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从"汇报提纲"到"难兄难弟"——忆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我与胡耀邦认识较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同他成为朋友，是1975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耀邦在中国科学院，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虽然不在一个单位，我们却有过一段“先乐后苦”的共同经历，成了“难兄难弟”（胡耀邦语），从此结下真挚的友谊。

　　一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政治形势与以往不大一样了。年初，“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复出两年后，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批林批孔”的叫嚣逐渐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舆论压过。这个变化，当时我是感受和观察到了的，但并不知内情。

　　大概6月份，多年没有联系的胡乔木忽然找我，告诉我现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考虑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做调查研究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有九年没有工作，这年上半年，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要我到国家计委做些调查研究，但只不过是当“客卿”。现在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当然很高兴。7月5日，国务院政研室成立，宣布了七位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

　　政研室这个机构很特别，不像一般的中央部门，由某位政治局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领导，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之上还有政治局常委分管，而是直接由邓小平领导。年初，邓小平首先提出整顿军队的任务，继而借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先从钢铁、铁路的整顿入手，抓工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江青等人发生了正面交锋，结果是毛泽东批评了江，支持了邓。7月份，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层权力格局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邓小平。于是，他将整顿从军队、工业生产推展到农业生产以及科技、教育、文艺领域和党组织自身。政研室的任务，一项是编辑毛泽东选集，还有一项是调查科技、教育、文艺领域的现状，帮助修改或直接起草一些文件，写理论文章。实际上，这个机构是邓小平为各方面整顿、为抓国民经济做舆论宣传的一个“秀才班子”。帮助中国科学院修改“汇报提纲”，就是其中一件重要工作。我也因此与耀邦有了工作往来。

　　耀邦也是这年7月到中科院工作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我不甚了解。后来才知道，我们的遭遇差不多：被打倒，关“牛棚”，下干校，回北京。他比我早些回北京，即1971年底回来的，我到1972年国庆节前才回来；正式复出工作，我比他稍早几天，我是1975年7月初，他是7月中旬。7月初，耀邦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叶剑英元帅去读书班讲话，见到耀邦，于是向邓小平推荐。邓小平经请示毛泽东，决定派耀邦去中科院。这些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7月中旬，耀邦和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上任。7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同他们谈话。有些文章或著述说是邓小平同耀邦他们谈话，这是不准确的。当时国务院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是华国锋。当然，华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邓对耀邦他们去中科院寄予厚望，指示他们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并且要求他们个把月内向国务院汇报。去科学院后，耀邦、李昌等人作了大量调查研究。7月29日，耀邦约李昌、王光伟谈起草向国务院汇报的文件问题。耀邦谈了他的设想：文件分为成绩估计、组织领导、科技路线、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年规划、科学院整顿几个部分。当时决定，由李昌负责组织领导部分（这个问题还单独作为一个材料，向华国锋汇报）；由胡克实负责知识分子政策部分；由王光伟负责十年规划部分。具体起草稿子的是郁文、吴明瑜、罗伟等人。草稿很快就写出来了。从8月7日至11日，耀邦多次主持修改。

　　8月11日，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稿子写了六个问题：（一）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三）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六）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

　　稿子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及其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作出贡献，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的展开，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成果等几个方面，强调我国科学技术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

　　在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方面，稿子着重阐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科技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应当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第二，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第三，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我们发展科学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正确的方针是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国家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课题，也必须由专业队伍来搞。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第四，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我们的基点是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强调自力更生，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这是错误的；不敢介绍外国的长处，不正视差距，也是不对的。搞科技工作，必须注意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要收集、研究、分析外国的科学技术文献资料，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引进是为了借鉴，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代替我们的创造。

　　第五，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是国家的需要，理论研究也是国家的需要。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也要注意理论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统筹安排。

　　第六，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科技战线上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

