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嘉寧 | 東北兵團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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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莊嘉寧
摘自《香港傳真》No.2008-90
先要交待的話
東北兵團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68年4月組建，下轄六個師。每個師轄5~8個團或獨立團不等。每團下設20~30個連。根據地形位置和生產特點分為：武裝戰備連；工業生產連；農業生產連。
兵團指揮及人員的構成：因為是在1950年代初建立的國營農場基礎上組建的生產建設兵團，所以除司令政委，各師團主官是現役軍人外，副職以降至連排長，均為原國營農場各級幹部擔任。普通人員有兵團戰士和兵團職工的區別，戰士包括歷年從正規部隊轉業的軍人，“文革”前後有組織支邊的知識青年；而職工成分較複雜，有原東北戰場投降俘獲，已安排在農場就業的“國軍”官兵；有全國各地歷年闖關東的流民，俗稱“盲流”；還有歷次運動的政治犯；經改造獲釋並就業的刑事犯等。
我們男女對半共24名同學，與我校的數字“北京第二十四中學”相同，被分到了二師15團九連，我們連是農業連。
初識“國軍”老陸頭兒
開過歡迎會，我們有十多個人被分配到了基建排。排長姓陳，四川人，原也是國軍，後參加了共軍，因有文化入了解放軍的重慶步兵學校，畢業時授了準尉。他說生不逢時。畢業正趕上1959年的大裁軍，就發到這裡來了。光步校一個單位分到我連的就有十幾位，大部分都當了幹部。能力陳排算拔尖兒，因只他一人被授了準尉，但有能力就有毛病，他抗上但愛兵。
小個子的陳排兩眼炯炯有神，打量我們一個遍，說：
“我們基建排的任務很重，來了這麼多的知青，要蓋宿舍，蓋大食堂兼作開會的禮堂。蓋房先打井，你們幾個男的，跟老陸頭兒走。”
這老陸頭兒，是連裡給他起的外號。他姓陸，廣西梧州人，年近60。中等偏短的身架，肩背倍兒直，渾身沒一塊贅肉，腹部右側有一半尺長的疤痕。脫去上衣，從背面望去，就是一倒立的三角形，深褐色油亮亮的。臉部很有兩廣人特點，顴骨和眼眶高高的。我一直想找一種形似老陸頭兒的臉型，現在終於找到了，就是貝克漢姆，想想小貝老了的時候的那種臉，尤其是垂下眼簾抿住嘴的那一刻，像極了。聽人說，這老陸你要細打量，眼神裡有一股殺氣。
老陸出身貧農，早在北伐時期就參了軍，與軍閥，紅軍，在滇緬與日軍，回國到東北再與共軍作戰，直打到被俘。他文化不高，是重機槍手（打死過多少共軍兄弟他一直不說），遼沈戰役剛提幹就被俘了。他是屬於那種吃苦耐勞的老兵。
說他有殺氣，是參軍前他給地主當長工，地主因為欠租，吊打了一個雇工，問這些長工要不要吃活人的肝，當時老陸15歲，聽人說吃活人的肝臟大補，反正那人也不行了，就隨大夥一塊吃了。這事是他被俘後主動向組織交代的。本可以參加解放軍南下的，說了這事，解放軍是不能要他了。關到解放，就安排在農場的麵粉廠扛面袋子，年年是先進。“文革”算起了老賬，中蘇邊界衝突昇級正是兵團組建時，各團統一對原農場人員進行清理，將這類人從要害部門和工廠撤出，放到我們這種農業連隊來，一起來的有四五位，有些被監視的意思。
