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内蒙冰天雪地上的高考--赶考路上差点冻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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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作者简介：何友中，女，1947年生。北京女一中高中毕业。1967年至1977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戈比公社额仁宝力格大队插队10年，曾担任第二小组副组长和大队会计。1977年参加高考，被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后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1980年至1984年在包头三十六中学教书。1984年调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曾在纪检组和科技教育处工作，曾任主任科员、副处级检查员。1994年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投资咨询部工作，具有国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和高级经济师职称，参加了160多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多次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惊雷唤醒大学梦
1977年10月初，我送孩子回北京时还没听说高校招生改革的事，回到大队照旧到蒙古包去登记工分。11月初到公社银行为牧民取预付款时，突然听人在说恢复高考的事，我先是一愣，赶紧凑了过去。三个中年人正说得起劲。
粮店的孟和说：打倒“四人帮”后政策还真的不一样了。
孟和是粮店主任，知青到公社经常到他家吃住。
砖厂的刘宝和说：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又该整顿了。
别看刘宝和只是个小学文化，分析起形势来一套一套的。
我也和他们聊了起来：你们刚才说的高考的事是真的吗？
孟：这消息千真万确呀。10月20日晚广播电台已经公布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两篇大块文章。你还不快报名。
我：我倒是在北京时就听说，邓小平主持教育工作后，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可我们都这么大了，又结婚有孩子，人家能要吗？
孟：听说招生条件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我：国家还真是没忘了我们这些“老三届”。
我激动得脸通红，眼泪涌到了眼眶上。
孟：前几年招生你怎么没报名啊？
我：那时我对上大学已经死了心了。咱们既没后台，出身又不硬，报名也是白报。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们队××、××考得都不错，结果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被录取，后来××觉得前途渺茫自杀了，估计和上不成大学有些关系。
××：你不是扎根派吗，怎么也要走啊？
这个人总爱找知青的毛病。
我：我们这批知青是国务院用大轿车从天安门出发送到草原来的，再苦再累我们当然要坚持。我到草原已经十年了，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草原，应该是把根留在了草原吧。现在恢复高考，就是祖国在召唤，“四化建设”急需人才，能报名的知青和当地年轻人都应当报名。
从银行取钱后，我没在公社耽搁，就赶紧骑上马往回返，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所有的知青。到大队40多里的路程，一路上我一会儿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会儿唱《翻身农奴把歌唱》，还作了一首诗，大声朗诵着：“老邓抓高考，《人民》载巨章。出身权力废，考试变寻常。闻讯心激动，加鞭喜欲狂。飞奔相转告，做伴报名忙。”
考期紧张雪路封
我们队当时只剩七个北京知青，已全部结婚。我丈夫石康对于考大学始终在犹豫，他说，这么多事情要干，怎么能说走就走呢？他担任大队副书记，想得很多。我说，这是党和国家给咱们的机会，就试试嘛，就算你陪我走一趟行不行？考不上咱们还继续在这儿干。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勉强同意。在我的鼓动下，最终我们队有四个知青报了名。没报名的北京知青有两个是六六届体院预科初一的，文化课没学过多少。还有一对知青夫妻，一个生完小孩后身体不好，一个正在盟畜牧兽医学校学习。报名的另外一对夫妻是宋建生和赵久胜。宋建生是我中学的同学，初中和高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数学特别好，人也长得漂亮，要不是“文革”，她应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中学时我非常崇拜她，直到现在也常感叹可惜。当时她担任大队小学老师，她丈夫是锡盟知青，干活是把好手。我们公社二队的谢小庆也报了名，他在牧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们五个人都是在草原入的党。
报名要交四张照片，这可难住了我。去旗里照相馆照相肯定来不及了，大雪封路根本也找不着车。回去翻箱倒柜凑了四张，却是两个底版的。其中两张是把结婚照剪成了两个单照，看着剪开的照片心里难受极了。名是凑合报了，接下来再一细思量，准备考试的困难太多了。1977年底我已经接近31周岁了，年初刚生完孩子，7月份又做了一次流产，身体比以前瘦了许多。大队书记对我的报名也不支持，怕我复习功课影响了年底的结账。再有就是想复习也没有复习资料呀，翻来翻去找到一本北京慰问团送的知青科普小丛书（农业知识方面的）。该填报考志愿了，报文科还是理科呢？考数理化没书不行，只能考文科了，靠现编撞大运吧。报什么地区的大学呢？从照顾孩子考虑必须回北京；从专业考虑我想学会计，只能报辽宁财院。由于当时到偏远地区招生的学校和专业有限，我报的志愿顺序是：北京师院、辽宁财院和包头师专。最后一个志愿是兜底的。