　　稿子提出，在科技战线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正确与否，关系极大。科技队伍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一是解放前从旧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极少数。一般来说，这部分人知识面比较广，工作经验比较多，他们作出过努力，有所贡献。对他们要大胆使用，吸收他们参加一定的业务领导工作，用其所长，发挥他们在科学技术上出主意、做学问、带青年的作用。对于那些受审查而尚未作出结论的，要尽快落实政策，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应当安排使用。

　　二是建国以后出国留学的近万人。他们出国留学，是党和国家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人中选拔派遣的。现在他们一般都是工作中的骨干。对于他们中被不适当地审查了的，要落实政策。有学问、有干劲的，要放手使用。

　　三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占绝大多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且年轻力壮，要教育他们认识自己所担负的艰巨任务和光荣职责，努力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作出贡献。他们中不少人下放劳动多年，要采取措施，使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得以发挥作用。

　　四是从工农兵中培养提拔的技术人员。他们政治上好，熟悉生产，有实践经验，但是不少人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限制。要为他们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努力向工农知识化的方向前进。

　　稿子明确表示，我们反对技术挂帅，是反对那种只要技术不要政治的倾向，而不是不要技术。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技术、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工作上犯了方向错误。

　　稿子提出了科学院整顿的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整顿机构。二是健全、调整领导班子。按照“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选拔那些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敢字当头，能够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参加到领导班子中来。三是加快落实党的政策。四是整顿思想作风。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革命朝气，克服暮气。五是关心群众生活。

　　需要强调的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一些提法和论断，如“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正是第一稿提出来的。

　　二

　　稿子写好的第二天，耀邦就拿着去向邓小平汇报，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指示，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邓小平对耀邦说：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你们那里派性问题怎么样，我不清楚，但要搞，参考七机部的经验，还是有班子问题。邓小平提到的七机部是国防工业部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严重，问题成堆。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当时在七机部蹲点，大力抓整顿，很有成效。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耀邦召集中科院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讨论“汇报提纲”的第一稿。8月15日，写出第二次讨论稿，题目没变，结构没变，只是文字有些修改。耀邦派人送我一份，征求意见。后来知道，稿子同时还分送了张爱萍、钱学森、朱光亚、胡乔木等人。

　　耀邦送稿给我，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 ”前我长期做科学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担任过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对科学技术工作比较熟悉；二是我当时正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他很清楚，这个机构是邓小平领导的，这些人在思想上坚定拥护整顿，在倾向上反感江青等人，在整顿的问题上，我们会有共鸣。

　　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因为科学技术管理工作是我的“老本行”，通过整顿中科院，可以纠正“文化大革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些“左”倾错误。看了稿子，我觉得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对结构和内容都没有提大的意见。我也花了些工夫，在内容和文字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一直保存了我的修改稿，这使得我今天写这篇回忆文章有了一个原始文献。

　　稿子的第三部分，即“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阐述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理论色彩和政策色彩较浓，可以说是“汇报提纲”的核心部分。我的修改意见，也集中在这个部分。

　　第一条“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讲到科技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时，我加写了一段话：“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坚持政治挂帅，敢于批判资产阶级，敢于批判修正主义，敢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敢于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领导干部要抓革命促生产，敢于领导业务，深入调查研究”。

　　第三条“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讲到科技人员专业队伍时，我加写了一句话：“要提高专业队伍的水平，扩大专业队伍的规模，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第四条“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我加写到：“我们对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是：一用，二批，三改，四创。”

　　第五条“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我写到：“要继续注意防止和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和克服把科学的理论研究一概说成脱离实际的倾向。”我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这段话现在的中译文是：“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有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编者注）我接着写到：“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必须十分重视有重要应用意义的理论研究；第二，对一时还不能预见其应用价值的，也应放到一定的地位。”