陳排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領導，對我們知青不是從頭管到腳，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從沒過多地告誡我們：對這些老國民黨要警惕，防腐蝕拉攏。我覺得“萬惡的國民黨”就在你的周圍能不好奇嗎？想與他們接觸，只不過悄悄地。我不急，有時間找他們慢慢聊。
我們睡同一宿舍，每天下班後都是他拿起扁擔和水桶給同屋的十個人打來洗臉水。我們樂得就不去了，每天燒炕也是他。大家說：“守著老陸頭兒，不會睡涼炕。”
那時夜裡經常搞緊急拉練，聽見緊急號就集合，拉出去急行軍5~10公里再回來睡覺。有次要過河，河面有四五米寬，彎彎曲曲的，地圖上叫嘟嚕河。夏天我們去那兒游過泳，深處有兩米。那天晚上沒有月亮急行到了河邊，隊伍就亂了。會水的撲通撲通往下就跳，女的不會水就慘了，忙亂之中我們拖上來好幾位，其中有位女戰士，水沒到胸部她以為不行了，大喊：“毛主席萬歲！”弄得大家想笑也不敢。這時在右側離我們十幾米遠的河對岸，聽見有人呼喚，連長用手電一照，看清了是老陸頭兒。老傢伙早過去了，大家還都在河這邊。在電筒的光照下，老陸在我們全體眼皮底下，趟水回來了。原來就他走的那塊地水淺。安靜中只有陳排興奮地喊道：“要得！單兵示範。小心！”是啊，那是他的兵。我注意到，老陸將褲腿挽到大腿根部，而水只沒及他的膝蓋。後來他說，以前來過這河邊，他知道哪裡河面最窄最淺，黑夜中你只要找到那兒就行了。
還有一次挖戰壕，那是每天下班後加的任務，長度每人1.5米，深度1.4米，要求寬80公分，上下誤差不得超過十公分。限三個工餘時間完成。結果老陸頭兒只用了一個下班時間，天黑時一個人回來了，除了長鍬，還有一根二尺多長的短鍬把。我們還開玩笑地說，見著狼啦？他說，完成了。可巧第二天清早，現役軍官的團長下來視察，路過我連下了車，順便看到老陸頭兒挖的戰壕。即令通訊員到連部找連長，讓全體戰士集合，就地開起了現場會。大家看到老陸的杰作真是服了。完全合要求不說，那壕的四壁，用鍬一層層修成人字形，真是漂亮。團長問連長哪位戰士挖的，想樹典型。連長當時那叫臊，不敢騙首長，何況全連戰士都在。團長嗓門很大地：“你覺得臊，我都臊！媽拉巴子！手下敗兵的戰壕挖成這樣，瞧瞧你們的！”老陸頭兒後來告訴我：長把鍬一開始用，挖到一半時就需換短鍬把。
老陸唯一的嗜好，就是晚上臨睡前先抿上兩口酒，盤腿坐在炕上，兩臂成90度交叉胸前，閉目唸叨一會兒，那神態就像一尊佛，真像今天的英格蘭小貝。酒是裝在一個扁扁的錫質酒壺中。這種酒壺我家也有一個，但比他的精緻。不用看應該是馬來西亞出產的。果然，有次我開玩笑說：“你告訴我這酒瓶的來歷，我給你買酒。”他笑笑不搭腔。第二天幹活兒是裝車運砂子，我們兩人一組。在等待馬車回來的當口，老陸頭兒斷斷續續地開始了：
“你家也有這種酒瓶？”
“是，和你的不太一樣。”
他不往下問了，我知道這時我不提這話茬，他還會問的。況且那年月誰都不會主動談家裡的事。見馬車回來了，甩鍬時我瞥了他一眼，他在琢磨呢。車走遠了，果然：
“抗戰時，你家裡有人去過滇緬作戰嗎？”
“有，我父親只到了昆明。”
他的雙眼一下子有神了，但只那麼一下，慢慢地說：
“那次我們被圍，日本人一撥一撥地上來，機槍槍管打紅了，太近，用不上了。”
“拼刺刀了？”
“嗯，用的是狗日的槍，他們的槍桿長，對拼起來佔便宜。”
“捅死他們兩個，接著第三個，我從狗日的眼神中覺得後面有人，閃了一下，面前的這個就刺過來了。”
