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峙砥：陕北行

纪念党的生日，难忘延安

作者 | 聂峙砥，是梅行、聂眉初之女

  1978~83年社科院写作组《未定稿》秘书

我于1942年3月出生于延安，1949年随父母离开陕北到东北再到北京。67年后的2016年6月，74岁的我独自重返陕北。现将所见所闻及学习《习仲勋传》所感一并写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6月25日，在毛泽东亲笔提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碑石后，我见到了鲁艺旧址— 蓝天白云下矗立的天主堂，感到分外亲切。

人们常把人生的巧合称为“缘”。我与鲁艺有缘，与当年鲁艺的人更有缘。我的父母同是鲁艺三期的学员，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爱、结婚，生下了我。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他们参加鲁艺文工团到晋东南太行山八路军部队开展文艺工作。在当今的山西吕梁地区中阳县暖泉镇青楼乡寺底村确定终身。我的名字“峙砥”就是根据寺底村村名谐音取的，是他们浪漫爱情的纪念和象征。他们在鲁艺学习时，诗人何其芳是他们的教员。几十年后，我又在何其芳任过所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与父母同期的毛星、朱寨、王韦等先辈又是我文学所的同事，王韦阿姨还是我和我丈夫的媒人。

我出生后，鲁艺的冯牧叔叔就住在隔壁窑洞。七个月早产出生的我，像只小猫熊，哭都没有力气，鲁艺的叔叔阿姨全都担心我长不大。1973年，我的女儿出生，我父亲还被“四人帮”关在秦城监狱。冯牧叔叔和我母亲给女儿起了“予佳”这个含义丰富的名字。那些年，他到文化部宿舍串门时，常到隔墙的我们家吃饭。同他相处，总是感到亲人般的随和、温暖。我到文学所工作后，在与文学相关的全国会议上，他主动提出自己回家住，把会议给他安排的独间让我住，以便我有更多的时间参会和约稿。冯牧叔叔的长相、人格、主张、待人等方面都魅力十足。他虽然有特短的婚姻，无儿无女，但他从不孤独。就我所知，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许多人都爱他，他是被爱围绕一生的人。

当年，鲁艺共培训了两千余学员，解放后，大多在文学艺术界工作。现在，大多数人已离世。鲁艺旧址的工作人员正在联系第二代，积极搜集有关他们的资料、作品等。

  宝塔山摩崖石刻的启示

懂事以来，看到延安宝塔山的照片不少，但从不知宝塔山有摩崖石刻。这次登宝塔山，其摩崖石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当今的宝塔山脚是一圈干净整洁的现代人行道，紧挨人行道的山崖上，有数十块硕大粗犷的摩崖石刻。如历代文人墨客的“胸中自有数万甲兵”、“高山仰止”、“先忧后乐”等，数里外都分外显眼。令我吃惊的是其中有一块蒋介石亲笔纪念孙中山的“全民导师”四字石刻。

不知道这块石刻是何年何月凿刻的，但我觉得，它存在此处，每时每刻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嘲弄着蒋介石和蒋家王朝的灭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气、豪气。我觉得只有具备这种豪气和大气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宝塔山下一步步走向四面八方，解放全中国，成为成绩斐然的执政党。宝塔山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标识物之一。

宝塔山不是很高，但宝塔自身不大的门楣上“俯视红塵”四个字却历史感十足，增加了它的“高度”和“深度”，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找寻我的诞生之地

父母生前告诉我出生在延安桥儿沟和平医院。这次到延安，经多方打听，才晓得和平医院原是八路军军医院，创办于1938年11月。1939年12月，为纪念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职，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6月25日下午，下了公共汽车后，我爬了二里多山路，在万家沟村找到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旧址。

这所医院是延安当时规模较大，医疗设备比较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该院设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等。有病床二百多张。黄树则等人任过院长，汪东兴等人任过政委。外籍医生有马海德、汉斯·米勒。1947年初，医院迁往华北解放区，是今天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

在该院旧址，知道此处是1943年3月迁此的，而我是一年前出生的。再经打听，1942年该院在山对面的柳树店村，于是我下山再上坡，终于到了柳树店村。

如今的柳树店村全是成片的楼群，是延安宝塔区桥沟街道柳树店村居民的大社区。此时，夕阳把楼群染成金色，把坐在室外老人们的脸染得通红，夕阳照在嬉戏奔跑的儿童身上。这耀眼的景象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这里就是我的诞生之地。