　　第六条“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我加写的文字最多，有一大段话：“关于百家争鸣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比较深入的了解。初步的印象是，近年来科技工作的领导部门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没有有意识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存在着各种不利于开展争鸣的思想顾虑和一些不利于争鸣的做法，不少人不敢进行争论。我们准备继续了解情况，重申在判断政治是非上，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只要不违背六条政治标准，不同的学术见解要允许和鼓励自由讨论。在判断科学是非上要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以持有某种见解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是青年还是老年、是党员还是非党员作为标准。”

　　加写的东西，有些属于那个年代的说法、语言，反映了当时的认识局限，比如“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也有些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表达了某种纠正极左错误的意图，比如“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还有些稍显锋芒，比如“自由讨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的修改稿退回去之后，耀邦有什么反应，我已经记不得了。其他几位如何修改的，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耀邦对修改工作抓得很紧，第二稿出来后仅仅过了两天，8月17日，“汇报提纲”就改出了第三稿，题目和结构仍然没有变，只在内容、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这一天正好是耀邦到中科院上任一个月。耀邦将这个稿子送给邓小平，并附上一封短信：“送上我们多次反复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在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是吸收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最后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进一步指点，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三

　　8月2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要胡乔木主持“汇报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必要太锋利，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还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这同他第一次听耀邦汇报表示的意见，似乎有些不同，可能是出于政治斗争策略的考虑吧。

　　当天，胡乔木就给耀邦打电话，告知邓小平已将“汇报提纲”的稿子交给他修改，还请耀邦当天下午去政研室讨论如何修改。就是从这时起，“汇报提纲”的修改主要由胡乔木主持。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又把耀邦找去，提醒耀邦：“稳重一点，平稳一点，《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邓小平嘱咐耀邦：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抓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

　　从邓小平那里领了任务回来，胡乔木因为事情多，忙不过来，先让我组织几个人修改。这是我第二次接触这件事情。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搞出一个“毛坯”，主要是在结构上作了一些改动，压缩了篇幅，有些地方作了改写。胡乔木告诉邓小平，已请于光远找几位同志共同修改。邓小平对胡乔木不亲自上手修改不大满意，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你要亲自负责，并约集吴冷西、胡绳也参加讨论修改。

　　8月底，胡乔木和耀邦在政研室召集会议，中科院李昌、王光伟、郁文和政研室吴冷西、胡绳、于光远等参加，讨论修改问题。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科学院起草的稿子太锋利，站不稳，要重新搞，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不要什么都讲得那么凶。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胡乔木自己还做了发挥，说现在的稿子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用的那些语言。胡乔木认为，不要用原来稿子“力求弄通”的说法，这个说法有徘徊的意思，要讲坚决贯彻，要把毛主席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排一下，指示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这次会议商定，将原“汇报提纲”的六部分改为三部分，即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科研路线和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把重点放在科研路线的阐明上。这是胡乔木的意见，他还出了个主意：把毛主席有关科技方面的语录集中起来，加以编纂，来说明毛主席的科技路线。

　　接下来的工作实际是两项：一项是修改稿子，另一项是编选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指示。9月2日，改出“汇报提纲”的第四稿。同前面三稿相比，这一稿标题改成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结构、内容、文字有很大调整，六个部分改成三个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稿子的第二部分选编了毛泽东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编辑为十条。这个稿子之外，还编印了一个《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的材料，作为附录。

9月3日，胡乔木将“汇报提纲”第四稿的初稿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了，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这个稿子很可能分送给了国务院一些领导人。

　　9月25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要政研室编出一个马、恩、列和毛泽东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的材料。邓小平作这个布置，事出有因。第四稿在归纳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十个方面的指示后，特别强调对毛主席的科技革命路线，必须进行系统的、准确的宣传，并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对这一路线的任何偏离、割裂或歪曲。稿子指出了十个方面的偏向，其中讲到，“一定要强调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提倡学习自然辩证法，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依靠科学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实践和精确论证，就可以简单地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也是不对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看了，对这个说法有些疑问。邓小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胡乔木，并要他找纪登奎面谈。原来，纪登奎主张用毛泽东“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提法。