“是那塊疤嗎？”他點了一下頭，忍了一會兒，我沒注意那個酒瓶已在他的左手心裡，抿了一口，繼續：
“這酒瓶是那次突圍後，上司獎的。”馬車又來，裝滿，又走。
我家的那個不是獎勵品，是我外公在抗戰前負責雲南與緬甸郵務時用的。我在去兵團前，家裡有幾本父親借回來的《文史資料選輯》，撰寫者多為前國軍被俘將領，民國期間各界著名人士。我那時記性好，記得一些國軍將領的名字。我靈機一動，多少有些期待，問：
“你部番號？”
老傢伙愣怔了一下，挺直了胸，兩眼放光，一字一字地：
“新六軍，第22師。”隱隱地我感覺得出，他眼中的那股殺氣又回來了。
我也來了情緒，馬上想起了什麼，跟著又問：
“新六軍的軍長是……”
“廖耀湘。”我倆幾乎是同時唸了出來。
通過我的這次短兵相接，以後在只有我們倆的時候，話就多了起來，交談的範圍也更廣了，但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我們相互關照，也可以說是默契，更多地是在幹活之中。
大食堂的工程進度很快，外牆已經砌好，下一步上房架子，就是房屋的頂部木質結構，正三角形，與學生用的三角板一樣。通常在砌牆的同時，由木工在牆圍子裡組裝完畢，兩邊牆垛子上各有人用粗繩向上吊房架，先左邊再右邊。為防止架子剛立起來（還未固定）時翻倒，需有人在圈牆內用加長的木方做支撐，也就是控制房架的平衡。這關鍵部位，陳排讓我、老陸和另一位大個子來幹。記得共有23個架子，下班時已上好了17個，從田裡回來其他排的戰友都在一旁為我們鼓勁兒，連長指導員上了兩邊的牆垛，與陳排商量，趁天還亮是不是就勢把它全上了。此時的陳排儼然一副現場總指揮的架勢，這點活兒他胸有成竹，他會造氣氛，扯嗓門對我們：“同志們說，幹不幹？”當時我們是一種亢奮狀態，實際已經很累了。陳排得到滿意的回答，轉向指導員：“請你下去，告訴食堂安排酒飯。”是命令的語氣。指導員麻溜地就下去了。看熱鬧的人群喊著起哄：“有酒喝啦，加油啊！”
我們未覺異常地撐起了第18個架子，兩頭也上了牆垛，就聽哢叭一聲，我們拄著的撐竿斷了，是接頭處斷了。架子忽地一下翻了下來，帶著一股風。一個鉅沉的直立三角架作了個180度的翻轉，最要命最危險的，也是力最集中的是它的頂端，我恰恰是在它要掃到的正中間。我感到一股強大的推力將我撞向牆邊並壓在我的身上，是老陸頭兒。陳排打破了死寂的剎那，他居然從近三米高的牆垛上跳了下來，看我只是後背被磚頭硌破了點皮。他沮喪地說：“不幹啦，收工！”
回宿舍的路上，我才看到那天的夕陽又大又紅，怎麼以前沒有注意到？是啊，我們一下午都在圈牆裡面。夕陽完全落下之前，將大地和我們塗上一層金紅。而那座基本成型的食堂輪廓只是圖畫裡的一幅剪影。
食堂的酒飯取消了，老陸頭兒和我喝得很晚。看著他打坐、例行公事完畢後，進了被窩，我小聲問他：“你撲向那兩個日本兵時也是這樣嗎？”
只有均勻而沉重的呼吸聲，一會兒他就睡著了。
後來連裡真給老陸頭兒放了單飛，由他負責公路的維護。年紀大了上下班時間由他自定。護路首先就要備料，就跟他挖戰壕一樣每隔30米就是一個料堆，用鍬拍得有棱有角，一眼望過去就像一個個倒扣的馬食槽子，煞是整齊好看。無論春夏還是秋冬，路邊總有他的身影。我們連的路況在當時是全團最好的。
再後來，又讓他去看魚亮子，就是一個夏天都住在窩棚裡，那窩棚就在他為我們示範趟過的那條河邊。我回城那年的夏天，行前到了他那兒。天很熱，他就用一根繩子圈在腰上，繫著一塊兜襠布進進出出，滿臉鬍子拉碴，反正沒人看。讓我一下子想起了《魯賓遜漂流記》裡的星期五。喝酒時我問他：“有個老伴兒就好啦，想嗎？”還是那打坐的姿勢，見我在一直打量他，等他回答。他低著頭，嘿嘿地：“有時想，閑的時候就要作作怪。”我倆都笑了。
