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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著名作家杨沫之子，真名马波。1968年下乡到内蒙古锡盟西乌旗，在草原生活了近八年。1976年调到山西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先后在文化艺术出版社、法制日报社干编辑工作。1989年应邀到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回国。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我的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胡开明》等著作。
关于恢复高考的记忆
“当天考完后，我回到工厂宿舍，把头一蒙，倒在床上，灯也不开，在黑暗中静躺着，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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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关于恢复高考的记忆，是与他的这本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兵团呆了近八年，其中有差不多五年挨整，后来改变处理，把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时就特别想回北京，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已在当地臭名远扬。可是非常非常难。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政策放宽，有一批知青幸运地从农村和兵团办回了北京。这年趁着内蒙兵团解散，我父亲一个老战友，帮忙把我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 1976年初，我拿到了到大同的调动手续。路过北京时想若能留在北京，就不去大同了。父母也同意，就托人帮忙。在北京等待期间，没事干，我就继续写自己的草原下乡回忆，即后来的《血色黄昏》。这时批邓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浓，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知青回城也被批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成了邓小平的一项罪状。回北京没有希望了。父母反对我写这个东西，为此，跟他们产生了矛盾。他们怕我在北京惹祸，就催我去大同。并要看看我写的稿子。我不愿给他们看，就把稿子藏在枕头里。过了春节后，来到了大同。到大同后，打开枕头一看，发现稿子丢了。这时，已写了十多万字。估计肯定是老爸给偷偷拿走。就赶紧写信给老爸要稿子，最怕他给我烧毁了，所以在信里说“如果你给我烧毁，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威胁了他一下。因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北京气氛很紧张，父母都非常害怕。结果老爹来信声明与我断绝关系。说我过河拆桥，恩将仇报。我很惊诧父亲为这稿子的事跟我断绝关系，就给我妈写信，想说服她帮我把稿子从父亲那里要回来。没想到老妈也给我来信，声明与我断绝一切来往。字很大，写得很简单。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刚到大同，举目无亲，父母就为写这稿子跟我断绝来往，实在想不通。虽然紧接着四五事件发生，国内气氛恐怖又凶险，到处追查反革命谣言和反革命分子。但我写的东西只是自己的下乡插队经历，跟四五毫无关系，绝对不会给老父母带来危险。所以后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对父母耿耿于怀。当时感觉前途一片渺茫，想回北京没门，心上人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大连上外语学院，自己这穷工人连对象也不好找，所以情绪特别低落。我当时在大同矿山机械厂机修车间干钳工，这个工种比较舒服。只有车床坏了，才需要我们去修。没坏，大家就闲呆着。矿机厂的工人对我特别好。业余时间，我在宿舍里继续写自己的下乡插队回忆。同事们知道我需要安静，尽量不在宿舍里吵闹。所以，靠着回忆我又把下乡挨整经历写了出来。但这稿子直到10年后才得以出版，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血色黄昏》。1977年秋，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当时父母跟我断绝来往，回北京只能靠对调，可对调对方通常都提出很苛刻的条件。我根本没戏。所以，这次高考是回北京的一个机会，自己无论如何不能错过。那时，厂保卫科需要人值夜班，没人愿意干。我就报名干了。所以白天能有时间复习功课。当时主要是复习数学，语文就看了些《语文知识》之类的。但我不担心———这些年来，总写申诉书已经把文笔练出来了。1977年12月6日上午9点，我坐在大同市第10中学教室，参加高考。心里非常激动，真没想到30岁的人了，还能人模狗样地走进高考考场。四周的考生，都是胡子拉茬的大龄青年。多数有当过知青的经历，岁数比较大，北京的不少。当我坐在这间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室里，小课桌的右上角放着有我相片的准考证时，昏昏然就如同一个土老帽儿坐在联合国安理会大皮椅子上一样受宠若惊，感慨万千。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是各省自己出试题。山西语文高考的作文题是：《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我觉得，这太对我的感觉了！过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专政多年，饱尝了各种辛酸和凌辱。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上大学。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当年肮脏污臭的马车夫也进了考场，有望回北京上大学，有多少知心话想跟人说说呀。父母不理我，孤狼一个，正好把憋在心里的话跟华主席说一说。这题目好像是专门为我出的啊！