找寻诞生地过程中，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第一次知道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怎么建成的。这所医院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时期，由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国际红十字会等机构和一些国际友人大力支持下建成的，一些医术精湛的外籍医生亲自参与诊治、培训等工作而扩大发展的。它也是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具体体现。 

  再生之地绥德行

这次回陕北，绥德是我必去之地。这是因为绥德是我母亲聂眉初的再生之地，也是我和出生在绥德的两个弟弟共同的再生之地。 

陕北的老乡好，这是我早已体验过和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会全都这样好，是我必须探究的。在绥德县疏属山的“绥德革命历史纪念馆”，在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中，我找到了答案，还知道了一些父母当年工作、经历的踪迹。

1943年2月，习仲勋出任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4月，他带领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蹲点。当时，担任《抗战报》主编的父亲梅行也参加了这次调查。

当时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调查组树立了劳动模范刘玉厚这个典型，并在全区开展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绥德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深入扎实。1943年后，绥德地主将50％以上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生产生活条件，当年年底，粮食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吃饭问题。王震领导下的缓德警备司令部的大生产运动逐步达到了全部自给。在绥德革命纪念馆，展示了1944年底，绥德有五个造纸厂，日产208刀纸。我对当年又黄又厚的纸还有记忆。在教育方面大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有冬学905所，参加学习七万多人。 

绥德革命纪念馆展示了当年《解放日报》关于绥德的一篇报导：有人反对宗教教徒身份的人当选边区文教大会代表。习仲勋态度鲜明批示：“只要对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有贡献，不论信什么教，都可以当选！”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绥德地委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在绥德工作期间，习仲勋成功应用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使他们积极参与各项政治事务，为繁荣地方经济和巩固民主政权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均成为边区的民主人士。弟弟共同的再生之地。 

母亲传奇的一生可以写一部书。我的外祖父是20世纪初留日留德后学成的化学工程师，在天津一家化工企业当总经理，也就是技术总工程师。一家住三层小洋楼，有私家小汽车，专职厨师和多名仆人。外祖母的亲弟弟钱维人正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6年7月到陕北，1937年2月入党。曾任延安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员。舅公钱维人曾对我说，当年他给毛泽东等领导人讲过金融、股票。27岁的他任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他不仅做行政领导工作，还做勘测设计，施工时常常亲自动手，奋力建成延安飞机场和边区不少公路。在他的影响和直接鼓励支持下，当时在天津耀华中学上高中的16岁的母亲聂眉初，同参加地下工作的家中厨师董良玉拿着钱维人给董必武的亲笔信，从天津到青岛、上海、香港、广州。经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年到延安。不幸的是，1939年春，钱维人被康生认定为特务，逮捕入狱。

1943年4月，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审干运动。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将整风扩大化，基本上把从蒋管区到陕甘宁边区的外来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打成了特务，绥德地区也不例外。当时驻绥德西山寺的抗日军政大学57.2％的602人和绥德警备司令部各团425人被列入特务、嫌疑分子名单。母亲在绥德先后担任实验小学教导主任、师范学校教员、县委宣传部干事、绥德地委《大众报》编辑。1943年夏，母亲被调离工作到了地委整风班挨整，并且第一个上台承认自己是与钱维人挂钩的特务。

母亲好运碰上了习仲勋。

1935年9月，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党内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入狱，数百人惨遭杀害。是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了陕北，才把他们从狱中解救出来。

1943年习仲勋两次遭遇延安整风扩大化，他斟酌时弊，以党的利益和大局为重，千方百计平息混乱局面。采取慎重稳妥措施。他宣布：“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要重，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

习仲勋不相信聂眉初的坦白，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康生只是在钱维人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

这就是母亲在缓德获得重生的经历。习仲勋不仅对我母亲一个人认真负责。绥德地区在抢救运动中坦白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暂挂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习仲勋在绥德整风运动中，保护了一大批本地知识分子和外来干部，使绥德成为边区在抢救运动中损失最小的地区之一，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充满敬意地跟我提起习仲勋，对他的评价极高。他说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到全国解放在南方工作，到回到中央工作，从没犯过不少党内高级领导人犯过的极左错误，他头脑清醒，工作稳健全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过去听见这些话，以为是父亲与老领导的关系使然，在阅读《习仲勋传》后，知道是事实如此，父亲的评价很恰当。