後來回京的人說，老陸頭兒經介紹娶了一位當地的寡婦，日子過得還行。
……
“葦塘”十天，“國軍”眾生相
1969年元旦過後，連裡接到團部的命令，緊急抽調20人赴百公里外的葦塘割葦子，供造紙廠原料。按慣例每年冬天農閑，我連都要抽調一個排去割葦子，到元旦前已經完成了任務，剛回來。但那年造紙廠原料還是不夠。連部決定組織一批幹活的“精英”，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上級的任務。
所謂“精英”，無非就是連裡這些能幹活又不敢抱怨的老傢伙，由三排王排副帶隊，成員有三排的幾位和其他排的“國軍”組成。知識青年裡面，只有我和梁子建“榮幸”地被選中。葦塘是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方，好不容易熬到冬閑，每天在連裡幹些零碎活兒，天又短，逢上下雪颳大煙泡就會組織學習，能少遭不少罪。到葦塘就要苦多了，首先是那裡沒有水，且要住在魚亮子裡。建子去葦塘不止一次，他跟我說：“那兒不用天天晚上學習，帶隊的都不識字。再瞧這幾塊料，咱們跟著走一趟不錯。活並不累，每人80捆的定額咱不怵，有我幫你。”
沒有例行的歡送會，也沒有表決心要堅決完成任務的豪言壯語，我就隨著大夥兒拿著鋪蓋上了車。我們的給養也搬上了車，十袋白麵，半頭老公豬，那時連裡的肥豬全上繳，大夥很長時間沒聞到豬肉香了，這半頭老公豬是特地為我們殺的。還有凍了的白菜土豆，鑿冰打魚的傢伙。當然，還有必不可少的自製苞米酒。
卡車迎著凜烈的西北風，經過滿是荒草的窪塘，顛簸著前行。大夥兒坐在車廂各自的行李上，低著頭都不說話。但從每個人眯著眼看似僵硬的表情中，我覺得他們都在想心事，可能對這次把分散在各個排，平時不能交流，而現在匯集到一起偶然的機會，心中都感到意外。我隱約意識到這是他們精神徹底放鬆前的謹慎。
到了目的地已是下午。住所魚亮子只是三間破草房，窗戶沒有窗欞，四面透風，涼炕。我立刻感到這些“國軍”的素質，他們沒有哀嘆，不用王排副指揮分派，老陸頭兒等人就地割起了羊草，待其他人用麻袋堵窗戶掃屋子的時候，20幾捆羊草已堆放在屋外。屋外四周已是平整乾淨一片，炕也燒起來了。此行的伙夫是原在“國軍”新一軍某團做小灶的傅金城，被俘就業後在連裡掏便所、給食堂喂豬熬豬食，再沒抄過給人做飯的傢伙什，這次有了機會，他算重操舊業。灶間也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條，不知是誰已挑來兩水桶鑿開的湖冰，正在鍋裡化著。
不知不覺忙乎了好一陣，待大家坐到了熱乎乎的炕頭上，天已全黑了。點的是煤油燈。王排副終於可以向大家講話了：
“這次任務時間緊，條件差，大夥兒要齊心協力，按時完成任務，對大家我沒有太多的要求，我是個老粗，不會講大道理，我看每天晚上的政治學習就改成談心會吧。”我見大家並沒有搭言附和，但從相互之間交流的眼神中，看到他們都松了一口氣。隨後話題一轉議論起吃什麼，大家分分工，決定老陸年紀大負責鑿冰化水，兼管打魚；傅金城做飯兼管燒炕、熱水供應；其他人要將他兩人的割葦子定額包下來。也是前新一軍的狙擊手金長發說：“沒得槍，這裡麅子很多的來，我不是吹……”老陸頭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不言語了。我後來發現，凡是在這種閑聊、大家思想較無戒備的時候，他們之間總會有人用眼色或手勢發出暗示，提醒講話人注意分寸和場合。