　　因为第二天要向国务院汇报，政研室安排孙小礼连夜赶出一个材料，叫《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选编了毛泽东和恩格斯、列宁的17条语录，毛泽东的5条，恩格斯、列宁的12条。这样第二天向国务院汇报的材料，除了“汇报提纲”外，就有了两个附件，一件是《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还有一件就是《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

　　四

　　第二天，9月26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听汇报的还有几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孙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教育部、国务院政研室和中科院学部负责人参加，政研室是胡乔木和我去的。我还一直保存着这次汇报会的记录。

　　一开始，邓小平就说：好久没有开这样的会了。他要胡耀邦先讲概况，作重点说明。接着，耀邦开始汇报。会议的前半段，是耀邦边汇报，邓小平等人边插话；后半段，主要是邓小平发表意见。

　　耀邦说：“汇报提纲”稿修改十来次，由六个题目，改为三个题目，由一万三千字压缩为七千字。三个问题：方向任务、路线、整顿。规划、归口管理问题另行汇报，11月搞出来。

　　耀邦说：第一部分四个观点：（1）成绩很大。（2）刘、林破坏干扰。（3）差距很大。说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这一点是要谦虚一点好。耀邦说：1970年美国科技人员有75万人，苏联有94万人。李先念说：我们有40来万。

　　耀邦继续汇报：（4）任务艰巨、光荣。三个方面的任务，摆法。把生产需要摆在第一，第二是新兴领域。谈到新兴领域，涉及很多新兴学科的概念、名词，耀邦说自己很不懂。邓小平说：请教专家嘛！我对科学技术无发言权。有些怪名词、怪字、新字弄不清楚。耀邦接着说：第三是基础科学。

　　耀邦说：第二部分讲路线问题。他归纳说是十个问题，汇报到第五个问题“又红又专、不敢讲红专”时，邓小平插话说：实际是不敢讲“专”字，应说清楚。

　　当耀邦汇报说进口资料很少有人看时，陈锡联插话：各省都有这种情况，图书资料放在那里，人不读，耗子读。李先念说：进口图书要归口管理，每年进口用800万元少了点。

　　耀邦汇报到“双百”方针开座谈会时，邓小平说：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汇报到思想改造要学哲学时，纪登奎说：“两个材料”是我提议选的。“两个材料”就是指“汇报提纲”的两个附件。

　　接着，耀邦汇报第三部分，即整顿问题。谈到科研人员一周有四个半天搞业务、大家不满意时，邓小平说：怎么会满意呢？还说：这“四个半天”是准确的，那“八个半天”不准确。那时一周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六天就是十二个半天，而搞业务只有四个半天，所以邓小平说这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

　　耀邦汇报科技人员房子、两地分居等生活条件问题时，邓小平说：不要解释了。李先念说：各地都有。邓小平说：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了，要修些房子。

　　耀邦汇报到落实科研人员的政策时，邓小平说：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很难说落实，因为是他们搞的。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李先念说：落实不下来，有两派在闹嘛！邓小平说：你落实了，他就落虚了。他还说：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

　　耀邦说到自己有辫子时，邓小平笑着说：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他们抓住不放，拆台。李先念说：他们不是补台，是拆台。邓小平说：办法是群众运动，群众讨论。那些人他不怕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更不在话下。你们几个算老几。他们怕群众，主席历来讲这个。

　　耀邦说到这次到科学院是党最后一次分配他的工作。纪登奎说：两年前让你当省委书记。从这次会上，我才知道曾经有让耀邦去省里工作的打算，后来为什么没有去，我不清楚。大概是担心还会调动耀邦的工作，所以李先念说了一句：过两天调动了工作怎么办？

