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高考：他的作文登上了《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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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文史参考》“建党90周年专刊”选登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一天的报纸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当年的高考作文，《人民日报》先后选登了三篇，陈平原是其中之一。
1977年冬天，23岁的陈平原和570万中国年轻人一起，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这场本该一年一度的考试距离上次开考，已远隔了11年。1977年的这场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后的一场知识界的甘霖，中国知识分子积压了十几年的苦闷，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释放得淋漓尽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风尚。
2011年春天，记者来到北大中文系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拜访如今已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
“作文写得不好，考场历来不出好文章的，”如今回头看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高考作文，陈教授只是挥了挥手，一句轻描淡写，转而却说：“但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篇作文见报时，陈平原已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了，天之骄子，“当时戴着校徽上街，总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们这一代人，对恢复高考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如果不是凑巧在这个节骨眼上考上大学，日后很难有办法出头的。因为你的眼界，你的经历，你的学识，甚至外在的条件，都决定了你很多事情不可能做。”
这天天气很好，阳光从窗子射进来，外面却满天飞絮，“北方的这种天气很多人受不了，我们南方就不是这样的。”温文尔雅的陈平原久居北京，但骨子里还是惦念南方的故乡。
1977年12月，陈平原全家照
作者陈平原近照
大山脚下长大的城里娃
每一个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几乎都有两段共同的往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到再次看到中国高等学府向他们公平地敞开大门，已经过了11年。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很大冲击。1940年代后期，在潮州金山中学念书的父亲迷恋鲁迅和新诗，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属于左翼学生。后来因朋友邀约，他到台湾《中华日报》社工作，主要是为了写作，也确实发表了不少诗文。1948年底，父亲赶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两岸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父亲于是常被怀疑，为什么要从台湾回来，是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本来在县公安局当指导员的他，只好到离潮州城二十里的农业学校，做一名语文老师。
汕头农校办在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所以，我身份是城里人，却住在农村，要到农村的小学和中学去念书。小学一年级起，我每天上学都得走五六里路，还要经过一条十米宽、六七米深的小河，河上建了一个作为水渠的木槽，我们只能把书包挎在后面，然后手脚并用，爬过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显得很严重。小时候，我有点埋怨父亲太谨小慎微了。后来他跟我说，这段历史，除非解放台湾，他永远讲不清楚。因此，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躲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专门拜访了《中华日报》社，回来写了一篇《风雨故人来》。听说“故人”子弟来访，《中华日报》社很关心，帮我翻查相关资料，但找不到。因我父亲那时是校对，业余时间写诗作文，属于小萝卜头，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档案里面根本没有。但当年，因为父亲这段无法调查清楚的历史，我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1969年夏，我初中毕业，无法继续升学，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到海南岛的农场，一是回我的老家插队务农。我的老家是潮汕地区的一个山村。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回不来，我成了家里的老大，老大就要承担起责任。我就告诉两个弟弟和祖母说，我们回老家去吧。那年我15岁。
父老乡亲对我们很照顾，回乡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刚开始，我教小学一年级。教一年级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的经历，必须从头教他们，上课的时候不能乱吵、不能跑来跑去。孩子们会突然说，老师，我要尿尿。你要是说不行，他/她就会说，老师，我尿裤子了。我曾骄傲地对朋友宣称，自己大概是北大唯一一个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班的老师。
1971年，邓小平回朝，我很想去念书。但放弃教师职业，重新当学生，是一个不小的转折。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虽然我只是民办教师，但工作比较轻松，不用风吹日晒，还有一点补贴，可我还是选择了念高中。
入学前，我花了一个暑假，把数学捡起来了，但化学、物理实在不行，我从没学过。好在当时学校要求不严格，别人都不怎么愿意读书，我又很认真，很快就成了全班乃至全校成绩最好的了。有一年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99.5，只有体育课没有满分。
