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布伦纳辩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

1976年初，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名家罗伯特·布伦纳，在著名的左翼杂志《过去与现在》发表长文《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提出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影响长期性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把握由欧洲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历史发展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由此开启了长达近20年的“布伦纳辩论”。布伦纳笔锋所及，争辩对象人多面广，他既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诸如人口决定论、商业或贸易决定论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辩论”在西方史学界、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反响很大，影响深远，也因之引起国内史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国内的研究总体而言，偏于分散和零碎，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问题的针对性，尚未得到很好的彰显；特别是其中涉及的事关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深层次问题，在合理反思基础上的有效应对，非常少见。仔细梳理和认真挖掘它的来龙去脉、争辩核心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不仅对更好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颇有裨益，而且对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极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反驳非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正统

马克思主义：历史由来和双重指向

“布伦纳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大事件”绝非空穴来风，既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薮，也是对前贤理论努力的赓续。

从19世纪40年代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以来，马克思就重视探究资本主义何以萌生和形成。除40年代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借鉴和吸收斯密思想，以分工和所有制的变化来初步分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都先后开设专节阐析，研究更为细致、深入，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判。但总体而言这并不是马克思的重点，他的分析还是留下了不少空白、晦暗不明甚或前后不一之处。

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红色科学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落地生根，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组于1938年9月成立。同年A.莫尔顿出版名作《人民的英国史》，聚焦于农民战争、英国内战、工人阶级和工联主义崛起，来梳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凸显阶级斗争塑造历史的重要性。这代表和奠定了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强调具体历史进程的经验分析和阶级斗争。作为这时期的重要人物，莫里斯·多布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在1932年出版名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书，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依赖“直觉”或“先验逻辑”来把握历史，而必须诉诸历史经验，像经济决定论那样迷恋“先验逻辑”、理解因果关系，是“完全贫乏和不真实的”；1937年，他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从这种阶级关系的特点上找出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有规律的运动的锁钥”。多布虽在政治立场上亲近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但在理论上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意保持一定距离。

1946年，史学家小组被重建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多布同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方面开宗明义地说，“如果经济分析不能与历史的发展相结合，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不能有所成就”，另一方面重点探究了资本主义如何萌生、形成，成为率先专门研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典之作。多布认识到，准确把握“过渡”，就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当时有三种观点影响较大：一是桑巴特、韦伯的“精神说”，把精于算计和节俭而又敢于冒险逐利等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视为决定性因素；二是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等人，遵循斯密而提出的“商业说”，把商人、商业视作决定性力量；三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论”，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过渡”实质是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更替。第三种观点最有价值。问题在于，一则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关注不够，二则基本上依据正统马克思主义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对此进行简单处理，主张是生产力发展直接决定的结果，无法呈现真实而又具体的过程，任何抽象理论必须和历史对接进行具体分析才有价值。