　　耀邦汇报之后，李昌接着汇报了几件事：一件是请中央调些干部；一件是想在怀柔办一个科技学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外语的学习；一件是办进修班，把各行各专业在科研上表现特别突出的科技人员调来培养；还有一件是办一个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邓小平说：不高兴你们的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经过整顿工作，最后是99%。李昌说到办科技学校加强外语学习时，邓小平说：不懂外文，搞什么情报，没有数理化基础知识，即使高中、大学毕业了，不懂外文，数理化基础知识不具备，你怎么搞自然科学！这是对教育部提出的问题。不但懂外文，也得有基础知识。李昌讲到要办一个自然辩证法刊物时，邓小平问：你为什么只搞一个？主席对《化石》杂志都有批语。过去你们有多少刊物？现在多少？

　　听完汇报，邓小平说：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嘛，科研不走在前面，怎么行？我在大寨会议上说农业拉工业的后腿，科研上不去，会拖整个国家的后腿。邓小平谈到科研队伍现状，说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年轻人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25岁，经过十年35岁，真正来说，30岁多点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未搞科研，看电影，打派仗，科研搞得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他是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他会数学，中央表扬这个人可取。就是白专，有一点子有什么可怕！应该爱护、赞扬。邓小平还以北京大学黄昆教授为例，说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这种人是大量的，用非所学。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他是学部委员，当学部委员都是有点名气的人，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老科学家一般有知识。

　　邓小平强调，思想整顿关键是班子，要真正执行主席科研路线的人。广大科技人员，实在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能转过来，组织整顿、思想整顿还不是这些人。他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技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人为什么不可当所长？40多岁的人，搞了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依靠40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后勤很重要。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保护好，不是忠心耿耿的人，搞不起来。这也是研究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科研工作、后勤工作三个部分，要有机结合，无后勤保证，科研搞不起来。不能叫搞研究的人整天东奔西跑。所谓整顿班子，要包括这三部分人。这种人也得学科学知识，不懂科学知识，搞后勤也不行。把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调整出来搞后勤。在邓小平讲话时，纪登奎插话说：还是一分为二。大庆两论起家，讲清道理非常重要。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了，还不知数理化。这个文件对教育科技有普遍意义。但写得简单了些。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次搞清楚了点。这同政研室准备的两个附件材料有关系。我插话说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又讲到自然辩证法刊物很重要，力量要进一步组织起来。邓小平说：刊物太少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水平低一点也不怕，慢慢提高。没有刊物也不好发现人才，有个刊物可以教育人、发现人。

　　邓小平再次强调领导班子问题，他说：班子要有三套人马，特别要注意把有前途的提到班子里。外行要热心内行，诚心诚意地搞后勤工作。建议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那些比较好的科技人员，那些有前途的记下来。要创造条件，关心他们，要政治上关心他们，包括怪脾气、毛病大的，都应支持。“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工厂企业都要注意，创造条件。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家庭有困难的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帮助进托儿所，夫妇两地分居的可帮助解决。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钢铁学院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这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也发展。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国防科委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不照顾干部子弟，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会有问题的。你们搞中技（指中等技术学校——笔者注）也是对的，教育部要帮忙，试试看嘛！错误也可以当毒草来锄嘛！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这不是复旧。老师地位问题。上挨骂、下挨批，挨斗，有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也要调动积极性。如果我们工厂自动化水平提高，就是要增加科技人员才能提高，提高数量，提高质量。自动化提高，体力劳动减少。世界上先进国家不管是什么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这些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叫不叫做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嘛！科学技术也算做生产力嘛！邓小平说到这里，胡乔木插了一句：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

　　胡耀邦他们这次汇报的稿子，是9月2日那个稿子的改稿，叫《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九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汇报稿）》。关于稿子，邓小平提出哲学与自然科学写清楚，科技队伍要写清楚，写全了，除中国科学院，还有全国、国防方面的，队伍情况再改写一下，具体问题增补一点。先送主席，印发政治局。他说：叫他们过一个关，下一步再说，精力放在整顿上，使大家开始工作。“过关”就是指国务院汇报会原则通过这个文件，然后做一些修改，再上送毛泽东。

　　邓小平的讲话，后来经过整理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题目是《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五