记得考场设在东乌旗一中，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3日至14日。刚一进入12月，我们队四个报名的知青就开始打听去东乌旗的车。那年冬天，东乌旗又遭受了特大白灾，路边就可见到牲畜的尸体。听说东边满图宝力格牧场的雪和蒙古包一样高，运粮车靠铲雪车开道，200公里走了五天五夜，所以一般的卡车都不敢出车。正在我们焦急难耐，以为考试无望时，12月8日我们终于打听到驻扎在公社的防火站（负责在边境开垦防火道）有一辆卡车要去东乌旗。我们立刻动身赶到公社住下，盯住了这辆车。10日听说车要出发了，我们就一大早在车旁边等着，一直等到午饭后1点多才准备走。管他呢，能坐上走就行。车上拉了两个汽油桶、几捆牛皮和好几麻袋东西，我们四个和两个防火站的人就坐在麻袋上。车开始向北行进，看样子是打算从边防公路走，上了边防公路就比较好走了，但是要多走50公里，也就是说一共要走180多公里。
1977年的冬天格外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1℃，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那天就算天公作美，没刮白毛风，就是干冷干冷的。雪原显得特别空旷、辽阔，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一开始我们高兴得有说有笑。
××：咱们队50多知青走了几个大学生了？
××：招生走的也就八个人。
××：咱们队离东乌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招生指标太少。
××：走的人都是有后门吧，不是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防火站的人说。
××：我们队倒不是，牧民和知青都同意先照顾那些身体受过重伤的知青。1971年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是在打火时脸被烧伤的。
××：是啊，×××是1973年去吉林大学理论物理系的吧，她是在农场启动柴油发动机时双手手腕被打伤了。
××：我们包的×××是1974年去内蒙古农牧学院的，人家是从香港回内地上中学，后又插队的，属特殊情况，应该照顾。
××：后来北京体院、内蒙古师院和锡盟农牧学校又招走五人，有些人家是点名要的。
××：石康，你出身挺硬的，怎么没走？
石康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我要走了，不就找不上她了吗。
大家都笑了。石康当时还真没想走，只向着自己的理想奔着。
××：何友中，你爸不是国家科委的吗，怎么没走呢？
我：我爸只是个副总工程师，没权啊！又有历史问题，家被抄，住房被占，父母都在湖南劳动改造，姐姐的出国、入党都受影响，我哪有可能走呢。所以这次有了机会我就抓住不放。
接着我又说：想想自己也挺可笑的，1966年是我们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现在高考报名我比谁都积极。
××：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可找到罪魁祸首了。
一只手打在了我的头上。
我：不是我写的。
我赶紧喊冤。我说，其实谁写的并不重要，当时有几个人头脑清醒？还不是都被卷在极左潮流里。
××：还真没想到10月份《人民日报》那两篇文章能写得那么透彻，咱们也受 “四人帮”的毒害不浅啊，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回再看以前的事心里清楚多了。
××：那两篇文章挺带劲，说打倒了“四人帮”，就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
××：这回有邓小平做主，我看是个真考试了。
聊了没过多久，呼出的热气就将帽子和领口给冻上了，大家只能把头尽量埋在皮得勒里。卡车摇摇晃晃地缓慢地爬行在雪的海洋中，我的思绪飞到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1966年6月6日在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感情激动地在大声朗读着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信里给升学制度扣了好几顶大帽子，什么“反动”、“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罗列了好几大罪状，说使不少同学有严重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最后还提出了两个“直接”，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请党直接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批人去升学等等。虽然我已感觉到自己是在被批判之列，也没有被挑选去升学的可能，但是也积极举手表示拥护，卷进了“文革”的狂热之中。由于当时我任班长，所以让我在全校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上代表全班发言，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把社论上的几句话说了。这个发言还在广播电台播出过。这件事下乡后我从没提起过，总感到是个不光彩的事，这不是也多少宣传过极左思想吗。现在想想确实太愚昧无知、太幼稚可笑了。卡车突然停了下来，误车了，雪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赶紧跳下车用铁锹铲雪。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摇着，走着，一会儿我的思绪又飞到了女儿身边。1977年1月我准备生小孩，也是遇上雪灾，大雪封了我们队通向公社和旗里的道路。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一辆汽车来过我们队，连粮食也快断了。