两年后，我高中毕业，重新回村里种田。后来有机会，我又当起民办教师来。在农村那几年，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回忆“上山下乡”，苦闷一词最贴切
1972年，高考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以陈平原的家庭背景，是绝不可能上大学的。未来没有出路，年轻气盛的陈平原曾说过一句让父母伤心不已的话：没想到我们兄弟三人会屈死在这个山村！
陈平原选择了回乡插队，但事实上，他能选择的只是下乡的地点，而不是下乡的命运。在父老乡亲身边，年轻瘦弱的他第一次拿起锄头当农民。在陈平原看来，知青们精神压抑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物质匮乏，回忆起那段历史，陈平原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苦闷。
多年后，有一次跟学生谈起乡下生活，他们很高兴，说那多好啊，不用上课，整天在田里跑来跑去，呼吸新鲜空气，还锻炼身体。我只有苦笑，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当年的苦闷。
对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来说，最痛苦的，就是不能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家乡的习俗是，有脚走四方，父亲去台湾，祖父走南洋，都是自己的选择。可到了我们这一代，连自由走动的权利都没有。一个人被禁锢在一个小地方，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缺乏文化或金钱，而是政策上不允许。
村里有一个女孩子，到广州给人家当保姆，我们都很羡慕。要是北京可以自由打工，我肯定来。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不能随意外出。潮汕地区没有铁路，外出只能靠公路，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搭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广州去看看。
我在乡下总共呆了八年，抗日战争也是八年。我们家已经在村里分了地，并请人帮忙盖起了房子。对我来说，下乡不是度假，也不是挂职当村官，而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那一代知青，很多人喜欢文学，一是因为个人心境，苦闷需要宣泄；二是有些人确实有才华；第三个很重要，潜意识里，希望靠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唯一不考虑家庭成分，可以凭个人努力，被调进城里（包括军区）的，除了文艺表演，就是文学创作。受此潮流影响，我开始努力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发表在当地的报刊上。县文化馆长表示认可，希望找机会调我进去。后来上大学，发现好多人有类似的经历。
当时大学招生实施的是“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许多人对这个十六字方针十分不满，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他后来还强调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
第一次听说恢复高考，大概是在1977年9月、10月间。“文化大革命”中，舆论是高度控制的，我们只能看报纸。读了《人民日报》，才知道今天又有谁被打倒了。生活在粤东的小山村，中南海的风雨我根本不懂，各种真真假假的谣言，我也懒得分辨。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此前也有“考试”，但决定性因素还是“推荐”。对这次改革，我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到现在也不知道高考分数
1977年11月高考开始报名，对考生家庭出身条件的限制，也被取消。当时是各省分别考试，陈平原所在的广东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而他妻子所在的北京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那年冬天，570万考生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由于准备仓促，印刷试卷的纸张不够，邓小平亲自下令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
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开考，只有短短2个月时间，很多考生都来不及准备。当时有句话，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陈平原却不同，下乡八年，他从未放弃过读书，很多上大学时才会读到的文学专业书籍，他拿着锄头种地时就看过了。因为父亲在1975年时就回家了，所以陈平原的政审也没有什么问题。高考是真是假，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了，反正有机会就考。
当时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考前复习，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重温数学，语文根本不用念。我毕业的那所中学组织了短期培训班，让想考大学的同学回去复习，报名的人很多。那一个月，我全用来啃数学。老师用最快的速度把中学数学理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做各类习题。那时我还在教书，一边上课，一边复习。我以前教的学生也参加高考了，可惜他们没考上。
当时我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念书就行。上大学前我没走出过潮汕地区，连省会广州都没去过，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才，更不知道自己能考成什么样子。
填志愿时我并不知道分数，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不公布分数，事后我也不想打听。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人家嘲笑，说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考中大？父亲是中专教师，对考大学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我第一志愿报中山大学，第二志愿华南师院，第三志愿肇庆师专，有一个等级的过渡。我妻子夏晓虹也是那一年参加高考，她三个志愿：第一北大，第二北师大，第三南开。因为她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不想离开了，即便念书，最远只能到天津。我说，幸亏北大要了你，不然，后两个肯定落空。因为三个都是名校，同一批次录取。我跟她不一样，她在北京，念不念书无所谓，我是一定要走出去的。