　　在国务院领导听完汇报后，可以说“汇报提纲”基本定稿了。说“基本”，是因为根据国务院会上的意见，稿子又作了一点修改。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即报送毛泽东的稿子。30日，经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没想到毛泽东没有认可。“汇报提纲”第二部分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说不记得自己讲过这个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请毛泽东把稿子退回修改，但毛泽东这次没有退回。从后来的结果看，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已经隐约表明他并不满意这个文件。

　　10月14日，邓小平把去毛泽东那里汇报的情况告诉了胡乔木。就在这天，学部哲学所、经济所编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些论述》的材料。胡乔木立刻送给了邓小平，请他转送毛泽东。

　　找到了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根据，但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邓小平嘱咐胡乔木查证。查阅的结果，这句话来源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编印的一个内部资料《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这个资料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出处注明是1963年12月毛泽东听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那次是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我参加了那次汇报，于是找出了当年的原始笔记，记录中并没有这句话。为了慎重，还找来参加过那次汇报的韩光、范长江的记录查对，结果也是一样。我们记录的毛泽东的讲话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政研室将我和韩光、范长江的原始记录整理打印出来，又根据三人的原始记录和韩光后来的一次传达记录整理出来一份稿子，题目是《毛主席在听取聂荣臻同志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的谈话》。

　　10月24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说毛泽东退回了“汇报提纲”稿子，要他再作修改。胡乔木约耀邦、李昌去政研室，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据说，毛泽东在“汇报提纲”稿子的扉页上有批示，胡乔木还拿给耀邦看了，看后马上收回，没有给别人看。随后，胡乔木找了龚育之、孙小礼改出一稿，也就是最后一稿。既然查不出毛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稿删去了这句话。

　　这一稿再次送给了邓小平。但是这时邓小平已经受到毛泽东指责，因此，稿子没有再送毛泽东。需要提及的是，后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批判“汇报提纲”，拿出来当做批判靶子的，并不是政研室多次修改后的稿子，而是耀邦主持写的第一稿。1976年8月，江青等人掌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了一本小册子，叫《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收录了三篇大批判文章和两个附录。附录里作为批判对象的两个材料，一个是邓小平在国务院听汇报时的插话，还有一个就是耀邦主持写出的“汇报提纲”第一稿。说第一稿，也许还不够准确，应该是第一稿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理论和政策色彩最浓的那个部分。小册子发行量相当大，据说有上千万册。令江青等人始料不及的是，被他们作为批判靶子的“汇报提纲”，许多人读了之后不仅批判不起来，反而引起共鸣，认为这个稿子写得好，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会以这种方式发表出来，而且产生一种类似启蒙的作用。

　　六

　　前面提到，邓小平把“汇报提纲”第五稿送给毛泽东时，他已经隐约表示出不满。第六稿改出来后，邓小平没有再送毛泽东。因为到1975年10月中旬，毛泽东开始批评邓小平。年初，他提议邓小平作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工作；上半年，在邓小平与江青等人交锋中，他支持了邓。但是，他终究不能容忍邓的整顿触及“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邓小平实际上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很快，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席卷全国。中科院、铁道部、七机部、教育部和政研室成了运动中的五个重灾区，“汇报提纲”成了“大毒草”。

　　耀邦、李昌和政研室的几位负责人分别在各自单位受到批判，“靠边站”了。这倒使我和耀邦有了更多交往的机会。1976年7月，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后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到富强胡同5号耀邦家串门时，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況。

　　这里，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做一些描述。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我家的院子虽然很小，但搭了个帆布棚，和同院另一家，七八口人挤着睡在地上。他的院子里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他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下层只能躺一个人，铺着被褥，可能他就睡在这个下层。晚间睡着了，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檩柱直接压在身上。如果白天来地震，可以赶快到那里躺下。上层没有睡人，但也铺一点被褥之类的东西，可能也是想要它们起防震作用。这样，他的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他的卧室。他就在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读书。桌上有一摞摞的书，也有打开的、正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谈话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理论问题上。

