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京：“亚洲有事”与“中国道路”

中国这个曾经在19世纪末“沉睡的雄狮”，在近现代化过程中觉醒，大约一百年之后业已成长为“东方巨龙”。如今这个国家的首脑，将与统治着20世纪的美国面对面地讨论这个世界。中美两国的角力正左右着亚洲与太平洋的前途命运，这也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到来。

一、迎合还是自主？这是一个问题

历史上的“东西方关系”似乎总是反向而行。除了“轴心时期”的东西方文明奇妙的相似期之外，秦帝国建立“郡县制”统一的“韦伯式国家”，西方是罗马帝国的“征服国家”，其解体和演变为欧洲贵族封建，却是先秦“封建”的国家形式；唐宋时代“中国近世”（early modern），变贵族制度为皇权之下的身份自由“世俗”平等，完备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市场经济发达，甚至扩张为亚洲的“中国世界”，欧洲陷入中世纪的“一神教”和贵族制的“黑暗年代”，尚需个性自由的“启蒙运动”；17~18世纪之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旺发达，东方这边衰落为“野蛮落后”，需要西方殖民地“文明开化”。大英帝国的霸权时代的诗人吉卜林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交汇”（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反向性”或者灾难性的一面，这句名言依然有效，而在“东西方关系”有效互动的进步意义上，这句话或许已经过时。

风水流转到21世纪，美国欧洲日本，“主流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开始陷入困顿，腿脚乏力，经济重心再次东移。西方“帝国传统”，强势者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而历史文明沉积深厚的中国，似乎难以“归化”，至今还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异类”，没有实现“普世价值”。所以，中国的一切都引起世人的兴趣，评头品足，众说纷纭。非西方国家中，“维新”“归化”西方美国的“主流”并取得成功的，据说唯有一个日本—“东方的西方”。时至今日，日本出来对中国叫板对立，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可谓顺理成章，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一岛一山之争。从“东西方关系”的实力变化、制度形成和历史的长期的逻辑来看，中日纷争，一发全身，或许标志着“东西方关系”，或“主流”和“非主流”再次到达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或许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两边都在思考“社会的本质”和发展“道路”的“本体论”问题。

这个历史运动的思想考察，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而离开历史和哲学的思考，则无法理解眼前的历史运动。被称为“日元先生”的榊原英资，在他最近出版著书和谈话中，和“亚洲的哲人”马哈蒂尔当年反复说“look east”一样，描述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如何正在“重归东方”（Re-oriental），并肯定中国“异类”的历史合理性。在日本之后，美国金融危机，可能进入“失去的十年”，“美国时代的终结”，欧洲从一体化步入解体危机，中国和亚洲复兴，2050年的中国，可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关于中国体制，他认为，所谓共产党的“政治独裁”，本质上是和日本自党民一样的政治系统，行政体制操作则类似“明治维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官僚国家”，经营着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如果主要经济体，也即“主流世界”（本文中使用“主流世界”，相对于“非主流”或“异类”中国及“中国世界”概念）不进行“非市场化”的改革，世界经济可能进入类似于1930年的“世界同时经济恐慌”，导火线或许就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危机或者停滞。1929~1930年，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通过战争得以摆脱，战争成为最大的经济刺激，而在存在核扩散危险的今天，大规模的战争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不过局部性战争或许不可避免。

和“日元先生”的思想相反，“主流”思想界并不如此看好中国的未来。最近就有几本书，讨论为什么中国难以成为“一流强国”。比如，蒂莫斯‧比尔德森（Timothy Beardson，中文名：谭宝信）写了一本《蹒跚的巨人：威胁中国未来的因素》（Stumbling Giant: The Threats to China's Future），他写道：“中国取得经济突破的机会窗口大概20年，十分有限，错过机会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怕的人口数量加上保守、不愿改革的领导层，使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领导，或具备超级大国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比整个美国人口还多，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这样的下降趋势在未来会很剧烈，而且难以控制。美国、日本和韩国，当初在达到类似中国今天的老龄化水平时，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在1.5万美元左右，而中国2011年的数据大约是4300美元……中国会继续崛起，但是威胁太大太广，而其国内政策反应又太过谨小慎微，很难想象中国会在本世纪超越美国”。因此，作者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即适应或顺应（adaptation）。而且，“中共从1978年以来，展示了非常有效的适应能力，得以度过1989年天安门民主事件，1997年金融风暴等一系列可能导致政权垮台的事件”。……“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不断地‘适应’和调整。倘若一旦停止‘适应’和改革，垮台几乎是定局。”另一位美国的中国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对中国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最全面的审视，他的结论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要素实际上弱得惊人，而且非常不均衡……中国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重要，也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按照鲁瓦克（Edward Luttwak）的说法，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扩建軍力，可能会患上“大国孤独症”（great state autism），就是说，其他势力可能会携手反制中国，仅仅日本、印度和越南三国，实力就可能超过中国。

