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1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1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5173例。
二十多天前的3月16日，上海新冠肺炎的确诊和无症状病例只有8例和150例。这一天，居住在上海的美食博主zhuyi成为无症状感染者，此后他辗转于医院和方舱之间隔离。4月8日，被隔离后的第二十天，他终于接到出院电话，“准备重新踏上社会”。他在新浪微博上写下方舱日记，鼓励“中招”的患者不要恐惧，日阅读量超过600万。这位互联网上的帮助者、方舱里的安慰者，自己偶尔也有失望和焦虑的时候，不过他相信，现在他正身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当中，“这是上海四十年来最艰难的时候， 我不想后悔，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未来都能记得、不后悔自己在这场历史事件中的所言所行。我只想尽可能地记录，尽可能地帮助人。”
3月中旬的上海，有一些零星的疫情，但还不严重。我从来没想到疫情会临到我头上。周末我和朋友们一起出去跑步、玩滑板，后来我又去菜市场买了些菜，做了一道鲷鱼蚕豆炊饭，记录了菜谱和烹饪过程，写了篇文章发在了公众号“home bistro”上。3月16号我的小区做了全员核酸，很快我被告知，结果异常。做了一次复核后，我被通知需要转运去医院治疗。我很惊讶，不过觉得现在病毒毒性低，我应该很快就能出院。准备了一些随身衣物、一个iPad，我就在家等着被接走。3月19号的晚上，我上了救护车后才知道我要去嘉定区的瑞金医院北院（以下简称瑞金北）隔离。十天后，我又被转移到了世博源方舱。前天（4月7号），已经是我被隔离的第二十天。我没有任何症状，只在瑞金北以打卡的心情喝了几包连花清瘟冲剂——因为我从来不吃感冒药，好奇这是什么味道。现在想起来，我很可能是在菜市场被感染的。我是个美食博主，这也算是工伤了。自从转到方舱后，我变得有些焦虑。现在我平静了。既然没办法很快出舱，那就顺其自然吧。我的方舱在世博源地下一层，有一千多号人，如同一个小城镇。世博源在浦东新区，是上海为了2010年世博会而建的。我很难判断这个方舱之前的用处，也许是个停车场。方舱的伙食不错，医务人员态度也好。有一次给一位护士帮忙的时候，我问护士这里有多少志愿者，回答是没有，全部是医院职工，他们是方舱最辛苦的人。他们的防护服一穿上就很难上厕所，面罩上都是气雾，经常看到累得坐在凳子上打盹儿的医护。我有次在护士台多呆了会，就听到步话机里医护之间的联系，有人心脏不舒服、有人拉肚子、有人咳嗽要开药，各种状况很多。在方舱里，很大的问题是睡眠。方舱里24小时灯火通明，从来不熄灯，这实在很影响睡眠。我找护士抗议，后来护士发我一条印着圣诞树的薄毯子。我用垃圾袋做成绳子，把毯子的四个边角和床两边的栏杆系起来，做成一个“天幕”。晚上睡觉时，口罩可以当眼罩遮住眼睛。这样每天晚上我勉强可以睡五个半小时。
卫生间环境很差，堵塞问题很严重。很多人说情愿少吃一顿，把省下来的钱请个保洁，随时打扫几十个移动洗手间。按最极端的设想：方舱的伙食费每个人每天省十块钱，一千号人能有10000块钱。一万块钱一天请不到一个保洁人员吗？但是有一个保洁人员能让大家被隔离的生活质量提高一个数量级。我知道现在世博源的方舱条件还算好的。现在高速扩建的方舱像是开盲盒，我希望不幸中招的人都能开到好的那个，大家本来不应该承受这么多苦。我每天六点半起床，因为有的人说话大声、或者喜欢用手机外放声音，他们会吵到我不得不醒来。七点钟早餐会发到床位上。这里的餐饮条件还算不错，早餐必有牛奶，中晚餐两荤两素，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牛奶、饼干、蛋糕供应。
我喜欢跑步，到方舱后我只能上下午各做一次十分钟左右的HIIT（高强度间歇训练），每天走路六千到八千步。在这里没法洗澡，不能做高强度运动。我们这一层因为在地下，唯一可以晒太阳的地方是移动洗手间，有阳光会透过玻璃幕墙洒下来。前往卫生间的通道很宽敞，是个绝佳的地方，你可以做自己的事而不会打扰人。有一天傍晚，我还听到有病人在这里唱李谷一的《乡恋》，这歌没有一定年纪的人大概都不知道。我看到他倚着墙、举着手机，与其说跟唱，不如说是在哼哼。空间很大，带来些混响还蛮好听的。我挺佩服他的，在方舱里还能有这样的心态，听到他唱歌，我的心情都放松了。方舱里也有小孩子在做游戏，还有学生在上网课。不过，你不能把这里想象成岁月静好的世外桃源。一千多号人，待在一层楼里，是很嘈杂的，让心安静下来并不容易。对方舱里的人来说，做核酸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只要有间隔24小时以上的两次核酸阴性报告，就可以出方舱了。做核酸就意味着希望。和确诊后直接被拉来方舱的人不同，我在瑞金北已经有了阴性报告。转院来方舱后，方舱原定四天后才给我们做核酸。我们找医护人员不断反映，才争取来一次宝贵的核酸检测机会。现在的问题是核酸结果不透明。我们常常能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查到自己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然而方舱里却会通知我们是“阳性”。甚至我们在第三方机构里的“阴性报告”会被直接删除，以至我们现在只能从方舱医护这里得知结果。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Ct值”。确诊后，我找很多资料研究它，明白了Ct值代表人体内病毒含量的多少。判断新冠核酸检测是阴性还是阳性的标准，看的是Ct值的大小。过去，中国一直采用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标准：Ct值＞40，核酸阴性；Ct值<40，核酸阳性。3月15日，也就是我在小区做核酸的前一天，国家卫健委颁布第九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这次的《方案》中，将Ct值从40降低到35。