钱维人出狱后，为党踏踏实实做了许多年工作，党组织建议他重新入党，被他拒绝，从他被开除党籍后的第16年，经党中央，西北局审查甄别，于1955年才恢复了党籍。他领进延安的第二个亲属是他的堂弟钱抵千。钱抵千1938年3月到延安，4月入党。1939年入伍做政治宣传工作，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报社社长，志愿军政治宣传部副部长，后在总政工作过，当过《解放军报》报社党委书记、代社长，国防大学副校长等职，中将军衔。他重病住301医院时，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相信军内这么大的干部会严守国家规定，两个子女中，只有一个有北京户口，心爱的女儿既无工作，又无户口。他去世后，女儿才由国防大学安排了工作。在钱维人影响下，我的外祖父三个子女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儿子聂璧初曾任天津市长等职。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纪念馆 

在中国共产党漫长的历史中，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迅速收复延安的胜利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影响最大。

因父亲在当年西北局工作时间不短，所以我在延安参观“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纪念馆”时，看的仔细认真。纪念馆有组统计数字让我震撼又感动；《1947.3~1948.2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陕甘宁边区人民支前统计》担架民工198653人，军粮333万公斤，后勤运输民工1282409人，参加修破工事民工11204人，为我军带路群众11720人，为我军磨面、炒干粮做军鞋民工5.5万人，支前牲畜1478707头，1947.3~1948.6妇女做军鞋92.9万双。说明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实实在在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在物质上，人力上倾其所有，无私地全力支援西北人民解放军，这种精神甚至延伸到对我们这些幼小的共产党员的孩子也普遍加以掩护的地步。所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就像瞎子、聋子，气势汹汹到了延安也一无所获。另一方面，只有少数队伍保护的党中央毛主席同敌人近在咫尺，却安然无恙。我想，一个执政的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那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通过延安、绥德许多革命纪念馆和《习仲勋传》中无数事例，让我懂得了这种鱼水般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这是无数像习仲勋这样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长期每一天方方面面认真做工作逐渐形成的。试想，如果绥德不搞减租减息，不搞大生产运动，不搞统一战线，没有甄别数千名“特务”，怎能战胜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我们那么小的姐弟三人怎么活命？

在绥德县委同志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当年掩护过我的李德才家。郝家沟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王剑波正是李德才的侄子。他们夫妻俩领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当年的窑洞早已翻盖一新，李德才生前种的树已数丈高，村旁高压电塔耸立，种菜大棚一片，剑波联系了四家家人，聚会时我们哭啊笑啊，拥抱在一起，亲如一家。我们一起照了相。我在县城里请大伙吃了一顿，约定今后多多联系。

  历史、考古、社会学方面的收获

此次去绥德之前，从来不知道绥德是个古城，是历史之城，考古重地。

在绥德县疏属山顶，正中是一栋崭新的建筑，宏大考究的“绥德汉象砖博物馆”。馆中科学、艺术地展示了大批精美绝伦的原始出土的汉象砖及拓片。之后，我在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的汉砖，都标明出自绥德。

汉象砖博物馆的一侧是绥德革命纪念馆。稍远的另一侧有一古朴的老建筑，是秦始皇长子，反对焚书坑儒的扶苏墓。说明绥德的历史真悠久。

有关与社会学有关的信息与母亲有关，我们文学所离休干部刘宝端曾在天津做过地下工作，她是我母亲生白血病去世的妹妹聂珠初在耀华中学的同班同学。2016年9月，她告诉我，当年母亲与厨子董良玉去延安，在天津演变为大小姐与厨子私奔的社会新闻传遍大街小巷。这个说法我早就晓得，但之后的结果我不知道。刘宝端说：“从此后，天津的富家小姐再也不准进厨房，不许她们接触厨子，以免和厨子私奔”。我听了哈哈大笑，不知母亲去延安还有这等深远的社会效果。

• 初到陕北

• 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生死考验

• 介绍《延安的女儿》——被知青抛弃在革命圣地的女儿

• 蒋介石唯一一次到延安：被毛泽东所住窑洞震惊

• 劉源 | 這電波，永不消逝——漫憶舅舅王士光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订阅】

点击标题下蓝字“大风网站”，再点"关注"等于订阅！

大风网站微信号：strongwindhk

长按下列二维码可直接关注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