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学校长的论文图片出了错，为何等待6年也没被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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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STAT
作者 Ambar Castillo
翻译 阿金
编辑 魏潇
去年，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对外宣布公开调查该校校长、神经科学家马克·特谢-勒温（Marc Tessier-Lavigne）的学术不端问题。针对特谢-勒温与人合作的五项研究的调查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均涉及图片篡改：一篇 1999 年发表在《细胞》（Cell），一篇 2008 年发表在《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刊》（EMBO Journal），一篇 2003 年发表在《自然》（Nature），还有两篇 2001 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细胞》、EMBO 和《科学》各自对文章展开调查，而《科学》和《细胞》就论文问题还发表了“编辑关切”声明，告诫读者文章中的信息可能有误，但目前期刊的行动止步于此，没有做出任何更正或撤稿的决定。
但对于上述《细胞》和《科学》论文来说，特谢-勒温已经在几年前提醒期刊注意这三篇论文。不过期刊从未公开表示任何更正信息。《细胞》解释说，2015 年特谢-勒温联系他们要求关注图片问题的时候，期刊编辑当时决定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科学》系列期刊的主编霍尔顿·索普（Holden Thorp）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当时“由于一个错误”，并没有跟进特谢-勒温的请求。
一名《科学》期刊发言人在回复 STAT 的邮件中表示：“我们从和特谢-勒温博士的沟通邮件中获悉团队已经在 2016 年和我们的编辑讨论过勘误问题，并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我们的邮件保留政策规定只保存最近 5 年的邮件，所以现在没有文字记录确认为什么不发表更正声明。但显然编辑们已经统一意见，此外我们无法发表任何其他说辞。对此我们承担全部责任。”
错误很常见，但这件事引人深思：为什么会这样？无论是科学家们自发在 PubPeer 论坛上审查论文错误，还是论文作者自己发现可能的错误，为什么期刊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来处理呢？
专家表示，部分原因归咎于实际问题：不堪重负的编辑们缺乏足够资源来应对排山倒海般的问题论文控诉。同时，对论文更正和撤稿抱恐惧心理的文化也确实存在，从而阻碍了维护科研诚信的种种努力。
改正错误要走哪些流程？
关于更正或者撤稿流程具体怎么执行，学术界始终没有统一标准。根据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发布的指南，一篇论文中如果只有一小部分出现真实性问题，编辑们应当考虑更正。如果论文数据或者内容错得离谱，可能影响结果和结论，指南则建议撤稿处理。总而言之，期刊应该明确（制定）适当的机制来处理论文问题指控。
对于超出通用指南之外的情况，期刊处理已发表论文的错误时，采取的步骤各式各样。整个流程可能极其混乱：愤怒的吹哨人，沉默不语的作者，大量的繁琐流程，期刊与大学之间用来解决问题的有效沟通的缺乏。整个调查过程远非井然有序，更像是“老式动画片里面的情节：酒吧打群架，四面开花，这里伸出一条胳膊，那里的桌子被踢了过来。”
各方都扮演着科研卫士的角色。一部分人是独立的“科研侦探”，例如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这名微生物学家、科研诚信专家向特谢-勒温合著的四篇从 2001 年至 2008 年的论文亮起红牌，但像她这样剑指期刊论文中潜在数据和图片问题的志愿军为数并不多。
另外一部分人由运营期刊、制定科学组织规范、影响科研诚信文化的的资深学术群体组成。还有被期刊聘用的、说一不二的科研诚信专员，他们的职责是审核论文是否存在问题。此外还有大学科研诚信事务官（RIOs），他们负责联络处理科研不端行为，还可能负责展开科研培训、处理合规问题。