《资本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多布由此认为，这种“过渡”既是内在的，又大体分为两个维度。首先是封建生产方式因危机而走向衰落、解体。从13世纪末开始，封建贵族阶级为维系统治，整个阶级和家臣数量不断增长，再加上对外战争以及对奢靡享乐的追求等原因，被迫日益强化对农奴的剥削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不堪忍受的农奴轻则怠工抗争，重则选择新的“飞地”（如城镇或新殖民地）逃离盘剥，甚至奋起反抗，农业劳动人口和生产能力不断衰减，导致了封建生产方式很难持续。其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成长。封建生产方式危机在14世纪得以凸显，在使诸如自耕农和城镇手工匠等自由生产者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使城镇中的工匠积累了更多财富、有了更大生产自主权，面临不断扩大的贸易需要，有实力挣脱封建行会的支配和压制，使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制度得以扩展，此前依附于封建生产的简单商品生产方式日益独立、不断兴盛，且获得内在的运行逻辑，大概于16世纪中晚期，最早一批工业资本家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资本主义的萌生、兴起，决定性的不是“精神”“贸易”，而是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核心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它虽没有以“任何简单且直接的方式”催生出资本主义，但的确改变了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对封建领主关系的依赖，使资本逐利主导的雇佣关系得以确立。布伦纳据此总结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多布分析了欧洲封建经济长期趋势背后的生产方式支撑，以期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趋势”，不过，“与那些将封建主义看成一种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人相反，多布将封建主义看成一种建立在阶级关系之上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使多布赢得了赞誉。霍布斯鲍姆后来回忆说，该书提出的问题成为史学家小组聚焦的话题；希尔194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或技术决定论，绝非“对产生必然变化的经济变革的无趣记录”，英国革命这种阶级斗争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中起着关键和核心的推动作用。希尔顿同年出版《14和15世纪兰开斯特郡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部典型的经济社会史著作中，多布的影响明显可见；他后来还明确说，“作为一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人”，“我更多地关注对实际的历史进程的解释，而不是纯粹理论领域的争论”。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1950年在《社会与科学》为该书撰写书评，公开驳斥多布，认为他对封建社会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封建主义的确生产低效且缺乏稳定性，但本质是顽固和保守的，缺乏更新动力，不会自我解体，解体因素只能来自外部即逐渐发展起来的长途贸易，从事它的商人而非自由生产者，才是第一批资本家。多布同期发表《答辩》，采用更为细实的历史材料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争辩由此萌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分别从不同角度力挺多布。希尔作为蜚声世界的英国革命史研究专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诸如《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颠倒的世界：英国革命期间的激进思想》等多部专著，以更为丰厚的史料进一步凸显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有力声援多布，并坚持反对粗俗、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希尔顿作为中世纪封建社会研究名家，不仅于1953年在《科学与社会》专门发表文章批驳斯威齐，而且在以后四十多年的研究中，一直将“过渡问题”作为聚焦点，先后撰写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起源》《封建主义的危机》，努力以更为详实、细致的历史经验来佐证多布的观点，还明确指出：“农民反抗对于农村公社的发展、自由地产和自由身份的扩大、农民和工匠发展商品生产的自由，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出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史学家汤普森高扬阶级斗争复杂性和重要性、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炉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鲍伊思（Guy Bois）70年代专门著文《封建主义的危机》，回应这场争议。希尔顿、希尔1976年将以上“多布−斯威齐之争”的相关文献，汇编为论文集《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出版。

布伦纳对“过渡”问题的探索，就是在这种思想史背景下形成的。他坦陈，“正是通过多布，我开始发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源起，必须在新兴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这就意味着在研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借助于超经济手段占有剩余产品与农民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有限使用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其核心主张是，对于诸如“过渡”这种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分析具体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或剩余剥削关系得以构建的相对自主过程以及其所造成（或没造成）的具体阶级冲突是十分关键的。

在布伦纳看来，多布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方式转型理路，的确具有范式转换意义，很好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但其同样留下问题。第一，多布坚持认为，之所以发生“过渡”，归根结底源自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得不到农业生产技术支撑，大量农奴为了生存只能反抗和逃跑，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最终还是因为生产力。多布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和生产力决定论决裂。第二，多布的分析，也没有超越贸易论或商业论模式，他实质上还是认为，资本主义来自对市场、商业封建枷锁的打破，资本主义因素内在于封建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第三，由此，多布虽认识到农奴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是转型、过渡的关键力量，却“低估了英国领主在阻碍和削弱小农生产、从而通过他们的商业佃户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条件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错误地认为小商品生产者和工业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表现形态。

布伦纳认为，多布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妥协，进而对阶级斗争凸显不充分；也因之对前述人口论、商业论的错误把握不够透彻，并最终和商业论合流。也正因此，不但人口论、商业论仍大有市场，生产力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仍有很多坚持者，如60年代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来力图创新阐释拯救其生命力，70年代柯亨公开声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辩护。因此，有必要在多布基础上进行更深层的反思、批判和重新建构，“布伦纳辩论”由此形成。

