为联邦制国家，让“心脏地带”强国自行肢解（《重建》第151页）。这一天终于到来：苏联及其华约联盟瓦解，俄国实现了民选总统的“民主理想”。可是，麦金德教育出来的“西方民主国家”联盟并没有因此认为新“草原人”的天性已改，反倒在麦金德界定的“大低地”地带进一步加强军事存在……当中国积极迈向麦金德的“民主理想”时，美国则用“重返亚太”加强在东亚和南亚的军事部署。麦金德早就说过，“西方的民主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派遣舰队驶入黑海和波罗的海”去抑制“心脏地带”强国的势力（《重建》第146页）。如今，即便陆上“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的国家与“西方的民主国家”分享了“民主的理想”，英国的继承者也绝不会忘记麦金德的教诲——1996年，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将麦金德的《枢纽》《重建》《赢取》合为一书出版。对于凭靠控制外新月形地带获得世界优势的英美来说，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始终具有启发性：要保持世界地理上的政治优势，除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打好“民主理想”的意识形态战争，还必须在整个“内新月形地带”建立稳靠的防御带。

麦金德在1918年写到：“战争的世界战略完全改变了，从此我们是为了使世界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战场而战”（《重建》第63页）。差不多一百年后的今天，经过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启蒙教育，我们至少已经明白，世界地理位置上的“民主国家”具体指谁，“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

摘自《参阅文稿》No.2017~3。因微信篇幅所限，删节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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