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毛泽东赋闲卧龙山，相忍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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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也许毛泽东的脑海里闪现过邓小平老婆离婚的往事。这是后话。刚毅执著，坚忍不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邓小平在遭受坎坷、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他非常达观，善于用乐观主义对待一切，在工作中调整心态。他几次向党表明：“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气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相同、相通的。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榜山翁祠召开扩大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根据“左”倾中央的指令，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所谓“右倾”错误，并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决定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之职，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会上，后方中央局几个同志声嘶力竭，劲头很大。周恩来据理抗争，顶风而为。他不仅替毛泽东解释、辩护，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而且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由于“左”倾错误的盛行，这时的毛泽东尚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方案，但最后又以批准毛泽东暂请病假为由，要毛泽东回后方工作，必要时到前方。10月26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又被解除军权了!
他满怀惆怅，离开了他熟悉的红一方面军，离开了他习惯的军旅生涯……
战争年代，失去了军权，就失去了实际领导权，就没有说话的分量，这是谁都清楚不过的。真难为周恩来了，他在毛泽东被解除军权的通令发出的第三天，在战役计划上还署了毛泽东的名字，还特意注明了一行字：“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周恩来真是用心良苦啊!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特意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探望道别。周恩来安慰道：
“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恩来，您放心!前方如有急需，打个电报我就回来!”毛泽东慨然表示说。
两位苏区领袖互道珍重，含泪握别……
宁都小源，种下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厄运。
毛泽东落难宁都，遭受了他在中央苏区乃至一生中最为激烈的打击和批判。作为中央红军的统帅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开创者，他能不痛心疾首，能不耿耿于怀吗?
毛泽东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最落寞的日子，且怨情难消，成为他终身难忘的记忆。诚如他后来回忆所言：那时，“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
毛泽东被削去军职离开宁都后，心境不佳，一屁股疾驰长汀，到了福音医院。在这里，他见到了老院长、老朋友傅连璋，见到了分娩后的妻子贺子珍，尤其是喜得贵子，郁闷中的他总算得到了某些慰藉，心境开始平和了许多。
根据傅连璋院长的安排，毛泽东下榻于长汀城北卧龙山下的红军干部休养所。
卧龙山是汀州八景之一。山上松柏参天，葱茏苍翠，建有重檐翘角、飞金鎏彩的北极楼和金沙寺。山的南麓有一幢精巧别致的淡红色两层小楼房，原是长汀一土劣的别墅，红军进占长汀后没收改建为红军干部休息所。
毛泽东在这里见到了周以栗(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陈正人(江西省委组织部长)二人，他俩是因患肺结核病到此疗养的。同时，还见到了在这里治疗腰伤的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四位老熟人常在一起聊天，倒也自在。
毛泽东在卧龙山疗养、休整、读书，一呆就是三个月。
卧龙山下困卧龙。毛泽东倒是个很洒脱、很豁达的人，既然人家(博古等)不发“召回”电文，就在此呆着吧。他悠闲地侍妻育子，闭门读书。
大作家海明威说得好：“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毛泽东退隐卧龙山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心态趋于平静。他从来就是一条硬汉。他是打不倒的!
红军和苏维埃的“卧龙”，总有一天是要“出山”的!
二
邓小平在苏区挨整、办报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
毛泽东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消息来源的渠道是多方面的；胞弟毛泽覃撤职、下放后，也被调回瑞金，在苏区互济总会做宣传工作，常来说说情况。毛泽东心里明白，什么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统统都是冲着他来的!唉，真难为罗明、邓小平了……
毛泽东甚至知道邓小平“老婆离婚”的事。“左”倾路线，棒打鸳鸯，太可恶了!
对于邓小平来说，撤职、劳动，并不可怕；真正让他精神上受折磨的，是妻子阿金在他危难之际与他分手、离婚。
阿金，即金维映，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30年就不幸去世了。阿金是邓小平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同被中央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到了瑞金。邓小平主政瑞金、纠正肃“社会民主党”错误后，就与阿金结为夫妻了。
说起来，阿金倒真是一个女能人、女强人，一个干练、出色的女干部，我党历史上早期女县委书记之一。她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是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她就担任中共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在苏区以扩红、征粮的“突击模范”而闻名遐迩，曾上过《红色中华》的光荣榜。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撤职检查的危难时刻，她经受不住“左”倾错误的高压，竟向邓小平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这对邓小平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邓小平是条硬汉。为了使妻子不受牵连，在瑞金总政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里，邓小平咬咬牙，挥手在阿金的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阿金与邓小平离婚不久，嫁给了魁岸的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阿金后来的工作仍然很出色，长征到陕北后曾任抗大女生队队长。后因咯血，1938年被党组织送去苏联治病，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俄文名字叫妮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幸殁于莫斯科郊外的战乱之中，时年37岁。
事业上的沉浮，生活上的波折，尤其是两度失妻的痛楚，对于邓小平来说，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好在有战友们的关心，好在有《红星》报的寄托，邓小平襟怀坦荡，忍辱负重，很快就摆脱了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扰，投入到红军与苏维埃的创造活动中去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也许毛泽东的脑海里闪现过邓小平老婆离婚的往事。这是后话。
刚毅执著，坚忍不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邓小平在遭受坎坷、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他非常达观，善于用乐观主义对待一切，在工作中调整心态。他几次向党表明：“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气度。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相同、相通的。
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也处在困境之中。
自从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以后，毛泽东过了一段赋闲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有些事想起来又好笑又好气。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他指挥若定，得心应手，连获三次大捷!如今，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洋房子先生”们又想把红色首府从瑞金迁到赣州，一再坚持打赣州，他竭力反对攻坚城，结果打赣州打输了，反认为是对的；他率部打漳州打胜了，反倒是错的，都来批毛泽东，这是什么理!党内还有公道吗?什么“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党内也来这套外交辞令!毛泽东退避三舍，在汀州卧龙山一呆就是三个月。在这些日子里，乳儿的笑脸，子珍的深情，院长的照料，罗明的笑谈……这些都给毛泽东带来了慰藉与喜悦。没想到，他在福音医院与罗明的一席谈话，又招来了个什么“罗明路线”!紧接着，又有什么“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听说博古还说什么要批“比罗明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困惑了，恼怒了!前方在打仗，后方却在整人!他多想重上前线，同恩来、朱德、稼祥一起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啊，可是他没有得到中央局的召唤!他的心在滴血!三个月过去了，毛泽东于1933年2月回到红都瑞金。不几日，中央领导人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责成毛泽东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而且要按照国际和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来搞。这真是强人所难啊!这不是明摆着要否定他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成果嘛!毛泽东心中充满了苦涩，但既然中央局作了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他又相忍为党，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了……在查田运动开展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他同林伯渠、吴亮平、邓子恢等人一起，狠抓工农业生产，发展国营经济，兴起合作社运动，开展对外贸易，保护私人企业，开办国家银行，稳定财政金融，创办中央医院，发展文教事业……如火如荼、红红火火的经济建设运动，不仅维系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作为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运动主帅的毛泽东，简直要累垮了!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竟然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而且又把毛泽东批了一通!几天后，即1934年1月22日，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二苏大”落下帷幕后，在人事安排上，又拿掉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毛泽东被架空了，成了博古所嘲弄、戏称的“中国的加里宁”!罗迈在回忆此事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是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实权却操在斯大林手里。毛泽东虽然成了“加里宁”，却仍然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相忍为党!邓小平在逆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整人很有一套，打仗却是外行。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带着“马背上的共和国”，邓小平带着《红星》报编辑部，默默地迈步长征了。
选自《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 余伯流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