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香港史专家刘蜀永修志寻“根”为港人找答案
在第73个国庆节来临之际，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维港两岸高高悬挂，“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三周年”的巨幅广告也在街头随处可见。
“喜庆、温暖、热烈，这才是给自己国家过生日时该有的样子。”看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著名香港史专家、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刘蜀永教授特别感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
今年81岁的刘蜀永从事香港史研究40年，在香港工作生活17年，对香港有着“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独特情感。“曾经有段时间，在香港，表达爱国似乎都得格外小心翼翼，但实际上历史并不是这样。”
从抗日到抗美援朝，从经济特区建设到华东水灾，香港素有深厚的爱国传统历史，回归后，爱国心愈加浓厚，尤其是到了2008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但当时开始有暗流涌动，一股激进的势力企图破坏香港社会秩序和安宁，反对派里开始呈现年轻化、激进化趋势。”
这种担忧，让刘蜀永更加坚定了修香港地方志的决心：“历史教育能让更多的香港人找到自己的根，这也是‘爱国者治港’的思想基础。”
香港史专家、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 刘蜀永教授
与香港结缘 补研究空白
刘蜀永在香港岭南大学的办公室内，书架占去了近一半的面积。陈列在书架上的各类书籍，是他对香港历史研究的不竭源泉之一。“我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同时也能对社会有益。”
1982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刘蜀永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适逢中英谈判开始，国内国际对香港的历史都很感兴趣。刘蜀永的老师余绳武教授、刘存宽教授也认为应该把香港历史梳理清楚，于是成立香港史课题组。就这样，刘蜀永“踏”入了香港的“门”。
记者：香港回归祖国前，内地关于香港史研究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刘蜀永：当时国内对香港史的了解其实还是比较有限。所以，我们研究所首先要解决史料问题。国务院批准动用3万英镑的外汇购买档案。作为一个学术项目，这么大的投资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可见国家是很重视和支持对香港历史的研究。我们用这笔钱购买一套编号为CO129的英国殖民地部有关香港的档案作为研究资料，主要是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来往的一些重要文件等等。
记者：您发现了哪些比较珍贵的史料吗？
刘蜀永：有的。例如关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我们在档案中发现一些很生动的事例。比如说在香港犯下同样的罪行，当时港英政府对英国人和华人的处罚差别就很大。我们在档案中还看到，当时华人和英国人在监狱的伙食也有很大差别。
记者：之后取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
刘蜀永：在大量中英文档案的基础上，我们先后出版了《十九世纪的香港》和《二十世纪的香港》两本书。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这两本书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很多人想了解香港历史，主要是通过我们两本书，很多重要的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填补了当时内地关于香港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记者：除了历史研究，您也做了很多香港史的推广宣传工作。
刘蜀永：我们在国内各大报纸都开设了专栏，介绍香港历史的方方面面。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72小时现场直播。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希望能用自己的历史知识来为社会服务，让香港及内地市民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认知基础上，对回归的必然性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1997年，刘蜀永教授参与央视香港回归直播节目
记者：当时您在演播间心情如何？
刘蜀永：当我看到英国国旗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升起时，确实很激动。从历史的角度来讲，香港回归是我国几代人的夙愿。最终我们不是通过战争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顺利收回香港，确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可以成功？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另一方面，中央对香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得到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香港才能顺利回归祖国的怀抱。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以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为推动修志 奔波数十载
“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史研究曾是一门显学”，刘蜀永说，香港回归后，内地关于香港史的研究趋于平静，但机缘巧合之下，他与地方志产生了联系。
改革开放后，国家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
在刘蜀永看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需要将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于是，他从1997年起，联络香港本地学者一起推动修志。2005年，在岭南大学的邀请下，刘蜀永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到该校研究香港史，协助推动地方志编修。
刘蜀永教授出席香港书展主题讲座
记者：您到香港后，推动修志工作进展顺利吗？
刘蜀永：香港修志采取的是“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主修”的模式。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优势，但困难就是缺少政府主导，没有经费来源，需要我们自己去筹很大一笔钱。
最困难时，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只剩下三个人，我的助手都发不出工资。但我们始终没有停止工作，不断在政府及社会层面推广地方志。期间，我们写了40多本与编修地方志有关的书籍，积累了修志经验。
记者：后来是怎样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刘蜀永：真正取得重大进展，应该是在2019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心下，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董建华先生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接手地方志编修工作，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式开展《香港志》的编修工作。