然后就是（美国）国会，他们掌控着联邦机构的财政，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虽然这些部门手握联邦政府政策与经费用来解决国家拨款的科研诚信问题，但通常只有当要求直接制裁某一研究人员时，他们才会直接介入，解决上述经常会发生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期刊、大学还是政府，用于处理潜在的纠错问题的资源非常有限。
长期以来，期刊本不会承担太多处理潜在错误的责任。但是，随着数字时代引发的文化转变，他们不得不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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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不是学术警察”到“我们对此负责”
2003 年苏珊·加芬克尔（Susan Garfinkel）刚入职美国华盛顿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时，觉得“自己可不是学术警察，我们不会去审核研究人员干了什么。他们把我们当成是时刻盯着科学家的坏人，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儿事。”她说道。ORI 是政府机构，处理联邦政府赞助的科研项目中的学术不端问题控诉，但他们不主动找茬儿，只是被动处理来自其他人的投诉，或者审查“被表达关切”论文，如今已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科研合规联合副主席的加芬克尔解释道。
“我认为在当时期刊不觉得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她继续说道。当时普遍盛行的想法是，因为科学会自行更正，只要未来的研究人员发现无法复现或者构建相同的结果，任何数据上的问题自然会跳出来。编辑也会考虑出版前的复查和权衡，例如同行评审，以及来自主要作者同事们的监督，这样就足以防止不良数据发表出来。
从那以后，情况开始变化。针对论文的指控通常来自作者同实验室的研究者，或者其他深入了解研究的吹哨人。期刊开始在线发表论文，用来检查这些论文的数字工具也随之出现，这敞开了数据访问权限的大门。突然之间，学术界能够在线扫描论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仔仔细细寻找包括蛋白印迹图片乃至细胞、小鼠图片中的任何可疑之处。
有关方面也开始直接向期刊而不是 ORI 或者科研人员的单位发送关切声明。编辑被如洪水般涌来的错误声明搞得晕头转向，他们也越来越难以忽视（或者不理会）问题的严重程度。
“那时期刊才算是真正入局。”加芬克尔说。他们的新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责任，我们必须保证发表的数据是正确的。否则就得花更多时间来处理问题。”
加芬克尔想到了迈克·罗斯纳（Mike Rossner），他在 2000 年代早期是《细胞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Biology）的执行编辑，负责这一工作。当时这个方法还很新颖，因为期刊编辑要重新梳理他们与作者的关系，这点难度不小。而质疑科研人员的投稿是缺乏信任的表现，这是他们必须抛弃的想法。
“在科学界，你唯一必须坚持的事情就是自己的话。”加芬克尔说，“你投稿时，就在告诉期刊你的论文精准无误，你的话语就是一切。因为一旦某人意识到对方不可信任，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完了，这会真正损害研究人员的名誉。”
对罗斯纳来说，决定开始主动检查论文图片诚信纯属偶然。2002 年某一天，罗斯纳在为稿件的格式问题赶工，他自己试图用 PS 软件修图，结果在一张蛋白质印迹图中发现此图明显被篡改过。于是，他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结果与投稿中的数据不符，从而确认问题存在。
那年夏天，《细胞生物学杂志》启动了针对接收手稿的图片筛查政策，他们自己发明了一套视觉筛查方法，罗斯纳至今仍在自己的咨询工作中使用。
但如今图片操纵更隐秘了，不仅有人工智能技术，还有论文工厂，这些企业不断推出伪造或篡改的科研手稿订单。图像数据诚信分析师贾娜·克里斯托弗（Jana Christopher）说，尽管工业化的欺骗手段已存在一段时间了，研究人员现在更全面地认识了系统加工过程。但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加大了伪造检测的难度。她还表示，现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和需要更正或撤稿的论文不断累积，期刊面临的战斗也在不断升级。