异常的被关注，来自于“异类”的“历史不终结”，虽然不大符合中国的“韬光养晦”。冷战时代社会制度的对立，归结是前苏联的解体，全球一体美国化，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在这个过程中，美欧日发达国家成为唯一的“主流世界”，即一个由“自由市场体系”和“宪政民主主义”的两个车轮支撑的世界体系。除此之外，亚非拉美其他“国家形式”皆为“非主流”，在理论上皆为“转型国家”，包括“去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中国。20余年之后，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获得“全球化”胜利的“主流世界”，在虚拟资本主义“新经济”登峰造极之后，开始走向反面，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标志。相反，本来只是“转型”国家，甚至于在政治危机中可能走向“崩溃”的中国，以市场经济“武装”起来，在没有“民主主义”的“单轮”体制下飞行，竟然实现了连续多年的高度增长，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东西方关系”或者“主流”和“非主流”关系，正在出现微妙的逆转，尽管关于中国的未来，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看法。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来爱用“清贫的时代”一词（Age of Austerity）来描述西方的现状，这个词在美国也流行起来，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两个轮子”的制度优势，特别是美式“武装的民主主义”，依然纵横天下，从伊拉克、阿富汗、到利比亚、叙利亚，收拾了中东、北非、大大小小“非主流”，造成一系列的“民主运动”，比如埃及的动乱。“主流”要“改造”世界，经济“全球市场化”和政治“非主流”的中国在被“改造”之列。“中国道路”、“特色”、“模式”概念混乱，没有前例说不清楚，只有其上升的实力使“主流”既感到“机遇”也感到“恐怖”。战后以来“甘当老二”追随美国的日本，经历长期的经济衰退，在用一种“没落贵族”的心态紧盯中国这个“暴发户”，并炒作出一个东海钓鱼岛危机。

这就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自中国经济“接轨”全球化以来，经济、政治、思想，或许还有治国理念，深受“主流世界”的影响和制约。一厢情愿地加入“主流”，改造自己的“国家形式”（可略称为“国形”），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如此这般，则中国“特色”、“模式”、“道路”不过是一个“过渡期”，目的地还是“主流”的“国家形式”，否则，一个“单轮”的“非驴非马”的“异类”的社会制度，最终无路可走。中国人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一头是清楚明白的“主流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加宪政民主，另一头是不知深浅的“中国道路”，左派右派站在那里，争论不休，何去何从，难得共识……在国家战略问题上，好像出来了一个哈姆雷特：迎合还是自主？这是一个问题。

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就没有正确的国家观。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东方的西方”和“主流世界”，也来自中国自己。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特立独行之人令众人侧目，何况一个“异类”大国。“韬光隐晦”者，个人立身可也，国家“立身”则问题多多。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增长，中国的“国形”和“道路”能否成立，不仅关系中国的未来，也关系到一个超越“主流世界”的新的国际秩序能否成立。30年改革，一直存在王小强提出的那个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岸在哪里”？“方法论”清楚明白，“本体论”说不清楚，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答案。面对中国与“主流世界”合作、摩擦、甚至对立，以及“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冲突，笔者这里选择一个切入点，即日本如何成为中国“周边有事”的主要因素，成为挑战中国及其“道路”的马前卒，略加分析，借此提出一个“中国道路”及“国家形式”如何应对挑战，以及中国“异类”如何具有的“普世”意义的“问题意识”。

二、日本“反美者必速亡”