金長發，四川樂至人，小個子力氣蠻大，一次重載的馬車陷在泥沼中車胎爆了，車老闆的他一人頂起車轅，將車輪換下。見到他我就想起雨果《悲慘世界》裡的冉阿讓。他話比較多，而老陸頭兒沉默寡言，以前又不是一個部隊，多少有些互看不起。誰都明白槍是不會給這些人的，所以老陸頭兒瞪了金長發那一眼。似乎在說，用你放屁，我還是機槍手呢。
“文革”前在隊裡作統計的王彥接過話茬：“麅子就甭想了，但泡子裡的鯽瓜子有的是。我建議老陸頭兒先看好地形和灣子哪魚多，再派幾個人幫老陸頭兒打魚，也好改善我們的伙食。但完成葦子的任務是必須的。”他到底是幹過統計的，講出話來條理清楚合情合理。他講話雖有人聽，但笑話也不少。戰友拿他開心的是他的那雙O型腿，也是前新一軍的王銘山說他王彥就沒有開過槍。在準備赴緬甸對日作戰的新兵隊列操練中，團長看他腿有毛病在隊中顯得很滑稽，就問他的文化程度，王彥是高中沒畢業參的軍。團長就留他在身邊做文書通信兵了。那時有他這樣的文化比較少。話經王銘山講出來就有趣了：“團長問過姓名之後，說：‘怎麼挑上你呢，喊立正時，你這中間能跑過一條狗。’”
接下來每天的內容都是一個樣子，早9點出，下午3點就收工。除了在葦子地裡頂多幹三個多小時外，就是在一起扯淡閑聊，說話越來越無顧忌。這幫老傢伙逐漸對我和建子不設提防，尤其是晚上酒足飯飽之後。王排副也是一樣，只要大家按時完成了任務能回家過年，小事小節的全不追究。
伙食是相當地好，我第一次看到傅金城做的垮燉鯽魚，一大鍋足有六七十條，碼得整整齊齊，只有鹽、水和白酒。魚是不刮鱗也不開膛的。我問傅就這樣吃嗎？傅笑笑對我說：“你看他們怎樣吃。冬天的鯽瓜子肚裡沒有進食不用開膛，去過滇緬的部隊都會這麼吃魚。”我看見他們將魚放在飯盒蓋上，用筷子先將魚鱗撥拉開吃魚的一半，再將魚內臟撥開，吃魚的另一半。我試了，行。
野雞我們也吃到了，記不得是誰下了鐵夾子，用幾粒苞米豆做誘餌夾住的，基本每天都有兩三隻。還是傅金城，他做過一次“叫花子雞”。膛是要開的，不能褪毛，用化開的河泥將雞包成一個大球，直接用乾柴架起火來燒，吃時用棍子敲開燒焦的泥巴塊，雞毛就粘下來了。只撒些鹽，也只有鹽，味道卻很美。逢到這時，傅金城在一邊看著大夥的熱鬧勁兒，總會用圍裙搓著雙手笑眯眯地對大家說：“長官隨意，長官隨意。在下不才，平時喂豬，現在喂人。只好將就了。”這時，我覺得那是他最得意，也是最自然的表情。
飯後的話題特別廣泛，當然包括女人。這次是王彥向王銘山進行回擊。他說在緬甸，一次他看王銘山的家裡來了信，信封口沒有粘牢，他就抽出先睹為快了：“阿山夫君，新婚一別已近一年。妻在家無時不思念，獨寢難熬，更兼連月陰雨連綿，家中陰溝時常堵塞，排水不暢，想請外人幫忙疏通，但恐夫君惱怒。望夫君休假速回家排水，疏通管道。切不可在外粘花拈草，拖延時日為要。妻囑”王彥咬文嚼字搖頭晃腦慢慢道出之後，大夥全都樂了。王銘山也苦笑著說：“甭聽他的，他就是這張嘴和這口牙。你看他的牙都是假的。”
王彥真是全口的假牙。但他講的事是真的，只不過不是王銘山，是國軍在滇緬作戰時流行在部隊中的黃段子。說到王彥的假牙還有個小插曲。一天夜裡，建子酒醒了想喝水，黑燈瞎火中抓了火牆上的茶缸子就喝。哪知道那是王彥放假牙用的茶缸，建子把假牙也喝到嘴裡，迷糊中覺得不對勁，罵著吐了出去。害得王彥爬起來黑暗中滿地找牙。大夥看見他忙不迭的樣子，大笑著沒有了睡意，好在牙沒有摔壞。睡不著，就再聊一個話題。