二、工业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

“布伦纳辩论”引起的两个具体历史争议

除长文《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外，布伦纳还在《过去与现在》杂志先后发表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并在其他刊物发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源》《资产阶级革命与向资本主义过渡》《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西欧的发展看东欧的经济落后》，出版专著《商人与革命》。在这些作品中，布伦纳指名道姓地强调，以英国经济学家波斯坦（M. M. Postan）和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L. R. Ladurie）为代表的新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是错误的，将“商业化模式”概括为“新斯密主义”进一步解析和批判，并将斯威齐、巴兰等研究不发达问题的左翼学者概称为“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专文批判，以至于有人说他“用生产关系术语对落后问题作出了比阿尔都塞主义者更为严谨的思考”，进而“被广泛地认为是巴兰、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最强有力的批评者”。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努力建构并反复强调的生产力决定论视为斯密主义变种展开批判。

布伦纳的分析和批判，产生很大反响，除波斯坦、拉杜里及时撰文回应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卷入其间，纷纷撰文争辩，如法国的鲍伊思，英国的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等。1987年，阿斯顿和菲尔平择取其中部分文章以《布伦纳辩论》为题结集出版。在“辩论”中，布伦纳究竟是怎么看待、阐析“过渡”的呢？

布伦纳认为，所谓欧洲封建生产方式危机实际上在10到11世纪就已开始，生产效率、生产力水平低的确是地主无法维系旧剥削模式的重要原因，问题在于当时欧洲普遍如此而非英国独有，但只有英国、荷兰等西北欧屈指可数之处萌发资本主义，同期欧洲大部分没有这样，历史的真实是，“西北欧个别地区的地主和农民在试图通过封建手段处理中世纪晚期封建危机时，却意外地导致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出现”。“过渡”的发生与生产力基本上没有相关性，阶级斗争在转型和过渡中起了关键作用。

但要记住，阶级斗争的确如马克思所理解的，围绕着以争夺剩余产品为核心的阶级利益而展开和进行，但绝非如正统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是生产关系简单决定的，相反，阶级斗争催生、塑造着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财产关系），它实质上是“由两个主要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种对比的根本变动，就会逐渐催生新的生产关系；而对比关系不同最终“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不同的结果”。具体言之，到16世纪中晚期，英国、法国和东北欧三地生产力水平仍基本接近，但阶级力量对比差别很大，导致阶级斗争明显有异。其中，英国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入侵和诺曼征服，使英王强大权力和中央集权得以巩固和发展，英国贵族更早实现了非军事化，逐渐丧失“超经济”地（以武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掠夺剩余产品的能力。不过，英国土地很长时间被地主集中占有，地主虽没武力做后盾，相较于数量上占多数的直接耕种土地的佃农，在具体生产上却居于主导地位，往往采用最利于自己的“商业地租”的方式（租息、租利最高化）把土地承租给佃农，进而将佃农推向市场竞争主导下的“交换性生产”，一方面迫使他们“通过专门化、剩余积累、创新和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线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开始出现雇佣劳动，形成了马克思曾指出的典型的“农业三角关系”，即“依靠收取资本主义地租而生的地主、依靠收益而生的资本主义式的佃农，以及依靠赚取薪资而活的雇佣劳动者”。随着竞争主导下的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竞争失败的佃农加入不断扩大的雇佣劳动者队伍，成为农业无产阶级；而地主和成功的佃农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而成为最初的资本家。而法国农民借助于中世纪西欧农村共同体反抗地主取得较大成功，获得了一定自由权和财产权（如耕地所有权），地主只有依赖于国家力量来维系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维系地主和农民的平衡（推出很多保护农民的举措）。由此，一方面是绝对主义国家（“专制主义”或“税务−公务”国家）形成，另一方面是广泛的自耕农阶级形成，整个社会缺乏更新生产方式的动力，很长时期保持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德国和波兰交界的东北欧，以上两者都不存在，则倒退回封建社会前的奴隶制生产方式。

在布伦纳那里，在阶级斗争形塑生产方式的背后，是封建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统治阶级）存在和活动方式难以为继，其“政治再生产性”受到破坏，原有的“政治共同体”解体而为新的所取代。这种解读模式，鲍伊斯新创“政治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指称。经过艾伦·伍德等人的努力，“政治马克思主义”现已成为国际左翼思想界颇有名气和声望的研究支派。维基百科专门为之创建词条，提醒说它已引起诸如Benno Teschke、Hannes Lacher和George Comninel等多名学者的加入。