近代以来，东亚的两个核心国家、中国和日本也是反向而行。日本从鸦片战争得了教训，“脱亚入欧”、“文明开化”、宪政民主、侵伐霸道，完成“东方的西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转型。对于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中国首先实现现代化，历史学家举出不少理由，比如前近代的日本藩阀武士制度，更接近欧洲的封建制度，比如江户时代的思想运动，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型等等。当然回答也可以是，因为一贯地占中国的便宜，或者和中国分离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东方的西方”修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排他性的侵伐霸道，殖民扩张，将“经营”中国大陆定位为日本的国家战略。“老大帝国”落后保守，甲午一战，丧权辱国，使两个国家的强弱关系逆转。中华民国在列强夹缝中求生，内部四分五裂而且镇压共产党，好歹有一个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年），却再次被卢沟桥的枪声打断。紧跟“主流”的“日本帝国”称霸东亚，三亿多人臣服“天皇”，直到和主流中的未来霸主美国开战，中华民国历尽艰辛才勉强成为“同盟国”的一员，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走的也是“主流”路线。战后中国共产党夺得天下，再加上朝鲜战争，日本和美国化敌为友“甘当老二”，成为“亚洲冷战”的桥头堡，继续和中国反向而行。麻生太郎副总理“大嘴”，历史上日中关系好的时候不多。……

时至今日，中国和亚洲的复兴，既依赖“主流世界”既存体系和规矩，又冲击“主流”的利益格局，“东方的西方”似乎首当其中。在产业链上，日本领头“雁行”走了一个时期之后，很快感受被“赶超”的危机，并反应到政治思想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日两国同年成立民主党政权（2009年1月奥巴马政权，2009年9月鸠山政权）。同年8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大获全胜，鸠山~小泽主政（2009年9月16日~2010年6月8日）。民主党政权提出了新观念，他们认为，世界正从美国的“单极时代”走向多极化，相应的是美日同盟的“相对化”；从日本的长期利益出发，唯一的出路是“回归亚洲”，即“脱欧（美）入亚”。一个明治“脱亚入欧”战后“甘当老二”的国家，从原来所隶属的“主流世界”“回归”他们一直脱离的“非主流”，自然触及各方面的利益，最重要是触及到美日同盟。学者型政治家鸠山和实力派政治家小泽，觉察到中国和亚洲的将来性，却没有充分地预料到这个“新思想”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就像后来美日“主流”舆论指出的那样，鸠山和小泽破坏“日美同盟”的“基轴”，甚至恢复“朝贡外交（小泽曾率领150名国会议员访问北京）。新政最初获得70％的民意支持，但是所谓“反美亲中”的路线，深深地得罪了美国，特别是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县外”转移，和小泽“第七舰队撤出日本”之说。于是一堆难题和丑闻暴露出来，杂烩政治理念的民主党内部大乱，逼得鸠山~小泽相继辞职。当然，这才是一个开始。美国不宽容反对“自民党一党独裁”的民主党，而离开“老大”的支持，其政权也注定了短命。

鸠山之后，民主党支撑了二年半。菅直人当政时期（2010年6月8日~2011年9月1日，中间两次改组内阁），开始“修复”对美关系。不过，因为2011年的“3.11大地震”和福岛核电事故，他几乎无暇顾及外交，启用伊藤忠会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中国大使（2010年6月~2012年12月），用意在推动经济合作，可以说是民主党对华政策的一个政绩，丹羽年轻时参加反日美安保斗争，后来主张“大中国圈时代”的到来。2010年9月7日“撞船事件”发生，9月24日，日本释放中国船长。围绕五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及其周边列岛，日中之间因为领土主权、“搁置默契”有无，关系空前紧张。商社出身的大使，也未能发挥其经济之长，成了“钓鱼岛大使”，他自己遗憾和无奈地说，他是“从尖阁开始到尖阁结束”。在处理福岛“核电危机”时，菅直人也触及到日美同盟。核渗漏的扩大，欧美人士纷纷回国避难，驻日美军及家属人心惶惶。如果日本无法控制核污染的扩散，美国不得不考虑撤出，甚至出现日美同盟“自然解体”的说法。美国要求介入事故处理，派专家入驻首相官邸协助救灾，民主党则以国家“主权”加以拒绝，据说官方长官枝野幸男和美国大使为此争吵，美日关系再受挫折。