孩子出生前一天，大队的大车（四匹马的马车）到道特公社拉粮还没回来，所以去公社医院是没有可能了。孩子就出生在大雪覆盖的小土坯屋里，后来回想起来很是后怕。孩子三个月时，为了给她打防疫针，我牵着牛车，徒步走了40多里路才到了公社医院，结果没药了，白去一趟，孩子跟着遭罪不说，万一得了急病可怎么办。由于当地牧民居住分散，我做会计工作经常需要骑马外出，有时孩子必须托人带，如果把孩子放在当地人家，他们的卫生习惯离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样1977年7月我们把孩子放到北京昌平的一家农户托养，好歹医疗条件有保障，气候也好多了。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再受苦了。自从把女儿送回北京后，我的心就被女儿牵走了。的确，生孩子后的我身心都变得很脆弱，总怕失去这个娇嫩的小生命。所以，为了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一次考试。
当卡车驶入“额仁”草场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了，这可怎么办。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天已经有些昏暗，如果车发动不起来，我们几个肯定会冻死。多亏当地的司机有办法，七搞八搞车又动了起来。终于上了边防公路，车开始向西行进。路好走多了，但是还有差不多100公里的路程。看看表，已经是晚上6∶30了。天慢慢全黑了，没有月光和星光，四周死一样寂静，只有车灯的微弱光线和发动机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我们不停地搓着脸，怕给冻伤。越冷越想方便，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要下车方便一次。司机不耐烦地说：“懒驴上磨屎尿多。”为了赶路，我也不好意思老让停车，就用手使劲按住小腹，按得生疼，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敲驾驶舱顶。又是忍无可忍了，再忍忍，再忍忍，等到车停下，着急的我下车没走两步就一头栽在雪地上。不好，尿裤子了。太不好意思了，内裤湿了一大片儿，我也不敢声张，完事后赶紧又爬上了卡车。时间太难熬了，怎么还不到呢。由于多次的方便，身体的热量流失的较多，再加上又饿又冻又紧张，我感觉快晕过去了。一直到晚上快10点，车才到东乌旗，一共走了9个小时。当时我全身都冻僵了，动弹不了，是让别人生拉硬拽给拖下了车。两脚一粘地，从下往上疼得直叫唤。司机还坏笑着说：“知道疼就没死。”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店，只剩一间屋，也没有煤生火，照顾我们两个女的住了进去。无论如何，我们是活着到了，可以参加考试了。第二天我们在东乌旗大街上溜达时遇到了老旗长以登木加布，他听说我们准备参加高考，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住。以登木加布的妻子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两个女的就住在了他家。和蔼可亲的老旗长是我们队牧民的亲戚，在运动中曾被打倒。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位司机和老旗长老两口。
12月13日考试开始了。文科第一天考政治和史地，第二天考数学和汉语文。政治和数学大部分题都做了，就是不知对不对。语文作文的题目是《在红旗下》和《论实事求是》，我写的是《在红旗下》，写得激情饱满，就是很空，不知怎么回事，下乡受这么多锻炼，怎么就写不进去呢。史地考得最差，好多挺简单的题都想不起来，连省会的名称都搞不清楚，后悔下乡十年只顾劳动没看书。出了考场一聊，发现别人考得更糟。
回来的时候雪更大了，我们坐的是解放三零（顺着六个轱辘）。由于走的是南路，一天只能走60公里，不过心里一点都不着急了。半路住在“道特”公社，到家整整走了两天。一个多月后通知我去检查身体，全公社共有五个报名的，只通知了我一个（其他人1978年都比我考得好）。机会太难得了，我又踏上了艰难的路程。由于雪太大了，坐车走到“道特”公社，往旗里就再也过不去了，我的心全凉了。1973年招生考试后，就听人家说，考完的成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审和体检，招生的人在体检时搞点小名堂，最后打表说你血压不行也上不了大学。唉，原来最担心的还是政审，没想到一开始就栽在了体检上。一点儿戏也没了，太让人懊恼了。又一个月后，听说因雪灾没检查身体的考生旗里都盖章通过了，我喜出望外，真是太感谢旗政府和招生办了，如果他们硬要卡，我们这些最下层的知青又能怎么样呢？政策确实不同了。
当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激动兴奋自不用说，但更多的是羞愧。我被第三志愿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考得确实不好，政治、数学考得还可以，都70多分，史地不及格，总分262分。还好，比文科录取分数线多22分，还弄了个全旗文科第三。想当年，我所在的女一中，是市重点，90％多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考上大学本科，我这个高中保送生，考这么点分数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乡下连课本都找不到，想看书也没书看啊，和城里条件好的考生比较，“公平考试”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啊！有自嘲诗：“考前不看书，赴考尿急出。考场头发紧，考完羞愧哭。”
面壁读书三载整
