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為什麼人服務是經濟學的大本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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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經濟所 夏小林
其實，關於經濟學是否“中性”的爭論由來已久。
馬克思明確地否認了這個偽問題。他認為，不同流派的經濟學都在反映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例如，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馬歇爾為資本主義辯護，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超過它的缺點”，並對社會主義主張進行了較為溫和的批判。但由於資本主義存在缺點，他和穆勒（1806~1873）一樣的表示，經濟學和經濟學家要講倫理，要關心財富分配，要抵制富人的不義之舉，要同情窮人。簡言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價值取向不能一邊倒，要向窮人方面偏一偏。他寫道：“事實上，近代經濟學的創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溫和、富有同情心和為人道的熱忱所感動的人。他們很少關心為自己謀取財富；他們卻很關心財富在大多數人之中的廣泛的分佈情況。反社會的壟斷雖然是強有力的，但他們也是反對的。在幾代之中，他們都支持反對階級立法的運動，這種立法不許工會享有僱主團體所享有的那些特權……”，等等。
這種保守主義的調和態度，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人道主義精神的經濟學家的折衷主義價值取向，但並不否認經濟學和個人維護現存制度的核心價值取向。馬克思對這種調和主義的評價是“企圖調和不可調和的東西”。但是，精神可嘉。因為，今天有的經濟學人甚至缺乏穆勒和馬歇爾的道德水準和那種較為求實的學術精神。
劍橋學派的瓊·羅賓遜（1903~1983）發表的意見是：
社會科學中存在大量令人迷惑的有關“價值判斷”的爭論。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和政治立場。試圖假裝自己沒有任何價值判斷，並且是十分客觀的行為，註定只能自欺欺人或者僅僅是矇騙他人的伎倆。一個坦白的作者會清楚表明他的先入之見，並且允許那些無法接受這些觀點的讀者對之不予理睬。這種態度關係到一個科學家的職業操守。
在這之後，我們看到國、內外的一批經濟學人確實對馬克思、馬歇爾、羅賓遜的肺腑之言“不予理睬”，對西尼爾和奧地利／芝加哥學派情有獨鍾。看來，有關爭論是會一直繼續下去了。
至此，以史為鏡，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已經清楚地顯現出來了：對於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來說，為什麼人服務的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取向是大本大源問題。這個道理，古今中外，右翼、左翼，概莫能外。
這個事實和判斷不是左翼的製造、發明。起碼，首先在16世紀的重商主義，繼而在重農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富人經濟學”中就表達出來了。然後，在左翼經濟學興起之後，才在客觀上形成為右翼、左翼的共識和雙方都自覺遵守的遊戲規則。不過，右翼中有一些自作聰明的極右翼經濟學家口頭上不承認，並力圖掩飾它。而另外有一些人則是被那些“中性”的言論給忽悠了。
E·K·亨特教授在《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一書中，另闢蹊徑，大量引用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引用一百多年來著名極右翼學者的言論和自相矛盾的窘況來證明了這一點，引人入勝，發人深省，有助於澄清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服務目標上的混亂問題。
在中國，重複西尼爾和巴斯夏，以及奧地利／芝加哥學派關於經濟學非價值、非道德、非意識形態取向的聲音也不時凸顯出來，並形成了一種語境。在這種語境的庇護下，不時也能夠看到某些人在照搬國外極右翼的理論觀點，打著“改革、開放”旗號提出錯誤的政策主張，例如主張政府當“守夜人”或“小政府”、公共服務最小化、徹底取消社會保障、全面實行“代議制＋市場化”、“市場越自由越好”、反對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放任資本和企業家、國有企業全部或基本私有化、無條件對外開放國內市場、政府放棄干預勞動市場、取消最低工資制度，以及抹煞私有制和市場制度下會發生的勞資矛盾和社會兩極分化問題，漠視道德倫理、公有財產合法性、勞動者合法利益、社會／政治民主問題和官員／社會腐敗問題，將社會主義的歷史妖魔化等等，基本上也是在重複國際上新自由主義為中國設定那一套路線圖，並無創意。目前，經過幾年或暗或明的爭論，加之中央一再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這些聲音的市場有所縮小。我們要問的是：這些中西合璧的聲音中是否也存在一些“有政治，藏刀槍”的問題？
