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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中旬，已经开了半个月的庐山会议，按原定日期即将结束。这时，黄克诚突然接到通知，召他上山。他感觉到会议上一定出事了：一是分歧意见很大，二是彭德怀可能要受到批评。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面对国内经济情况的混乱，他希望能在一个重要的场合说出自己的看法。因而，黄克诚把上山看成一次难得的机会。
上山的第二天，黄克诚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的一次接触，就证明他想错了。谭直接向黄兜出了底细：“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怀，也就毫无隐晦地亮出立场：“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是朋友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最后也成了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黄克诚是7月17日上山的，以后的几天都是开小组会。小组会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讨论彭德怀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有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克诚也在19日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主席是不满意的。对此，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做了长篇讲话。他立场鲜明地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目的是把更多的人从彭德怀那一边拉过来，扭转会议方向。毛泽东说：“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毛的此次讲话，是庐山会议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使黄克诚既感到十分震惊，也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因为彭德怀的“意见书”，一些人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有不同看法，就把一个原本“纠左”的大会，变成一个“反右”的大会？他想不通，当然也不会跟风调头转舵。
这天晚上，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与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周惠、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要过来谈谈。几个人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他们都快成右派了，黄劝他们别着急，说：“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黄说：“我认为不会。”周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说：“我认为不会。”黄这样说，也许并不代表他的判断，他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最急需的是为周小舟降温息怒，不能火上加油。接着黄又劝周小舟：“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议论不好。”这话说完，周小舟才平静下来。
按常理说，二周一李与黄克诚同是湖南人，对“大跃进”同样都持批判态度，同样都希望早点结束“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想在一块谈谈，听听老领导的意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就在几个人出门离开时，正巧碰上了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也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他们“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毛泽东23日讲话后，大家的发言依然不太激烈，对彭的批判也还没有离开信的内容。不知道是不是毛感到，他的讲话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于是，26日他又下达指示：批判要对事，也要对人。这就成了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加强了，目标除了集中彭德怀以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黄克诚也于这天作了检讨，他言辞虽变得缓和，但基本观点并未改变。
这时，对黄克诚的劝说工作也开始了。
7月30日，毛泽东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4个人去谈话。
毛一上来就给黄戴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德怀的基本观点一致，与彭是“父子关系”。然而，黄克诚并没有在可怕的大帽子下屈从，他逐条答辩：“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黄克诚如此理直气壮的申辩，说得无懈可击。而对毛泽东而言，这是一次毫无效果的谈话，并令他大失所望。
此后，毛泽东对黄的劝说还在继续。
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特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列席。会上主要是毛讲话，当谈到彭的“意见书”，毛说：“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党中央，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谈到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毛说彭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毛最厉害的话是：“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当然，彭也不断插话，对毛的话进行反驳。在这个会上，黄克诚也说了几句表态的话，不外是劝说彭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等，但他同时也不惧压力，照样为彭说公道话，证明在中央苏区后期，彭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他认为彭不是一个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的人。
会后，毛又把他们4人留下谈话，还是劝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毛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对于黄克诚，虽然已被认为是彭的亲信，但还是想争取他回头。可是，这次谈话这几个人依然没有被批判彭德怀的猛烈火力所吓倒，这再一次让毛失望了。
其后，对黄克诚的批斗会就摆开了阵势。开始时，黄克诚的态度依然很强硬，对不符事实的批评，就进行反驳。慢慢地他就意识到摆事实讲道理都没有用，只好光听不说，保持沉默，但检讨总是过不了关。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谈了两次，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善意，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但是，诬陷他人以解脱自已的事，黄克诚是绝对不会做的，因而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最后，他也没有在自已的交代中，揭发出彭德怀的什么问题。
小组批判会上，有人穷追7月23日晚，黄克诚与二周一李谈论些什么。他经过思想斗争，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把周小舟的“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那句话说了。正好，彭德怀与张闻天也曾如此议论过毛，这时也被揭露出来。这一下，会议就像投进一颗炸弹，一片哗然，黄再说什么都没用了。那些在批右倾时还对他们有些同情的人，改变了态度；原先还以为“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定谳是空穴来风，现在似乎得到了逻辑确证；什么“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等大帽子，也都一顶顶地扣到黄克诚头上。前阶段，毛只把批判重点放在彭德怀的右倾上，还想争取他们几个，到这时也就完全认定，除周惠是沾了点边以外，其他几人确乎是“反党集团”成员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克诚并没有因免官戴罪而痛苦，他痛苦的是不该因“顾大局”而违心地认罪，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