当时是准备放假再回大队（丈夫1978年考走），于是结账分红交账。收拾停当，自然是先回北京看孩子，然后去包头上学。1978年4月开学时，包头师专七七级中文系是在麻池的平房校舍上课（没在本部），周边是荒郊野岭。校舍虽然简陋，但是“谈笑有鸿儒，出入无白丁”，老师不少是北大和北师大毕业支边的，而同学中考300分以上的也不乏其人（后来才知道知青出区很难）。由于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次高考，同学的年龄相差极大，我最大31岁，最小的18岁。到了学校才知道我和大家在学习上的差距有多大。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大多是中专师范的老师，曾在这所学校进修过，一个比一个知识渊博；年龄小的有不少是单位的通讯员，不少人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班里大多数同学都看过不少中外名著，老师说到哪儿，他们就能跟到哪儿。对于打倒“四人帮”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同学们讨论得异常热烈，而我在发现受害的同时，也发现在自己身上有不少“谢惠敏”（系刘心武作品《班主任》的人物）的影子。面对文学的博大精深和新观念的激烈碰撞，我既有些发懵，也有些痛苦，我怎么这么无知落后呢，怎么就找不到自信了呢？整整十年没有看书啊，知识青年已变成文盲和科盲了，思想已经快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落后使我感到压抑和羞愧，进而下决心奋起直追。记得当时整个春天我们吃的都是几乎没有油水的菠菜，脸都快吃绿了，可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我暗暗地在追赶大家，考试前经常躲到学校的墙外，面壁苦读。虽然“文革”把学习的最好时期耽误了，但是我要用加倍的努力把失去的学习时间都补回来。在包头师专的三年我是靠着学校发的二等生活补助过来的。至今我感谢包头师专（现包头师院）既为我开启了知识的大门，也为我打开了思想的枷锁。有怀念诗：“‘陋室’品位高，食堂档次低。蒙羞不气馁，面壁苦求知。”
重开考试改人生
恢复高考的决定似惊雷，如好雨，激发了一代年轻人发奋读书的热情。“文革”让我对上大学死了心，恢复高考让我重新焕发青春朝气，重圆大学梦想。1977年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一个牧羊女成长为一个大学生。毕业分配不久，我却得了乳腺癌，手术后又切除了双侧卵巢，身体极度虚弱。恢复一些后，单位同志们看着我那苍白的脸色也不敢给我太重的工作，但是我不甘心闲着，于是我开始了自考。我想，“文革”耽误了十年，不能再耽误了。靠着在师专打下的基础，最终通过了中文本科12门课程的自学考试，圆了自己的大学本科梦。1994年孩子准备高考，我从内蒙计委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从政府计划部门转到正在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无疑又是一次挑战。由于曾是副处级，年龄又大，行政处室不好安排，就把我放在业务部门——投资咨询部。工程咨询业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专业性要求很强。面对IRR（内部收益率）、NPV（净现值）一大堆技术经济指标，我又发懵、痛苦起来，又成了最无知、最不自信的人。面对找工作的难度，没别的办法，只有学习。50多岁的我又开始参加这考试、那考试，还好通过了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和非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职称考试。挑战和机遇永远是并存的，继续学习不但使我回北京后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还圆了自己学习经济专业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当过教员、公务员和公司职员，经过继续学习和长期的工作实践，专业领域不断拓宽。现已参加了160多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如《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北京盲人学校改扩建项目建议书》《锡盟东乌旗草原生态旅游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为北京市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别是为内蒙古锡盟东乌旗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让我有了回报第二故乡的感觉，感到特别欣慰。我还参加了一些研究课题，如《北京市“十五”规划前期研究资料汇编——21世纪初期北京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奥运场馆融资及运营方案研究报告》《高技术项目可行性研究程序的研究报告》《高新科技投资指南》等，和同事们合作，多次获得全国和北京市工程咨询优秀成果奖。近十年还在国家、省市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中国知青诗抄》还收录了我怀念草原的一首诗作《思念》。
“青春热血草原奔，‘而立’别夫学校行。病后自学拿大本，夕阳未辍论工程。”2002年我55岁退休，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才为国家干了22年，所以后来还在单位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年我的活儿不多，又报名准备参加“投资咨询师资格考试”。我们这些“新三级”大学毕业生，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都希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多作一些贡献，来回报党和人民的培养。正像我们知青聚会经常唱的歌“我们这一代要一辈子艰苦奋斗”。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21世纪的年轻人，希望你们能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为了新的梦想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