布伦纳的这种解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直接引起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议。

其一是资本主义最初形态问题，即最早是以工业还是农业资本主义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不管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最初形成，英国都是典型。不过，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原始的历史形式”时强调，一方面，代表资本主义发端的工场手工业的确首先出现于农村，但它不是和种植业而是和诸如纺织等“农村副业”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英国“又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和农业工人向自由短工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在农村中彻底完成并达到它的最纯粹形式为期最晚，但它在那里开始的时间是最早的”。这意味着，真正的资本主义（纯粹形式）在农业中晚于在工业中。他后来更明确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开始的，而且是逐渐支配农业的”，还补充说：“在农业中，手工劳动相对地说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

受此影响，多布在分析过渡问题时，强调农业生产之外的城镇小商品生产者、手工业者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首先以工业资本主义存在。布伦纳将此视为多布的主要错误之一。依据他的分析，第一批“资本家”恰恰来自农业生产中的地主和成功的佃农，资本主义首先以农业形态出现。这和英国著名左翼经济史学家R.托尼在1967年的名作《16世纪的农业问题》中的观点一致。对马克思的上述判断，也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如桑巴特就曾公开反驳过。布伦纳的分析，很快受到诸如阿伦（R. C. Allen）、霍伊尔（R. W. Hoyle）、惠特尔（Jane Whittle）等史学研究者的诘疑，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同样引起争鸣。前述的希尔、希尔顿基本上都认可多布的分析，霍布斯鲍姆明确说：“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是封建社会演变的结果。这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个别城市的自由民集团发展成为自由民阶级”，和布伦纳公开唱反调。而“政治马克思主义”干将伍德，则力挺布伦纳，她特意写就《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将布伦纳的分析进一步细化，在第五章、第六章专门分析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如何在阶级斗争中萌生，设计一节名为“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来彰显前者的始源性。时至今日，“工农”之争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其二是资产阶级革命问题。

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题。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主张“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强调革命是社会形态更替、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在“过渡”中的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明确提出，1648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都是反对封建贵族统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核心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即生产力发展、人类解放的要求，马克思还明确提醒说，两次革命“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后来，《反杜林论》将之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也奠定了主流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解：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推翻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约束和障碍（表现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革命。

希尔于1940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深受其影响，指出这场“内战是一场阶级战争，专制的查理一世由国教教会和保守的地主组成的反动分子所支持，议会打败国王，因为议会得到了工商阶级的大力支持”，因此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多布也持同样看法。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勒费弗尔1939年出版的《一七八九年》，也是这样阐析、界定法国大革命的。但这很快遭到质疑。希尔此书出版不久，历史学家库钦斯基撰文说，英国在16世纪资本主义就已成主导性生产方式，资产阶级革命早就发生了，1640年的内战不过是封建贵族残余势力发起的反革命。多布为纪念英国革命300周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发表后，基尔南对多布、希尔进行批评，认为1485年英国资产阶级已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其后的都铎王朝一直到内战爆发并没有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1640资产阶级革命”说不成立。

更大的冲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叙事中，这是更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954年英国史学家科本出版《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公开质疑勒费弗尔的正统理解。他依据史料指证说，18世纪法国封建贵族不仅不再统治着国家，他们占有的全国土地份额也不多，所谓“反封建”事实上不成立；真正领导革命的不是上升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而是衰落的官吏和自由职业者，法国大革命不是先进资产阶级为解放生产力、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而发起的革命。由此，反对正统理解模式的所谓英法“修正史学”逐渐兴起。希尔在70年代后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调整，不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或主导下的革命，强调只要在结果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要从整体上把握资产阶级革命，诸如文化、观念因素也很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布伦纳辩论”，同样蕴含着对正统理解范式的反思。依据布伦纳的分析，早在1640年以前，英国地主、自耕农、雇农之间的斗争，已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使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促进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反对阻碍其进步的统治阶级并取得胜利的阶级斗争”；1640年的“光荣革命”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这场内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与要求扩大国家权力的君王、旧商人之间的斗争。布伦纳专门撰写并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向资本主义过渡》一文，明确说“资产阶级革命论”“最终站不住脚”，在《多布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一文的结尾，对之再次重申；后来又出版《商人与革命》，以新、旧商人为例，再次批驳了正统的说法。伍德在《资本主义起源》中，专设两节即布伦纳与“资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革命，在为布伦纳辩护的同时，诘疑正统说。