过完年，各高校开始寄送录取通知书。中大的通知书到得很晚，眼看着别人都接到了，我还没有，有点急。那时我很瘦，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有体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体检时才99斤，还差一斤，直感叹，早知道，体检前应多吃一个红薯。为这事，父亲专门带我去请教韩山师专的校长，分析了大半天，估计特殊专业才有这样的要求，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上课，听说有我的挂号信，我就知道自己考上了。接过录取通知书那一瞬间，我最想说的就是：以后，我自己能给自己的命运做主了。
高考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
陈平原的高考作文见报时，他正处在天之骄子间的激烈竞争中。校园里，大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派。像陈平原这样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理所当然地属于乡下一派了。两大集团间并没互相排斥，只是话题和兴趣有所不同。
记得有位北京的同学说，他们家的邻居是朱德的警卫员；也有广州的同学不时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挂在嘴边。像我这样小地方出来的，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特别怕露怯。而且上大学后，我很快就明白，必须正视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不说别的，“文革”中北京知青的地下读物，和我在粤东山村里所读的书，完全是两回事情。
记得有位老师提醒：小地方来的同学不要自卑，一开始起点低，到毕业时，可能比大城市的同学更有出息。因为大城市里诱惑多，起点比较高的城里人，自视甚高，喜欢吹牛，不像小地方来的同学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且全力以赴学习。现在，我也用这个观点敲打或激励我的学生。
但是，还没有等到毕业，陈平原的这种“阶层感”就被打破了，“那篇作文让我比较快地完成了这个转变。”陈平原曾经写过一篇《永远的“高考作文”》，回顾这段经历：有一天，指导员跑来告诉我，电台广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复述的几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同学们纷纷猜测，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错了，如果是，此公入学资格都成问题……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后来我到食堂打饭都不敢抬头。直到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我的作文。“城里人”对我也刮目相看了，有的道贺，也有的很不以为然。
陈平原“拜读”了好几遍自己的作文，却始终没品出味来，直到有一天，看到好几种《高考作文选评》中，把这篇文章说成一枝花，这才恍然大悟。“入学前我在中学教语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那些才气比我大的小作家们，写的都是文艺性散文，不大合高考作文的体例。”
对于1977年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当年的阅卷老师归纳了这样几条标准：字数较多，结构完整，内容基本符合题目，能记住报刊上的一些时髦词语，而且能把这些词语写得连贯，错别字少。陈平原的这篇作文，从结构、语言到叙述方式，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采访中，陈平原一再表示，“这篇作文跟如今的高考作文相比，水平差很多。”但对他高考作文的赞誉之声，却萦绕多年。暑假回家，还有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请教，陈平原只好逃跑，把这个任务留给长期做语文老师的父母。谈到这篇高考作文的价值，陈平原自嘲道：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
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9月，全国高校又迎来了第二批通过公平考试、进入大学的青年。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七七级大学生、著名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这样形容自己的同学：“我们中有十年‘插龄’的‘老知青’、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考状元、转业军人、县城干部，发表过作品的‘革命诗人’、用毛笔抄过《左传》的工人、偷听外语电台的失业青年、受过‘四人帮’惩罚的‘思想家’、高干子弟、归国华侨、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上趟厕所都能碰到几个人才，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互相取长补短的人。”
但是在陈平原心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日后之所以有很好的发挥，成为社会的中坚，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我的大学同学中，真正做学问的不多，大部分是在从政。有记者说，你们那一级很了不起，社会各界引领风骚的都是你们的人。其实，这个年纪，本就应该成为社会中坚。“文革”十年没有培养大学生，80年代初政府希望干部年轻化，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于是得以大展身手。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力强，而是“命好”，在大转型时代占据了好的位置。
但是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只有上好的幼儿园，才能上好的小学；上好的小学，才能上好的中学；上好的中学，才能一路走进好的大学。这样的选拔人才机制，对农村孩子很不利。必须给全社会有志气的人一个信息，让他们觉得，只要肯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比将机遇留给极少数人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