我和建子說起兩個月前師裡組織的一次演習。那是我連的司號員參加後回來講的。說在那次演習中，師部的號兵在吹衝鋒號時誤將“國軍”的號譜吹了出來，觀看的我軍首長不乏打過仗、上過戰場的。有人就聽出這是“國軍”的衝鋒號，當時不可能糾正。事後一查，原來號手的老師就是一位前“國軍”司號員。事情後來如何處理就不得而知了。我們說著時，這幾位老傢伙先是不作聲，有人問了一句：“後來怎麼處理那位教官呢？”很快就有好幾個聲音加了進來，他們終於說出了原委：“國軍”和共軍衝鋒號的號譜基本一樣，只在某個音上差那麼一點兒。那之後，我很久沒有再睡著，從他們的嘆息聲中，我覺得參加爭論的這幾位老傢伙都沒有馬上睡著，就是這個不經意的話題，讓他們想起了過去。
十天同吃同勞動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我看這幫老傢伙真的很開心，反正在連裡他們絕不是這樣。在這之前，有些人我都沒有說過話，談不上有交流。回到連裡後，我們成了熟人。他們不是牛鬼蛇神，經過多年的改造，他們也是人，也是普普通通的人。
對在兵團經歷八年的我來說，那是一段特殊的，真實的，有意思的時光。
“國軍”的後人
講了30年前我與那些“國軍”的交往，如今這些“國軍”大都已去了另一個世界。有時間一定要回去看看是我多年的願望。
對於我，生活了整整八年的那片土地，那裡的每塊地、每棵樹曾經是那麼熟悉，依然生活在那裡的人呢？“國軍”的後代如今還在那塊地方嗎？他們過得怎樣？2006年9月，我終於又踏上了東北大地，來到我的連隊。我要見見“國軍”的後代。
在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人，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出身背景就給他的一生定了性。尤其是出身在地富反壞右和國民黨舊軍人家庭裡的後代，無論他們怎樣自強努力，永遠不能和所謂出身好的同伴相比。用英文講就是“hopeless”一代，也叫“無望的一代”或“絕望的一代”。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待遇上都是如此，舉國上下極少例外。
發配到我們連隊的“國軍”就業後結婚晚，所以他們的後代年紀小，30年前在他們的父輩遭人白眼時，大都還不懂事。因此“國軍”當時是我們那兒第一批帶頭實行“晚婚晚育”的實踐者。所幸他們的後代是先吃苦，根本就不知道哪朝哪代日子會變甜。“老鼠生兒打地洞”一直就是天經地義。誰知道世道真就這麼變了。
打倒了“四人幫”，知青大批返城。受城市知青返城的影響，就連各地農村去東北的盲流也紛紛想法兒回到了原籍。一大批位置空了出來，無處可投奔而留下來的“國軍”子弟逐漸派上了用場，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出去謀更好的差事，比起父輩的遭遇，他們已經覺得換了人間。所以這些年輕人擔綱了生產的主力和隊裡的領導。
前“國軍”老兵孫安駿的大兒子孫文彬現在是隊裡的承包人，就是以前的連長。聽介紹，連續幾年他是寶泉嶺農墾局的種糧大戶。1300坰（合1.3萬畝）地，種什麼？包給誰？還有豬、牛、羊，果樹造林，排水修路，場院住房等，都是他說了算。1995年小孫接手上任時，魏隊長（當時我在機車排的排長）退下來給了他多年的家底約80萬元。千叮嚀萬囑咐這是咱們全隊的所有，可不能造個精光啊。
