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忆大寨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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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韦君宜：1939年到延安，后任新华社《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晋绥《中国青年》分版主编。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母与子》、《露沙的路》，散文集《故乡和亲人》、《似水流年》、《故国情》、《我对年轻人说》，短篇小说集《女人集》，短篇小说选《旧梦难温》，中短篇小说选《老干部别传》，散文杂文集《海上繁华梦》，编辑札记《老编辑手记》，杂文选《前进的脚迹》，长篇回忆录《思痛录》等。

大寨我先后去过五次。 

　　头一次接触大寨，是看刘德怀写的关于大寨的小说。头一章　写的是陈永贵在灾荒年头如何去赶集卖馒头，别人多要钱，他还按过去的老价钱要，写得挺朴素。我觉得有可取之处，就答应到大寨去，谈谈稿子，了解了解情况。 
　　这时候，“全国学大寨”的口号已经喊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学大寨运动的规模。到了昔阳县，进了大寨村，却只让我们在村子周围草率绕了一圈，没和一个农民谈成话。回到县里，见到一个宣传部的干事，大约是个知识分子吧。天已经黑了，刚挑水回来，一身是汗。他说：现在县里正抗旱。陈水贵提的：“没有见过的大旱，要没有见过地大干，来个没有见过的大变。”所以，全县干部、工人，不管干什么的，一律得跟农民一起，下地挑水浇田，而这里水太珍贵，挑一担水，一般近的要十里，远的要二三十里。算二十里吧，挑一担水，来回数十里，能浇十棵小苗。这样全体动员，一个人一天浇二十棵，要走八十里。这庄稼，是没法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计算的，简直是用人命换来的！这回我没去多看，也不想多看，就走了。后来在县委招待所听别的客人说，要了解这里的事，只能找名记者宋莎荫，主意都是他出的。 
　　第二次我又来取经，这回碰见了名人宋莎荫。他知道我们是出版社来的，果然给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没有跟着参观大队进村，而由一位专门的讲解员陪同，走得也慢点。不过，我们新看到的也还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后治窝”，看了“苦人树、乐人树”，看了大寨展览馆，都是从报纸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来的。 
　　所以，后来那几次，我本来没有兴趣再去了。那是没法子，身负“任务”，不得不去。又屡次进村，屡次参观。听讲解。记得其中一次，参观了人造梯田，四个农民连背带抬一块很大的石头，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当然，这样的梯田很美观。可是，田地由这样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个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块石头，中国人的劳力真是比牛力马力还要低贱了！当然，他们这样苦干，对这种精神应当佩服。可是当又一次进村，参观到刚建成的“人工下雨”时，我可不能不当时就“哎哟”一声了。这下雨的方法、原来是在一块田的周围，安装了若干根自来水管。好像公园里喷草地的水管一样，开关一开，管子喷出水雾。只是范围太小了，只有一亩地大小。如果中国的田地都用这种方法来下雨，那中国非首先工业化到钢铁比农田还要多才行。要不，哪里来这么多铁水管？ 
　　下午回到县城，已经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这里的县委宣传部打交道，就说：“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说吧。”那位陪同的宣传部干事却说：“这你不知道，昔阳的规矩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这里的一切机关都没有上下班时间。早晨睁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这是老陈说的，农民有什么上、下班？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到机关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话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饭以后时间跑到县委宣传部去。果然灯火辉煌，虽然不是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人办公，反正坐着几个。有正看报的，见我们过来，推开报纸就谈工作。不一会儿，还把宣传部长陈明珠（陈水贵儿子）请了来和我见面。据他说，星期天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星期天。 
　　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发动起了全体职工献身的积极性。但是，这些人还是人。要他们不管家务，一切推给老婆，也许可以。但要他们不管孩子，不休息一会儿，不买东西不上街，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难了。这不得不使人做出坏的推测：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后来见到宋莎荫，他请我们吃饭。就在县委招待所里，里边有间小餐厅，平时我们进不去的，他随口叫菜，随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主人。然后他把县里准备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向我们介绍，他们不但要自己建设大寨，还要自己写大寨。这几位未来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个题目，文章还没有一个字，就这么跟编辑联系上了。 
　　以后，大寨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过，并没看到太多新东西，却是人越来越多，排场越来越大。我记得又一次去时，还看见穿藏族服装、傣族服装的……真是全国东西南北的人，无不来此瞻仰，来听讲解员那无数次的重复。我们也又看见一点新建设，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刚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让它“平”的面积稍大一点。 
　　宋莎荫也再次和我见面，这次显得熟多了。他跟我闲谈，谈老陈怎样一回山西就到昔阳，谈老陈家里的事。老陈给儿子陈明珠找了个很朴素的媳妇，陈明珠不要，要漂亮的。又谈到他们关于大寨的宣传计划。关于这，老陈说了：“是你当副总理还是我当副总理？”显然这计划是宋莎荫提的。 
