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疫情对于我们的改变，很多已经不可逆地发生了

ID叫“执灼”的朋友的问题比和电影相关的问题更大、更重。她的问题是说：“戴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怪诞感，近年来因为疫情降临，人们戴上口罩，有的不得不居家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而另一个直觉就是，突然健康变得好重要！现金变得好重要！粮食变得好重要！工作变的好重要（很多人被裁员）。以前生活建构在抽象的数字上，现在的生活建筑在实打实的物质基础上（最近的国际战争也是这样的感觉），好像生活倒退了很多，您去过那么多国家，经历过很多的历史，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系列变化，这是历史必然的动荡周期吗？”

好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说这个问题触动了我强烈的身体的、心理的和思想的焦灼和感受。而且和她有很多很多共鸣，也不知道如何能对这样一个如此真切的、如此现实的问题做出一个有利和有效的回答。因为我也一样，经常陷于一种，像身陷噩梦、难以挣脱的怪诞感当中。我也一样，经历着和目睹着这样的一个困窘，这样的一种困境。开始难以逃离地去感觉到我们置身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越来越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去回应的艰难。所以先分享我的同感，我们的同感，我们的共鸣，然后，从最后一问往前回答。

第一个问题，这是历史必然的动荡周期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不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我也不认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上升、下降，然后动荡、和平的一个周期当中。因为我对造成我们现实生存的这种荒诞感，造成我们现实生活艰难的最大、最主要的事件，就是持续了三年，进入了第三年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全球传播。

我们今天仍然每天、每分、每秒地应对着奥密克戎的传播、播散，面对着新的核酸验出阳性的威胁，进而面对着这样一个感染并且发病的真切，而且无形无色无声无嗅，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它究竟以什么方式传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中招。同时，如果我们中招，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一个活动的、携带的病原的传播者。所有这些基本的事实，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发生。

2020年3月21日（选自“2020摄影日记”《隐隐作痛的春天》彭靖 摄影）

因为一种疫情，一种瘟疫的全球流行，是文明史上没有先例的。而这一次它成为一个全球的，以地球人类为整体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本身是全球化的一个最残酷的、最具有讽刺性的证明。全球化不是一个字眼，全球化是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是全球不平等市场的形成，是全球劳动力的形成过程，是全球的巨大的流动。

去年在回答一个记者提问的时候我就说，对我来说今日世界的那个怪诞有一个形象，是我看到的一组照片，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大都市的机场都变成了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向我们展示着疫情所造成的停滞，但是同时也向我们提示着，我们已经不能去感知的那个流动性有多么地强烈。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关于这场疫情，和在疫情当中我们同时遭遇到了战争，事实上在一个极端复杂国际政治、国际争端格局当中爆发的战争，同时我们遭遇着股灾，同时我们遭遇着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很多很多事情的急剧恶化。

这样一个灾难的急剧性地逼近我们、降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盛极而衰的周期，或者是战争和平的周期所决定的。刚好相反，我觉得它提示着一个事实，就是二战终结之后，整体上我们经历了文明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段。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仅经历了一个持久的和平时段，我们还经历了一个经济上升的，一个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在中华文明史上也难得一遇的上升的、发展的、和平的、富有的年代。而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年代，和一场技术革命的发生相伴，它形成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根本不加思索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场疫情向我们提出的，是对文化的质询，对社会的大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问、逼问和考验太多了。

而我在这里提一个有点奢侈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突然陷入这种艰难，“粮食变得好重要！现金变得好重要！工作变得好重要！”当我们这种强烈的现实危机感已经包围了我们之后，我们有没有包含一个提问，就是此前我们习惯的、我们约定俗成的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有没有问题？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支撑着它的社会结构有没有问题？我们由这种生活方式当中所形成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除了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疫情、可能的灾难要囤点货？因为这位朋友在提问里说到“上海人”，不知道她是否此刻身在上海，如果此刻身在上海的话，我只能说挺住。上海的朋友，挺住。而同时不在上海的人，开始说“我们是不是要囤积点物资啊，我们是不是要备点面条啊，备点罐头啊，备点方便面啊”，以便应对可能到来的疫情的蔓延，和从而发生的这种社会的休克状态。

但是反回来说，我们那种以为所有的东西会经由物流涌到我们身边，会经由他者交到我们手里的这种生活方式，所包含的社会的流动性，所包含的这样一种耗能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是否是合理的，是不是恒久的，是不是可持续的。

同时，在这位朋友所提的问题当中说到，“以前生活建构在抽象的数字上，现在的生活建筑在实打实的物质基础上（最近的国际战争也是这样的感觉）。”我们只能说灾难把那个数据显影为了现实，此前它也不仅仅是技术和数据，不平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此前也是不可见的。此前也是一个流动性的、高耗能的社会结构，而新技术整体改善了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生活，但是新技术没有改变在19世纪已经明确地被质询的这样的一种现代主义的逻辑。

今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大家自觉不自觉地会说，等疫情结束以后，后疫情时代。大家所有的这种讨论都是假定一旦疫情结束，我们就可以重启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重回到此前我们那种便利的、便捷的、轻松的、和平的、富裕的生活状态当中。那么我们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疫情之后的世界将不再是疫情之前的世界，这个疫情对我们的改变，对于世界的破坏性，很多我甚至认为已经是以不可逆的方式发生了；

二是如果疫情终结之后，我们重启疫情之前的生活，我们以什么意义去面对这场疫情的发生，以什么意义去面对这个疫情造成的牺牲，面对在疫情当中，甚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被夺去生命的那些人。我们怎么去确保这种疫情不会二度发生，这种疫情所造成的现实的困窘、灾难，那个绝望，不再次降临我们。可能有点空洞，但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真切的一个思考，也许太沉重，但是希望能跟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和镜头前的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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