被论文工厂盯上的出版商也发现自己深陷大量问题论文亟需调查的深坑。克里斯托弗和其他图片诚信专家，例如比克，正在使用像 Imagetwin 这样的人工智能检测工具。在接受 STAT 采访时，克里斯托弗正计划去参加 STM 诚信中心（STM Intergrity Hub）的大师课，在课堂上几家软件公司将展示各自的数据检测工具。
在及时审查潜在错误的过程中，期刊还面临着诸多其他障碍，例如研究人员因遭受名誉损失而提起的法律诉讼。打官司既费钱又费时，为了避免法律诉讼或律师函警告，期刊不得不先研究一下针对论文的指控，评估继续调查的风险，因为事情可能会变得复杂。
伤害名誉的恐惧
关于构成科研不端行为的标准，以及如何证明及处理该问题，每家期刊、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准则。这意味着期刊若要与不同大学的科研诚信负责人处理潜在的错误，难度会更大。
根据 COPE 指南，当期刊收到问题数据控诉，他们应该直接联系论文作者。如果期刊没得到答复，或者如果他们确定自己收到的答复不够充分，接下来期刊应该联系论文作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到这个时候，机构才开始评估科研不端行为指控内容。
但是，期刊传统上总是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而非其背后的单位，加芬克尔解释说。期刊要搞清楚到底该联系谁，什么时候能联系得上，这是修正问题的过程如此漫长的原因之一。
大学方面还存在资源稀缺的问题，（美国）较大的科研机构和院校最多不过 4 名科研诚信职员，更小型的院校则更少，除了调查科研不端行为之外，这些人还承担着各种其他职责。虽然聘请更多的图片诚信专家，培训更多的专业人士对期刊来说是件好事，“如果你打算联系某所院校，他们那里可能只有一个人应付着校内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克里斯托弗说，“所以总会出现被卡住的地方。”
大学对于潜在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保密要求可能也阻碍着修正流程的改进。在处理结束之前，大学官员甚至不会联系期刊，因为他们不仅需要确定学术不端是否确实发生过，而且还要找出责任人。这个过程动辄数年，与此同时，那些可能错误的数据始终保留在文献中。
如果编辑能够只针对数据本身采取行动，不去担心谁应该负责，造假调查的速度不一定会减慢。所以，一些期刊只基于数据便刊登更正或者撤稿声明，并不指名道姓。但快速更正与公平处理之间的平衡就变得难以把握。
如果期刊发表更正信息，但不明确具体谁为错误负责，那么所有的合作者可能“因此提心吊胆”，加芬克尔说。与此相对，如果期刊点名出了一名或多名责任人，那其他合作者则“会松口气”。加芬克尔继续讲道。
点名并确认其学术不端行为是改正错误的最透明办法。“但接下来你就会遇到问题：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最终结果。”
《科学》的主编索普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打破了这一僵局，提出了两步审核流程（他表示 Bik 也认可了）：第一步，期刊评估论文有效性，但先不问责；第二步，大学院校调查是否存在欺诈和科研不端行为。之后，期刊就能根据从大学获取的信息，自如地继续更正流程。
匿名举报和学术报复
如何处理匿名举报也让修正论文错误的时间线更复杂。如果针对某篇论文潜在问题的举报人想要获得认真对待，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成为伊丽莎白·比克。她在精准挑错方面声誉显赫，而且明显没有利益冲突。她受人尊敬，不遭非难。但其他科研侦探感到有必要匿名，因为担心自己遭受领域内同行的报复。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的流行病学家迈耶罗维茨 - 卡茨（Meyerowitz-Katz）认为自己就是个幸运儿，他的学术地位能允许自己公开质疑论文的正确性。但如果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靠着奖学金付房租的博士生，他绝不会这么干。他说，学术界打压资历尚浅的青年研究人员实在是太容易了。
COPE 指南以及 STM 科研诚信中心敦促期刊编辑将匿名举报纳入考虑范围。罗斯纳说，每一份控诉必须根据是非曲直进行评估，“不论出自何人”——PubPeer 论坛、匿名邮件，甚至塞进期刊编辑门缝中的纸条。虽然不久之前，编辑、出版商以及大学都不太把 PubPeer 当回事儿，但期刊和学院机构早已开始认真对待上面的大部分匿名评论。罗斯纳说：“这是科研诚信环境中真正积极的转变。”