　　计划不是区区一本书了，是一套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典型录、昔阳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县……当时我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一大套任务，而他说：“这是跟老陈商量好的，就要这样成套。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这时，这群年轻“作者”也已经在宾馆里出出进进，看样子已经脱产写作了。我无法可想，只有含糊点头，说以后再详议。 
　　就在这以后不久，我最后一次来大寨，原因是大寨那批年轻作者的短篇稿子已陆续交卷，但经我们的编辑看过后，认为实在无法出版，这下子惹起了陈明珠在全国有关出版会议上愤怒的抗议，原来负责答应出这本书的编辑组长也不答应，而编辑人员们跟这本书打了多次交道，谁也不愿再去昔阳了。没办法，只好由我出马，带上—今从未去过昔阳的编辑杨匡满，另外还有我们出版社去编诗的、编舞的，也都在昔阳。 
　　这次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人家的接待也十分隆重，让我们住进了新建成的“大寨宾馆”。尤其使我受宠若惊的是，因为宾馆宾客如云，高级房间不够分配，竟蒙宋莎荫特批，让我住进了这里为陈永贵特留的房间，引得我们社一群编辑都进来参观，说：“这次你可受到了‘国宾’待遇了。”但是，陈副总理这个房间究竟如何？按其设备来说，不过是一个普通宾馆的带套间的房间，尤其使人想不到的，是室内那些铺在茶几上的、垫在高脚花盆上的台布，不但不是挑花网扣之类的纱巾，连普通塑料布也不是，而是农村小女孩常穿的红地绿花点子花布！不仅此也，好像怕台布滑下去，还在每个桌子角都用针线缝成个角角（也许是为了不必换洗？），台布变成了未完工的枕套，这个设备实在新奇。当然，这实在太土气，土气到任何旅馆也不会这么办。我当时就想了，除了陈永贵，别人谁也不会搞这个摆设。在这里，陈永贵让我们看了看他自己。 
　　然后就该我们分头下去“采风”了，诗歌组要搞一本《昔阳新歌谣》。这本最容易，那时候村干部无人不会凑两句合辙押韵的，随便抄抄就是一本。编舞的那一本就相当困难，说是什么民间歌舞要在昔阳会演，要专出一本昔阳创作的歌舞集。这时候，音乐出版社已经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虽然管不着人家的工作，却也算挂名，我就跟她们下去观光了一次“采风”。地点是昔阳某村一个小学校，演员就是小学大约四五年级的女学生。内容是我们小时候谁都学过的表演唱。农村女孩对歌舞大约很难有机会接触，动作非常迟钝，配不上曲调。那位老编辑简直用尽平生之力，像给大乐团、名舞蹈家记录作品一样，记曲谱，画舞步，就是为了要出这本书。（后来还为了要出这么一本太麻烦的书，出版部说来不及，干不了，我不得不帮着音乐编辑室，要一切让路，把这本大寨任务书硬安排了进去，抢印出来。） 
　　我个人的采风任务，是按照那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访这些模范村。 
　　那是1975年，我和编辑杨匡满两人坐个小吉普车，到每村之后，都是跋山涉水，尽力实地参观。但是可惜现在叫我怎么想那些村的特点，除了拼死挖土这一条之外，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挖掉了一个土岗，挖通了一条渠……都差不多。只记得各村都向我们介绍，他们村原来的支部书记现在都到邻县当县委书记去了，模范的经验要推广嘛，所以现在昔阳附近各县，已经全由昔阳人做主，包了。听了这话，我不由得想到，这有点像殖民地政策，再过几年，昔阳的干部不愁出路，一个个出去走马上任吧——但是，当然不能光这样挖苦人家，看不见他们真正受的苦。有一个现任支部书记，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曾偷偷地对我说过一句：“别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两年干部的牺牲提起来有点瘆人。不管发大水、出沼气，不管什么要人命的事，支部书记都得把心一横，头一个跳进去。死的是真不少！”他也算是提着脑袋在干的，我不得不为之默然。 
　　参观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回到北京，那本书得出啊。别的过去跑过昔阳的编辑，都冷眼看着新责任编辑杨匡满，他既然没有成见，那就看他怎样编这本书吧。等他看完了，他却把稿子往我办公桌上一搁，说：“这怎么能出啊？是中学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我苦笑了，说：“我早知道是这样，哪用得着细看？你去瞧着办，凑合事吧。”于是他把稿子拿回。在我社出版部的书稿印数、发行范围单子上，有书稿质量一栏，一般编辑对于看中的稿子，总是填个“优秀”，勉强一点的，填个“中常”，杨匡满却在这一栏填上了“很差”两字。这是从来没有的。我也只能把心一横，只当没看见，签上字发了出去。那些舞蹈诗歌的书，自然也都由各书的主管副总编辑签字发出。 
　　但是这时我下了决心，这一次就凑合了，以后的《大寨丛书》可不敢再奉陪，慢慢拖着办，走着瞧吧。我再也不想上昔阳去了。那个“国宾”别墅也不想住了。 
　　很快就到了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使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之中，后来又加上了深沉的愤怒。正在这时，我社的上级单位忽然来了通知，叫我们去人参加大寨学习参观团，去人越多越好。许多人对于这次活动都不想理睬。后来拉了一些人去了，他们大概本来以为周总理去世引起的波澜，很快就能过去，所以循例参观了一通，就回来了。谁知天安门的诗歌和吊唁，这时正到高潮。全社的人，大都在禁令之下偷偷跑去。天安门成了人们向往的中心。上级单位便又发通知，大寨参观学习团要作详细的传达报告，占工作时间，叫全体同志去听。结果，礼堂的位子大部分空着，因为人们不去。于是又上楼来叫，还是没几个去的。我安坐不动。有一位来“掺沙子”的军代表（就是身穿军服，跑到我们这些文化单位来当领导的军人，号称“沙子”。见毛主席关于林彪指示的文件），用手指着我说：“身为党员，连党的号召都不响应，连大寨都不去学习！”我的愤怒已经塞满胸膛，还说什么？这时我只淡淡一笑，说了一句：“我去过五次大寨了，比一趟参观知道得多！”还有几个不去的党员，一言不发，怒目而视。他才没意思地走了。 
　　大寨，竟变成了反对周总理，抵制群众的一块招牌。在这种状况下，使人们听见大寨当然齿冷。这怪谁？ 
　　我想：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硬要他去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至于对他本人，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 
　　至于借有利于己的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那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有的，不足深责。谁叫你听信他的出谋划策来？ 
　　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