菅直人之后，野田佳彦内阁（2011年9月2日~2012年12月26日，期间三次改组内阁）加速了“回归”美国的步伐，并企图和美国一起主导“太平洋宪章”，以日美为中心建立一种类似“大西洋宪章”那样的国际秩序。但是，政治历史的编写权已经不在民主党之手。2010年10月24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电视访谈中，披露了自己在和“地权者”（栗原国起）接触，要从他手里“购买”钓鱼岛、南小岛和北小岛。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他曾辅佐共和党政治家赫尔姆斯和约翰‧麦凯恩，皆为对中国强硬派）和CIA出身的布鲁斯‧克林纳（Bruce Klingner）研究员，在东京和石原会面，邀其赴美演讲，并作出安排，石原表示愿意在美国最著名的保守派机构演讲，但是据说美国人事先不知道他要讲什么。2012年4月16日，石原在“传统基金会”演讲，其中突然涉及钓鱼岛问题，并当场宣布，他已经和钓鱼岛地主达成议，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并通过港湾设施建设，强化日本的“实效支配”。石原渲染说，住在崎玉县的地主不喜欢政府，因为当年土地改革，政府曾强行没收土地，有外国人350亿日元买岛，地主如何不买，要留给子孙，而私有总有它的限度，石原知事可以信用。石原“爆炸发言”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他号召市民集资，到2012年8月14日集资14亿日元，并向政府申请“登岛”调查。在“购岛”喧嚣声中，2012年6月7日，丹羽大使在北京接受《金融时报》访问说，如果日本实施购岛，日中关系将面临严重的危机。此言一出，遭到日本政官界和媒体的集中攻击，野田政府“被动防卫”，导致丹羽被撤换。实际上丹羽此举暴露了日本政府立场的矛盾：既然敢说钓鱼岛是“固有领土”，又不得不承认此事恐“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为何不承认存在领土争议？为何容忍东京都知事胡来？

应该说，石原出手，一击中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深思熟虑，民主党野田政府不是对手。有人发问石原，“购岛”之后如果中国海军接近钓鱼岛如何应对，石原胸有成竹地说，那是政府的事儿嘛。而野田政府事先准备不足，穷于应付，只得“三面出击”，既要对付美国、中国，又要对付石原。2012年5月18日，野田团队（藤村修官房长官、长滨博行官房副长官、长岛昭久首相辅佐、佐佐江贤一郎外务次官、河相周夫官房副长官）密会，商讨对策。野田表示，钓鱼岛问题向“国有化”方向考虑对策，内在的含义是东京都知事无权处理外交问题。当然，这也是野田团队进言的结果：只有阻止东京都的计划，将钓鱼岛“国有化”，防止扩大事态，缓和中国压力。为此，他们四处活动，探讨美、中、石原三方面的口风，核心是中国的反应。2012年5月13日，中日韩首脑会谈，他们已经向中国总理及外交领导试探，居然得出了钓鱼岛未必触及中国“核心利益”，日本政府“购岛”比石原“购岛”要好，可以“平稳安定地”维持“实效管理”的结论。2012年8月19日，野田和石原在首相官邸秘密会谈，石原对政府“购岛”表示同意，条件是日本政府必须强化“实效支配”，并没有涉及他自己的过激主张，比如自卫队驻军，最多是要求政府同意设立灯塔、气象观测站、渔船避难所。众所周知，石原的一贯主张是和中国不惜一战，常规战争可以打败解放军，被野田的军事幕僚、原统合幕僚长（参谋长）评为“极端危险的言论”，在这里他后退一步，无非是逼野田决断。2012年9月9日，在APEC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和野田站立谈话15分钟，胡主席要求日本认识事态的严重性，在上述背景特别是国内压力之下，野田轻描淡写回应了几句“大局观”处理。回国之后的9月10日，立即“阁议”决定实施“国有化”，9月11日完成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2002年起日本政府每年2400万日元租赁）的交易，以及“所有权转移登记”。有意思的是，这个会议只有官房长官、财相、外相、国土交通相，野田自己却没有参加，或许刻意低调为日本国内的“地产转让”，和外交无关。造成既成事实。中国又能如何？况且美国已经承认，钓鱼岛属于日美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