罗斯纳理解编辑们深陷问题论文举报的困境，当他还在《细胞生物学杂志》工作时，曾收到过一些“古怪”控诉。其中许多最终证明是无效的，但也有一两份确有其事，苦苦挣扎的过程终有所值。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期刊都接受匿名举报，希瑟斯说自己亲眼见过期刊告诉吹哨人，除非举报者自爆身份，否则期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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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文化
期刊在等待更正或者撤稿回应的同时，确实可以选择“表达关切”（expression of concern）。但身处恐惧论文发表后失败为特征的科研时代，许多人会更犹豫不决。
曾经，“表达关切”并不是科研人员声誉的催命符。只要错误是无心之过，甚至撤稿也不一定是致命一击。但在数字时代，出现了像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这样曝光问题论文的网站，公众越来越关注科研不端行为，潜在的更正和撤稿传递出的信号，远不止数据错误。
“现在，无论你澄清多少次，表明撤稿并不代表科研不端，但学界仍会这么想：‘老天！这人的论文撤稿了，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加芬克尔说，“因此，期刊很难仅仅因为一篇论文的数据不准确就简单地决定撤稿或者更正。”
虽然公众监督增加了更正和撤稿的难度，来自互联网的关注在某些情况下也促使期刊更快地采取行动。PubPeer 会批评没有发现错误的编辑来施加压力，迈耶罗维茨 - 卡茨说道。推特的效果也很显著，如果论文中的错误非常严重，信息在推特上就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出去，那么撤稿的速度也更快了。他列举了一篇关于吸引力研究的医学论文，学界内的争议持续了数年，然而在推特上疯传了没多久就立马被撤稿了。
虽然论文在网络上被越多人看见，就越能迫使编辑尽快动手，但这也会产生问题：“这是一种转瞬即逝、任意武断的机制，强迫人采取行动。”迈耶罗维茨 - 卡茨指出。如果研究没那么重要，或者引起关注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没那么多粉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效果。
《科学》主编索普也表示，与公共舆论的批评相反，期刊编辑通常不羞于发布更正或撤稿声明。他们想要保留一份正确的科学记录，但此类声明带来的羞辱却会始终跟着科研人员。上周，他在与同事杰克·耶斯顿（Jake Yeston）和瓦尔达·文森（Valda Vinson）合著的一篇社论中如此写道。编辑们解释说当他们联系相关作者讨论论文时，后者“经常摆出防御姿态，连连否认。这样的情况需要改变。”
为了解决问题，《科学》增加了撤稿的第三条新标准。直至今日，期刊撤稿要么是由于科研不端行为被清楚证明确实存在，要么是由于错误影响到了论文的关键结论。而新增的标准则是更正次数或者包含错误的数量多到“让编辑对论文失去信心”。
如果加速修正错误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文化障碍，那么一些专家希望重建文化本身。加芬克尔和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事组建了一个科研诚信专家研究团队，对他们来说，要取得进展，就需要与错误处理负直接责任的双方——大学和期刊展开更好的合作。
和索普一样，加芬克尔团队也呼吁大学和期刊团结起来，将动机问题与科学有效性问题区分对待。也就是说，即使调查仍在继续，也能允许更正论文。这也意味着编辑需要超越现有的 COPE 指南进行思考。当问题出现时，第一时间联系作者，如果情况可疑，他们建议编辑最好直接联系作者所在机构的相关负责人，从而获得更好的辅助。
团队还希望期刊编辑和大学的科研诚信事务官们能更开诚布公地讨论潜在问题，同时不用担心大学会启动正式调查，由此让编辑束手束脚。大学这边同样，不用担心还在调查潜在的学术不端行为时，期刊不经充分解释、明确问责就直接撤稿。
加芬克尔团队还专注于广泛分发工作小组会议后形成的预印本。她在最近一次的科研诚信办公室学会年会上做了陈述，计划再深入地试试水。下一步就是让更多编辑和科研诚信事务官们参与信息共享，最终开始重塑被恐惧卡脖子的科研诚信文化。
“人们开始互相沟通讨论。”加芬克尔说，“如果你能让人们开口讨论这些话题，那问题将迎刃而解。”
*译文有部分删减。
原文链接：
https://www.statnews.com/2023/01/10/corrections-retractions-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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