小孫很有心，十年的時間把全連的模樣大大地改觀，固定資產已近兩千萬。現在的拖拉機是美國最先進的大型組合農機。我們看了都驚詫不已。一打聽每年要還貸款近90萬，準備六年還清。我開玩笑地問小孫：“你還的上嗎？”
“沒問題，現在我們根據市場的需求不種小麥了，就把機器連人一起派到嫩江農場有償作業，再過一個月回來收大豆玉米。”我又問：“運輸怎麼解決？”
“僱大型平板運輸車，兩天就到了。”小孫輕鬆地回答。這在30年前，你敢想嗎？我又揶揄地：“你老爸解放前就是個營長吧？你現在比他老人家氣派吧？”小孫笑笑說：“我們趕上了好時候，這批機械，管局給免了稅。鼓勵我們種糧大戶買。現在玉米的需求很大，而且賣糧都是網上期貨，並上了保險。不愁銷路。”我慢慢地跟上了小孫的思路。
拖拉機的駕駛員高高的個子，大家讓我猜是誰的後代。我怎麼也說不上來。他告我：“我姓傅。傅金城的兒子。”啊，就是那位“平時喂豬，現在喂人”老傅的兒子？我打量著面前這位英俊的小夥子，感嘆著，眼睛有些模糊了。我想起他的父親，兩手在圍裙上不住地搓，每天給食堂喂豬挑豬食的樣子。
“我記得你，你高高的個子，那時我看見你們開著拖拉機，就像開坦克，特神氣。我想長大了，有天我也會像你們那樣。”小傅打斷了我的思緒，但打斷不了我強忍不住的淚水，我想起了在葦塘與傅金城相處的那幾天，是他教我怎樣吃魚，怎樣做叫花子雞。我對他說：“你現在比那時的我們有出息。令尊葬在哪裡，你可曾到他墳上？讓他老人家高興高興。”“去的，年年都去。”
小傅指著一個小夥子問我：“我不說，你說他是誰？”我還沒來得及辨認。“他是老金，金長發的兒子。記得嗎？”怎會不記得，四川樂至的金長發，那個新一軍的狙擊手，那個用肩膀頂起一架滿載馬車的金長發。“我是副駕駛員。”小金笑眯眯地說。看到這些走近中年的年輕人，他們那發自內心的快樂和滿足，我心裡很安慰，終於明白這裡才是他們真正的家，他們才是這塊土地當之無愧的主人！我們只是過客。
開車經過我們日夜勞作的田地，我又來到嘟嚕河邊，河水比以前淺了，還是那麼靜靜地流。兩邊堤上微黃的草叢隨著陣陣秋風在低聲吟唱。我仿佛聽見30年前的那次拉練時，老陸頭兒在河對岸向我們叫喊：“過來呀，這兒的水淺。”昔日破衣爛衫的老陸頭兒搭的草棚子早沒了蹤影，代之而立的是兩間紅磚房。其他什麼都沒有變，變的是我們自己，是人。
依寶林，我們指導員的長子，現在寶泉嶺管局中國移動任經理。在歡迎我們的晚宴上，他舉杯滿懷深情地對所有在座的人說：“我代表已故的父親向大家敬一杯酒，對在那段時間裡家父對在座的親人多有不敬，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們的指導員當時是押送這批“國軍”來農場就業的，是政策掌握得較好、很有水平的解放軍幹部。
我們共軍的後人，也都不錯，但留在隊裡的不多。經過這30多年，兩邊的後人和睦相處，有些還成了親家。不用說，再下一代就更難分國與共了。
我衷心地希望，國共再也不要開戰。歷史就是歷史，雖然無法更改，但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肚量，有能力去創造歷史，創造未來。
摘自《香港傳真》No.20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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