怎么定义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英国内战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时至今日，不仅在国际史学界存在争议，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聚讼纷纭的话题。“布伦纳辩论”的独特强音，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

三、“布伦纳辩论”与生产力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归属

“布伦纳辩论”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归属问题——以诘疑、争议的方式凸显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阐释了一种新生产方式进而一种新社会形态何以形成，并强调生产力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归根结底”的决定地位；正是依据生产力决定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内在脉络和普遍规律才得以在本质层面解释和揭示，它也因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特质，受到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梅林到布哈林、斯大林等的竭力坚守和捍卫，形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然而，当时这种思想谱系，对它作了教条化理解，把复杂的人类历史理解为简单的进化公式和抽象的理论模型，主导倾向具有明显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色彩，无力解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两者都不是生产力自动发展、直接决定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前后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主调就是反思、诘疑、批判和否定这种生产力决定论。

稍后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开初虽在基本观点、政治立场上和苏共、第二国际颇为亲近，但它同样非常重视经验主义传统，诸如多布、希尔等都自觉地和机械决定论保持距离。其第二代史学家，更为用力地拒斥生产力决定论。如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法，认为决定论根本无法彰显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独特性、复杂性；霍布斯鲍姆明确说，导致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可能不仅仅来自其内部，还可能来自不同结构的社会的融合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型发展，不存在某种单一的东西简单决定的历史。对汤普森颇有非议的安德森，也明确说，“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这“与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接受的信念相反”。以至于里格比总结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很少能够运用生产力决定论去解释历史”。

布伦纳更为直白和明确地总结说：“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兴起是前资本主义个体生产行为者的再生产规律和前资本主义阶级冲突所造成的无意识的结果。”资本主义的萌生和生产力无关，而是偶然的。鲍伊思为此批评说，布伦纳“将阶级斗争与其他所有的客观可能性相分离”，“所采用的方法具有总体上纯粹的主观性，实质上是一种看待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

布伦纳还力图为自己反生产力决定论寻求马克思主义依据。他认为，“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马克思先后提供了两种解释模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性区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种模式主要见诸早期著作，其核心是不断自我发展的分工概念，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表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方面说“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又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其后通过《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共同建构了一种“明显的生产力决定论”来阐释“历史的沿革”。这种模式既然重视生产力的能动角色，就必然探究它为何不断发展，因为把分工视为生产力的重要表现，也因之把推动分工的市场交换作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进而建构了一个“原始公社社会→公社之间的交换和专门机构→基于私有制的交换型生产→不断扩大的分工和交换→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演进模式，尽管它“似乎把阶级斗争置于历史转型的关键位置，但却使阶级斗争丧失了任何实际意义”。这种模式与“斯密的交换与分工发展观”，“在看待前资本主义的一般演化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具体演化问题时，几乎没有什么质的区别”。这种模式影响很大，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主流传统。

第二种模式主要见诸《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及手稿）等晚期著作中，“其指导原则是生产方式论，即认为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财产关系系统”，所谓财产关系，就是“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借以维持自身再生产而形成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谓之“生产关系”，明确指出它“是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其产物”。这样一来，第一种模式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解就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是统一的，二是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生活需要和使用价值，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性手段（利用政治强权）来完成剩余产品的榨取（如税收、徭役），维系剥削关系。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财产关系系统（比如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为交换而进行生产，剥削靠经济手段实现等），不可能从封建社会中自然而然形成，只能是特定情况下发生的阶级斗争形塑的。