这是一个既表现中日美战略博弈，又表现日本政治行为方式的典型案例。涉及对美对华关系，反美的、民粹主义的石原坚定不移，攻击一点，全局震动；“亲美”的、草根的野田首相，被动应对，首鼠两端；美国则不露声色而一举多得。日本政客之间，互动方式复杂，石原抢占先机之后，野田的心态是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取悦投票者，一方面表现对华强硬。其幕僚事后反省，不如先由石原东京都“购岛”，日本政府居中调停，或许更有和中国的缓冲余地，悔之晚矣云云。另一方面，在这个案例背后，依然隐藏着诸多疑点。比如，曾以“对美国说不”而著名的石原，为何特意选择“传统基金会”那样“新保守主义”的地盘宣布“购岛”？比如，野田的“单边决策”的背后，事先有无和美国商量？事实上，美国对此事高度关注，2012年7月8日，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M. Campbell）曾和首相辅佐长岛会谈，要求详细说明日本政府的“购岛计划”，据说坎贝尔多次打断他的老朋友的叙述，评论说，有那个必要吗？……围绕这些疑点，媒体“CIA阴谋”之说不胫而走，美国一箭双雕，既离间中日关系又叫日本民主党垮台。在笔者看来，其实已经不是什么“阴谋”而是“阳谋”，石原和野田正好是一盘大棋上的棋子，区别只在有的主动，有的被动而已。

2011年11月12日，上台两个多月的野田访美，旨在“修复”日美关系。除了大谈篮球和甲壳虫音乐邀宠之外，在两个难题上，他对奥巴马总统示好，一是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他用隐晦的方式表明，日本政府将继续努力，创造向名护市“边野古”搬迁的环境；二是日本将参加TPP谈判；依此想得高分，进一步推进“太平洋宪章”，美日同盟，领导亚太。据美方报道，在这次首脑会谈中，野田首相表示，“所有的物品和服务贸易，其自由化问题都可以放在谈判桌讨论”。其后，日本政府赶紧出来说，没说过那样的话，强烈要求美方订正，被美方拒绝，至今也是真相不明。不过，野田的举措已经意味着民主党完全放弃原来的“公约”，即2008年在大选中鸠山民主党承诺，无视自民党与美国达成的冲绳县内转移的协定，将美军基地至少搬出冲绳，小泽还叫第七舰队撤出日本呢。现在的民主党，早已忘记了当年的立场。2011年11月14日，冲绳县议会提出“反对边野古迁移意见书”，11月18日，他们派代表到东京，将“意见书”提交首相官邸及外务省，民主党在道义上已经失去民心。而且，在“回归”美国的同时，野田还公开批评鸠山“回归亚洲”和“东亚共同体”的“幻想”，强力推行增税政策，逼迫建党功臣的“小泽团队”离党。至此，民主党内部分裂走向衰败，2013年大选，他们失去政权，毫不意外，2013年7月，参院选举，民主党再次惨败，沦落为一个小野党。

民主党的迅速衰落，客观上为美国的“回归亚洲”扫除了一个障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反美者必速亡”绝非个例。日本外务省前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最近写了一本书，披露在战后日本政治，从鸠山一郎、岸信介、田中角荣、到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历届首相和政治家，如何受到美国的制约和操控。其中，田中和小泽的垮台方式近似，金钱美女丑闻，比如田中因为“罗克希德事件”被判有罪，而事实则远非如此简单。田中企图在能源和外交上更加自立，并越过美国和中国合作，事后多年有证据表明，美国有关当局是制造事件的黑手，并利用事件将他的政治生命置于死地。这个“购岛”故事，还有待全部历史真相的揭晓。总之，中日关系的背后，美国势力的阴影无处不在，渗透到政经媒体各界，还是那句老话，中日关系的本质是中美关系。而在日本，“反美者必速亡”可称一个定理。“购岛”之后，中国反应再次出乎日本政府的预料，有日本战略家们指出，如果中国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用之于东海，那将是日本的恶梦。

……

摘自《參閱文稿》No.2013~60

推薦黃曉京：《方法的日本——超越資本主義與亞洲的文化革命》，大風出版社2011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订阅】

点击标题下蓝字“大风网站”，再点关注

大风网站微信号：strongwindhk

长按下列二维码可直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