我的作文是先讲自己能参加高考非常激动，再交待原因，讲挨整经历，因为打架被抓，再逼大家揭发我，凑罪状，因为破烂小事，什么污蔑毛主席，污蔑江青，污蔑解放军，给走资派鸣冤叫屈，对文化革命不满等等给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交原单位监督改造。遭遇了很多歧视和虐待，甚至被打成独眼龙，赤脚在荒山里逃命。最后结尾：感谢党中央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让我这个沦为最最底层的老知青荣幸地进了考场。因为我的下乡劳改生活已经写了两遍：第一稿给父亲偷走了，在工厂又写了第二稿。对这段经历太熟悉了。所以，我一开笔就没停，从开始写到考试终止铃声响起，整整两个小时，手都在写，一气呵成。写这篇高考作文终于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气。过去的创伤又全撕开了，一股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包围了我，耳朵里听不见别的声音了。我边写边流泪。感觉右胳膊硬得像木头棒子，三个手指头紧紧攥着钢笔如同攥一把大斧头，拼命地写，抡圆了砍。邪了门了，那钢笔尖竟受得了！笔尖扎得桌子当当响。这些异常很快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他关注地走过来，看我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如此激动。用劈大树的劲头写字。我努力低着头，不愿意让老师看见自己热泪纵横。可这老师总是不断地站到我身边，观看我的考卷。当铃声响起后，我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根本来不及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就交了卷，里面肯定有不少错别字。试卷被我的笔尖扎了不少小眼儿，那张桌子也被戳了数不清的小坑儿。我的两个手指头攥钢笔攥出了两道青色印痕。事后听说，大同市有一个老高三的北京女生在考场上激动得当场神经错乱，胡言乱语。难怪那位监考老师总在我身旁转悠。看我扑簌簌老流泪，可能也担心我神经出了问题。
当天考完后，我回到工厂宿舍，把头一蒙，倒在床上，灯也不开，在黑暗中静静躺着，一动不动。屋里炉子灭了，很冷，而我浑身却发烧发烫……这场考试，等于和人摔了两个小时跤，精疲力竭，全身肌肉极累，尤其是拿钢笔的右胳膊。第二天，我又打起精神，考了一上午。脑子高度紧张，绞尽脑汁解数学题，但不像前一天那么激动了……事隔一个多月后的某天，在进城的公共汽车上，我听见几个青年人聊天。说这次高考，有一个北京知青写的作文特别感人，阅卷老师看了，没有不掉泪的。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本能地感觉这人肯定是我，自信我的文章从头到尾充满着一股炽热的对华主席发自内心的感谢，文字虽不文雅漂亮，但实实在在，凶猛暴烈，肯定会震动判卷老师的神经。这时，我心里有底了，感觉自己有戏。一有闲暇，我就继续改写自己的手稿，也就是后来的《血色黄昏》。1978年2月3日，我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山西还有一名考生分数和我一样，但他比我年轻，北大到山西招生的哲学系教师王守常决定要了我，他认为我岁数大，不能再拖了。而那个年轻人还有机会。王老师岁数和我差不多，也下过乡，以后我们成了好友。本来我想上文学专业，但当年北大在山西不招这个专业，所以，我被录取到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收到通知书后，我在矿机厂单身宿舍小屋里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一点也不夸张，真是三天三夜。我神经太脆弱，一有点儿刺激就睡不着。啊，梦寐以求的心上人有希望联系上了；工人这个卑微的找不着对象的身份可以改变了；朝思暮盼想回而回不去的北京能回去了！我沉浸在无边无际的各种美丽幻想中……全身燥热，彻夜难眠。让我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考上北京大学没走任何后门，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从小父母就骂我：“你不听大人话，没好下场！”这次考上北大，说明不听他们的话，照样会有好下场。听他们的话，循规蹈矩，是当不了反革命，但也绝写不出催人泪下的作文，考上北大。这说明父母并不永远正确！别看他们是老干部。没有父母帮助也能成功。考上北大的消息传出后，我们的车间主任问我：马波，你走谁的后门了？我说，什么后门也没走。他不相信，说有个好爹好娘就不一样，根本不用你自己走后门，事情就办了。——他哪里知道父母和我已断绝了一年多来往。1976年10月，我回北京参加庆祝打倒四人帮大会时，得露宿街头。因为考上了北大，父母感觉挺有面子。不久老妈就给我来信，让我回家过春节。临行前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在一起喝了一顿。此时，我的手稿几经修改，也基本完成。在家过完了春节，就直接到北大报了到。这次恢复高考对我命运的改变太大了。我从一个偏僻的小城回到了阔别10年的北京；从一个卖苦力的工人，变成了国家最高学府的殷殷学子；从一个被父母驱逐出门的丧家犬重新又回到了家。
我不是个好学生，当时教材挺没劲，还都是文革期间的教材。什么新闻史，新闻理论等等都很左，文革色彩特浓。实在没有兴趣，功课上我只求及格就行。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修改自己的手稿上。期间又跟家里闹翻了，也是因为政治观点，对民主墙的一些看法，还有私自跟外国记者接触。父母再次与我断绝了关系。我心里憋得慌，可能是心理过分敏感，自己的经历要搁在别人身上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可是我却不行，老是耿耿于怀，想出这口气。于是继续全心修改手稿，最初叫《八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曾经准备出版。为此，我们班的女生一人分一摞，帮我抄稿子。让我很感激。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批判《苦恋》，泡汤了。这本书在北大期间一直未能出版，直到1987年底才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
口述：老鬼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弘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