人類文明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演進的機制更為複雜。各種文明在衝撞、激盪中交織在一起，進而發生新的綜合，演繹出更新層面的文明，這已經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般規律。
古典經濟學維護資本家的利益，但各種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從其勞動價值論中獲益匪淺。而西方國家在1930年代大危機和“二戰”後逐步廣泛實行的混合經濟和福利制度，和社會主義運動（包括高速增長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強大影響也密不可分。
西方經濟學顯在或潛在的“三講”，並沒有妨礙有關專業人士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的描述、分析和對相關公共政策的仔細研究和認真制定。而相應的政策成果和學術成果，我們也可以結合具體的國情，酌情參考，甚至採用“拿來主義”的態度。
例如，中國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離不開官員們去參考發達市場國家的理論和考察其運行模式。其中有的具體方法，也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但是，不能迷信，認為就此便能消除兩極分化，要看到他們的局限，看到他們今天仍然穿著紅舞鞋，在兩極分化的舞臺上加速旋轉，始終下不了臺。
西方經濟學中上百年來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批判聲音，其中也有可聽、可參考、可吸收之處。例如，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西方經濟學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缺陷的批評，對國有企業中存在效率缺失和內部人控制現象的批評，對政府機構和官員具有自利性和可能被利益集團“俘獲”的批評，對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的批評，對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和公平性的批評，對當前公共服務不足、某些規制不當、貧富差距拉大、血汗工廠和腐敗現象的批評等等，其中一些內容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但是，有一類特殊情況也是需要我們時刻保持警醒的。例如，“華盛頓共識”之一是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批評這句話是白費勁。但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拒絕國際金融機構的錯誤建議，另搞一套，真正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和香港穩定，靠的還是中國自家人爐火純青的真功夫。
再如，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沒有問題。一些國際機構說非公企業的政策環境要進一步改善，那也是政府和方方面面正在努力解決的事兒。在這種背景下，對那種刻意將非公經濟發展環境妖魔化的批評（如說個體私營部門得不到貸款等），以及要廢除“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憲法條款的建議，則要多問一個“為什麼”。
總結以上，一個淺顯的啟迪是：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三講”立場不同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之間，相互交流學習、取長補短是必要的，其中的交流機制也很有必要展開深入的專門研究。但是，一定要警惕冒充公允的騙子。另外，廣採博納時“不逾矩”是重要的，是大智慧。
西方經濟學內部充滿了爭論。撇開其中的左翼不論，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從總體結構到許多局部的觀點和政策建議，都面臨著不停的爭論，具有不確定性。何況，其內部還有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西方經濟學中也不乏偏見和“死胡同”，不乏“政治掛帥”的潛在機制，不乏與獨裁政府和暴力聯姻，乃至實行跨國干預的傳統。西方經濟學正是在這種矛盾和遠非超脫出世的狀況中在往前走。走到今天了，一位研究經濟史和經濟學史的英國經濟學家還是不客氣地說，就解決宏觀經濟穩定、就業、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等重大的實際問題而言，經濟學還是“沒有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從未作出過回答”。薩繆爾森一位老校友的表達則委婉得多：這是問題依舊，答案在不斷改變。這個現象的哲學含義是，別人都沒有整明白的答案，至多可以用來做衝撞、激盪和啟發思想的原始素材，但沒有理由奉為金科玉律。
最後，用凱恩斯的話來結束本文：“研究思想的歷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摘自夏小林：《為誰作嫁？——經濟學、市場和改革》，大風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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