也就是，Ct值>35，核酸检测就是阴性，不再是确诊病例了。我曾经距离结束隔离只有一步之遥。在瑞金北隔离十天，实际上在最后三天，我的结果已经连续阴性了，最后一天的检测，我的Ct值已经达到了39.6，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出院标准。然而，我被安排转移到了方舱。因为转移、检测数据也没交接，之前的检测全部不算数，我现在无法得知Ct值，只是不断被告知结果是阳性。确诊以及住进方舱，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我认为没有。活着应该为利他，而不是仅仅为自己，这是我很早就想清楚了的。“克服痛苦与绝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他人劳作。”我喜欢并且认同这句话。很多年轻人会说，活着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从“做自己喜欢的”和“为了他人的益处”两种不同出发点做事，它们最后的果效一定大相径庭。上海确诊不断增加，我写了方舱物品准备清单，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方舱很大，空地很多，我看到好玩的事情，就拍下来。看到好玩的人，就搭讪一下。我喜欢记录，随手发在网上，没想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几百万人看到了我的“方舱日记”。我觉得自己有义务记录一些什么。现在是上海四十年来最艰难和混乱的时候。上海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甲肝爆发、2003年非典、2020年新冠疫情直至现在，我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当中，我只能努力让自己不后悔，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未来都能记得、不后悔自己在这场历史事件中的所言所行。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传播了什么，是很重要的。我只想尽可能记录，尽可能地帮助人。尽管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但我对社交媒体感到很失望。太多反智的内容，太多因为反智导致的撕裂。人群太容易被互联网上的垃圾信息煽动，太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不问事实，就轻易指责和批判人。我有时候就是觉得社交互联网没救了。这不是病毒，但这比病毒可怕多了。前几天，我发了疲倦的医护人员的照片后，就有人说：我不相信他们那么好。那么多人生活不方便，那么多的宠物被杀了。但我只能陈述我看到的事情，既不忽略正能量也不否认负能量。我在写一件事情，并不代表另一件事情就不会发生。怎么会有这么多苦难？我分不清那种苦难比另一种苦难更苦一点，或者苦难是否可以被对比。我只希望所有人都能被善待。还在瑞金北隔离的时候，有一天，我忍不住有感而发，写下了朋友圈：“我看到我自己很努力地在当一个乖乖社会人，被各种媒体、自媒体撩拨，什么时候该高兴，什么时候该悲伤，感受社会的各种情绪，排队核酸、配合防疫、遇到困难自己多担待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好的结果。”我在方舱里看到很多荒谬的事情：因为发现外面抢菜难，已经有人不想离开方舱了，因为房东不把房子租给自己，也买不到吃的，回老家也没有交通工具，还不如一直在方舱住着，等到上海彻底解封。也有人提出留下来做临时工，院方好像同意了。我觉得有点神奇。确诊以及方舱对我来说是难关吗？不，我觉得我之前的人生经历过更难的事，比如情感上的难关……现在是有点难熬，熬过去就是了。我对上海当然有失望。上海疫情以来发生的很多新闻事件，以前闻所未闻，我很震惊。我想，真正伟大的是上海人民，他们素质很高，听话、自觉、忍耐，是他们让这座城市与众不同。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是上海不能克服的。我对上海仍然怀有很深的感情。我是成都人，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老家生活的时间。也许更久的以后，我会选择离开这里。这是一座包容的城市，过去我喜欢这里丰富的人群多样性。但这两年，我减少了社交，这一点对我的吸引力也在减弱。我在方舱里认识了程序员、菜场老板、公务员……很多以前不会接触到的人。什么阶层的人在病毒面前都是平等的。一个肉贩是重庆人，他告诉我许多买肉的知识，比如要买肉厚的猪，饲养时间长，肉质才香。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前几天，我去另一个病区看望了在瑞金北时的病友。他已经70多岁了，转移到了方舱后，我担心他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去探望他。记得住院时，有一次，他的手机播放了波切利的《Time To Say Goodbye》，我学着意大利腔调在病房里跟着瞎唱，大家笑作一团。他过去是军人通信兵，在病房里还给我们讲解摩尔斯密码发报。记得他放了一段滴滴滴的电报声音，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祝你健康愉快。”我渴望隔离快点结束。出去后我会立刻补觉，以及跑个十公里；我将要做一个餐饮新品牌，很多想法在我脑海里盘旋；我还有计划自己调配印度咖喱配方；被隔离前，我已经做了印度南部风格的咖喱，出舱后我打算尝试北部风格的。我对生活失望吗？是的，我偶尔失望，但我从来没有失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