　　这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提到“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江青等人及其舆论工具，当时已经把这个文件定性为“三株大毒草”之一。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段文字：——“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这样便吸收到与劳动相对的资本里面……表现为固定资本的特性。”(第348页)

　　——“正像在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时候那样。在最近的资本发展上也是以生产为一定程度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第349~350页)

　　——“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力量，已经不复是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在劳动时间以内所运用的动原(Agantion)的力量……而这种动原却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或科学的生产上的应用。”(第356页)

　　——“自然没有创造出机器、火车头、铁路、电报、自动纺织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都是物质的智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第358页)

　　——“社会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社会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第369页)

　　刘潇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是位老同志，德文很好。当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年至1858年）这个篇幅很大的笔记，中央编译局还没有着手翻译。刘潇然一个人花了很多时间把它翻译出来，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全书共4册，800页，七八十万字。译文不通畅，但可读，是一本要花气力去啃也不容易啃得动的书。胡耀邦却在地震期间利用“批邓”的间隙去啃，真使我感动。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工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老实说，上面我在引马克思这些文句的时候，就知道我引那样难懂枯燥的话，许多读者会望而生畏，看不下去，可我还是引用了。我的目的不是要读者去钻研马克思的这些话，而是想让读者体验一下，胡耀邦这种刻苦读书的精神。

　　那天，我和他把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找了这样五条出来。这五条都是从马克思这个笔记中“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讲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中找出来的。对这个部分中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我记得很清楚，查出来不费劲。当时没有时间再去从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去找。我和耀邦两人，就对马克思这些话的意思努力领会一番，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次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谈这样一件与“批邓”有关的事情。我们毫无顾忌地聊，谈话中，耀邦动情地说：“我们真是难兄难弟。”这是符合当时现实的一个概括，也是对后来事情的一个“谶语”。

　　还有一次，我去富强胡同串门时，看到耀邦桌上又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我问他是否还在研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他说这次他看的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耀邦说刘潇然这本书的发行真怪，二、三、四分册已经出了很久，第一分册他最近才得到。他正在看第一分册里收进的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有苏联出版的刘潇然据以翻译的德文原本，知道第一分册的内容。我说马克思这个《导言》在他生前虽然没有发表，只是个手稿，但稿中对政治经济学的不少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特別是其中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的关系。因此虽然马克思把它编入了1857年至1858年政治经济学笔记中，但应该把它看做马克思的一篇重要经济学著作。

　　耀邦那天对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的观点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年至1976年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1979年，耀邦积极主动地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我觉得，1979年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那么热心，是他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去了这两次，使我喜欢上同他一起讨论书中提出的问题了。我和他都是热心政治的人，可我们见面对政治谈得很少，而主要是谈学术、谈书本。

　　后来我又去了富强胡同好几次，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是邓小平还没有复出。我和耀邦都比较空闲，比较自由。他还住在富强胡同。我去他那里之前，从来不打电话联系，想去就从家里出发，步行不了半小时就能到他家。那几次他都在家，我都同他讨论问题。李昭、德平打个照面各人忙各人的事情去了。耀邦是1977年3月才去中央党校当副校长的，“四人帮”粉碎后我去富强胡同的这几次，都是在1976年底或1977年初。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在看一本小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他递过来，我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的中译本，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买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一个概括，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提出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吉田茂写道，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后来我说怪话，如果到我们国家农村去，看到哪一所房屋最坏，不必问，一定是学校。1994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了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耀邦推荐我阅读过的吉田茂的这本书。吉田茂这本书还讲到，日本是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日本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港口，发展沿海各海港间的航运，对日本国内运输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书中还有两次用“于是日本人就走遍了全世界”这样的语言，来描写当时日本展开对外贸易时的景象。这些，我和耀邦面谈时都没有谈过，是我后来读这本书时留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