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坚决捍卫新闻自由 告诫同仁“报有报格”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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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民国有四大报人，在炮火与白色恐怖的纷纷扰扰中，除了成舍我与张季鸾得以善终以外，邵飘萍走上了刑场，史量才遇刺。他们在当时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却不得善终，到如今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史量才的《申报》与张季鸾的《大公报》，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天津，一南一北，在全国形成呼应之势。张季鸾办报，守的是文人论政老路子。但史量才不同，他更具有实业家的气象。他不仅仅关注言论力量，更关切报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实体力量的发展。因此史量才不仅仅是报人，他还兼具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别人有军队、有枪，他有报纸，面对威胁，史量才毫无畏惧，他还扬言“手下有百万读者，足以纠集民意与舆论抗衡独裁之政府”。
正因为史量才不是手无寸铁之力的书生，他的行为被当局看作是“挟《申报》自重”，甚至有人向蒋介石报告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史量才这样复杂的新闻人士，在当局眼里无疑是非常难缠的潜在政敌。多次拉拢不成，当局就使出了惯有的消灭政敌的方法——暗杀。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与家人乘车由杭返沪，被戴笠布置的六七个特务拦堵刺杀。从此以后，《申报》被国民党委派的潘公展所控制，几乎再也没有不偏不倚的独立言论。
史量才像
申报馆前整理分发报纸的商贩
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他的办报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战斗精神。他曾告诫报社同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申报》是中国近代一份赫赫有名、影响深远的报纸，在其近百年的沧桑历史中，原《申报》总经理、爱国民族资本家史量才为它的发展直至辉煌鼎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史量才(1880—1934)，原名家修，祖籍江苏江宁县。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1905年，他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史量才参加了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结识了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等，参加响应武昌首义、谋求江苏独立的活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期间，他参加了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
振兴《申报》的新兴企业家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面目，对革命抱着满腔热忱的他感到十分失望，从此把主要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
1912年9月，史量才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支持下，接办了当时已亏损数年、发行量只有7000份的《申报》。为摆脱惨淡经营的局面，史量才首先赢得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接着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同时，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积极开拓广告业务，大大增加报纸收入，并以敏锐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囤积廉价纸张，降低生产成本。由于经营有方，《申报》在短期内面貌便焕然一新，业务逐渐增长。1916年，史量才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
现代化报纸的最大特色，一是销量大，二是传递消息快，这就需要大厂房与现代化的印报设备。为改变《申报》原有的极为简陋的馆舍及条件极差的设备，史量才不惜承受经济困难的压力，致力于印报技术的现代化。1918年，他用70万元新建了一座共5层100多个房间的大厦作为《申报》的馆址，并从美国购进两台新式印刷机投入生产，其速度与4台普通印刷机相当，可同时印报18张，每小时印报3万余份。其他如铸字机、纸版机、铅版机、制铜版机和锌版机等亦全部加以更新，《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善的报纸。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惊叹世界上唯有《申报》及《泰晤士报》有此现代化的规模与气势。
在改善技术设备、创新经营理念的同时，史量才还不拘一格、不惜重金，网罗人才为《申报》服务，如聘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任副刊《自由谈》主编，刊登茅盾、巴金、郁达夫、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仅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就发表了鲁迅140多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使《自由谈》一度成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刘海粟因“模特事件”落难巴黎时，也被史量才聘为《自由谈》特约通讯员，每月酬金百元，这是当时《申报》的最高稿酬。在得知陶行知从日本回国后，为了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劳苦大众中去，史量才不仅资助他十万大洋，聘其为顾问，而且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共商《申报》改革大计。人才济济的《申报》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史量才的锐意改革、苦心经营下，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申报》的发行量急剧上升。与此同时，还连续出版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和《中国分省地图》等书刊，读者面不断扩大，报社资金积累亦成倍上升。1912年史量才等以12万元购得《申报》，到1938年，《申报》仅有形资产就达150万元，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拥有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
以《申报》为基础，史量才不断拓展业务范围。1921年与南洋侨商合办中南银行；后又集股创办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1927年经办《时事新报》，之后购得其全部产权；1929年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新闻报》大部分股权，一跃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史量才本人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史量才抱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为终生事业。他常说，“新闻家，国医也，……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吾知报界中不乏年富力强饱学深思之士，当此国病垂危，必能併力同心诊察其症结所在，处方下处，起死回生，挽救浩劫于万一”，以此来呼吁作为舆论先锋的新闻界同仁在国运倾危之际戮力同心，寻找国势衰微之病因，共同担负起时代使命和民族重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在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他曾告诫报社同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坚决主张捍卫新闻独立与新闻自由。
《申报》在史量才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后，宋庆龄撰写《宋庆龄之宣言》予以严厉谴责和抗议，但没有报社敢于公开发表，史量才得知此事后，当即决定全文见诸《申报》。他还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冲破新闻封锁，顶住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在《申报》上发表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和各方函电，对其活动进行全方位跟踪报道，使民权保障同盟正义的呼声传遍国内外，扩大了同盟的社会影响。《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 《申报》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令国民党当局感到莫大的恐慌，蒋介石设立新闻检查所，给各报派员督导，唯史量才坚拒不纳，否则《申报》宁可停刊，以维护其“独立之新闻乃世界幸福之所赖”的办报理念。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蒋介石政府试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所动。由于言论自由进步，1932年7月至8月，《申报》曾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之后，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威逼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军队”，史量才回敬说：“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我们也不敢得罪。”
腐蚀拉拢、威逼利诱均告无效后，1934年11月13日，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军统特务将其暗杀。
秉持“以史自役”办报方略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对历史客观忠实的反映，应成为“史家之别裁，编年之一体”。要为后人修史建立完备的档案，必须有完整的资料，因此报纸肩负着“通史之任务”，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
在接手《申报》之初，史量才发现《申报》整整40年竟未留存一份资料，他上任伊始就决定收购自1872年4月30日至1912年10月20日的全部旧《申报》，为此反复刊登征集广告，最终从民间一位收藏者手中征集到了自问世起整整40年的几乎所有《申报》(仅缺7张)。史量才在1928年的《申报》二万号庆祝会上表达了百般搜求之用心所在：“慨自17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之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报》秉承他“以史自役”的办报方略，尽力全面、详尽、真实地记载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成为记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详实的“百科全书”。
史量才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办报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战斗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史量才忠于新闻事业、尊重客观事实、不畏强权的办报精神，值得今人纪念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