我们做的第一本书就是《香港志•总述·大事记》。书中记录了远古至2017年间，香港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发展概况和六千多条大事，是首部以香港命名的地方志。
推历史教育 帮香港寻根
起初，刘蜀永推动修志的想法比较简单，主要是从“存史”的角度出发，即保存香港史料。
2008年，香港社会各界参与国家事务的密度、深度和广度到都达到了回归以来的新高度。这一年，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牵动着香港人的心，圆梦奥运、太空漫步的盛事也让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掀起一浪接一浪的高潮。当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香港青年在奥运会后提升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也正是这一年，刘蜀永对修志的作用有了不同的看法。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
记者：您为什么觉得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
刘蜀永：香港人国民身份认同在2008年上升到了新台阶，但与此同时，某些西方国家将香港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前沿阵地，加大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涉和破坏；而香港本身当时经济转型成效不昭，又经历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因而在2008年“爱国激情”达到一个高度后，香港社会反对派中年轻化、激进化的趋势也愈发明显。
记者：当您察觉香港社会思潮出现变化时，您觉得可以做些什么？
刘蜀永：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我们意识到香港地方志应该发挥更多“育人”的作用，特别是在凝聚社会共识、促进人心回归等方面。
虽然历史教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能解决一部分问题。部分香港年轻人之所以激进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历史教育的缺失，去殖民化做得不到位。
比如，中环有一条街叫砵典乍街。砵典乍（又译作“璞鼎查”）是港英政府第一任总督，也是鸦片战争的英军指挥官。指挥英军战舰打到南京，签《南京条约》的就是他。但如今，他的名字还留在香港的街道上。当然，去殖民化并不只是更改街道名称这么简单，还需要有深入的、正确的历史教育。
记者：于是，您想通过修志帮助香港市民更加清晰了解历史？
刘蜀永：是的，我们希望这样做历史教育的工作，让香港能找到自己的根，凝聚香港社会的共识，帮助市民正确理解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能给特区政府施政提供一些参考材料。比如，我们在《香港志•总述·大事记》中，重点解决了几个问题：香港是怎么来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香港和国家的关系是怎么一个状况；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历史定位。
我们努力发掘一些新的史料，尝试通过新的角度，去思考香港的历史定位及作用。
讲香港故事 促人心回归
在采访中，“历史教育”是刘蜀永提到最多的一个词。他认为，善用香港本地的历史资源来开展国民教育和历史教育更有成效。
2022年9月4日，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隆重揭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典礼。刘蜀永所在的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义务承担了纪念馆展览规划和展板内容设计的全部工作。他对此事倾注了大量心血。“历史教育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肯定对社会发展有帮助。”
刘蜀永教授在龙鼓滩
记者：您如何看待香港的历史教育？
刘蜀永：由于历史教育、国民教育的缺失，所以很多香港人不能全面客观看待国家发展。这种缺失也造成部分香港年轻人没有正确的历史观。
我们认为，让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通过本地历史去了解国家的历史，了解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途径。
最近几年，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深入研究香港抗战的历史，特别是港九大队的历史。我们展开田野调查，探访一些历史亲历者的后代，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抗战遗迹。
记者：为什么选择港九大队这段历史？
刘蜀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是在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的由始至终坚持抗战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中，大部分队员就是新界的原居民。因此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新界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已经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当时的香港市民和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深厚的鱼水之情，也反映出香港市民爱国的传统。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香港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保卫国家、保卫香港的历史贡献。
记者：您如何理解历史学者的责任？
刘蜀永：作为历史学家，我只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历史教育和国民教育，实际上也为“爱国者治港”提供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有了思想基础，人心回归的问题、“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刘蜀永教授（右）与记者在香港岭南大学
记者：您对香港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刘蜀永：我从事香港史研究已整整40年。在研究的前半段，我主要是在北京依靠档案和史料来研究香港。后来，我在香港已生活17年，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里，也去过很多偏远地区和村庄，研究比过去更加深入。所以我对香港是怀着一种“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深刻感情。我希望利用自己特殊的经历，为香港与内地的沟通做些事情。特别是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能多做几年。
历史研究是需要积累的。我也希望把我这几十年积累的资料和经验交给香港年轻一代，希望他们将香港历史的研究传承下去。
毕竟，了解才能热爱，而爱国是每个人心中最朴素、最真挚、最深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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