布伦纳的这个分析，在“政治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强烈回应。其代表人物伍德明确说，历史唯物主义“巨大力量不在于任何单线的历史观，而是在于对历史特殊性的特有灵敏性”，“最好不要讨论生产力，好像它们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一种自发原则，以某种方式外在于任何一种既定社会关系的体系”。布伦纳对生产力决定论、普遍规律论、单线论历史观的批评，得到不少西方左翼学者的认可、称道。如霍布斯鲍姆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里格比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威克姆在其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史学编纂》中，或直接援引或明确点名或举例分析，从不同角度对之表示肯定。生产力决定论与反决定论之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巨大分歧。今天很多左翼学者依据具体历史分析来反思、反驳生产力决定论正统说法时，难以绕避布伦纳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以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涉猎广远，在今天看来，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但也因之形成一个重大的阐释争议，即它到底是哲学还是诸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偏重实证的经验科学。普列汉诺夫1895年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元论，强调是哲学，但被指定为恩格斯接班人的考茨基1909年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并得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响应。20世纪初，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其核心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哲学”，而不是经验、实证科学；反对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以生产力决定论为名对历史作宿命论理解，消解了革命主体性、能动性。其中柯尔施说得非常明白，马克思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革命的哲学”。

而英国史学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一条近乎相反的路线，即反对将之理解为哲学，因为抽象的历史哲学构建了像生产力决定论那样的超越历史经验的抽象模型、理论图式和普遍规律。从多布、希尔、希尔顿等开始，就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经验之间的关系，经常强调抽象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具体历史的考验，反对机械决定论。到50、60年代，前述修正史学开创者科本，以法国大革命研究为例，指认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把握，作为一种能够自证的理论体系，偏重理论上的逻辑推断。60年代汤普森在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贯彻经验优先的原则，以至于安德森以“理论的贫困”来批评他。即使是安德森，70年代也明确说马克思本人“成熟时期，他从未再度涉猎纯哲学领域”，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理论”。博托莫尔说得更明白：“严格说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把它解释为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理论倒是最合适”，还说从早期到后期，马克思的著作借助于“详细的经验阐述”而“转向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

布伦纳为此也强调他“的确倾向于从社会与历史理论的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特征”，这既和纯粹的经验科学、编年史学有区别，强调理论建构、理论范导对把握事实世界的重要性；也和偏重概念推论、偏爱建构抽象理论模型和图式的历史哲学差异很大，在他那里，“追溯社会发展历史与理论的因果关系链条就从对某种铁定法则或规律的寻找转向了对具体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财产关系的考察”。在这一点上，他和安德森、霍布斯鲍姆比较接近。安德森为此表扬布伦纳，说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危机在现实中如何发生所做的详细的历史叙述”两种分析优势“例外地统一起来了”。后来伍德则据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彰显历史特殊性，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哲学和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历史特殊性的理论。

“哲学VS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阐释史上仍无定论的巨大争议。布伦纳在“布伦纳辩论”中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为从这种争议中走出来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借鉴和启示。

四、辩证的审视和必要的回应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有个有名的概括：“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历史一方面是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历史，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尖锐冲突的最终解决和社会形态更替，往往通过阶级斗争完成。两者既有一定主次性，又内在统一。但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模式忽略了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性、发生的复杂性（如主体选择性）及塑造历史的独特价值，普列汉诺夫因之拒绝赋予十月革命理论上的合法性。

英国史学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重视结合英国近代的具体历史来彰显第二方面，这几乎是多布、希尔等早期代表人物的共性，他们对生产力决定论颇多反思亦不乏訾议。而布伦纳在辩论中的核心诉求，就是更为激进地把第二方面凸显出来，以至于把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决定论隔绝、对立起来，主张英国资本主义的萌生是各种机缘凑巧所促成的阶级斗争“无意识的结果”，不仅阶级斗争是偶然的，整个历史都是非决定的。这显然已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常轨道。由此，“两种模式”说固然有一定洞视，因为马克思早期的确更为重视对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历史普遍规律的探究，而晚年《资本论》及其手稿更为重视通过生产关系来聚焦资本主义特殊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根本误读。一则马克思实际上早在《哲学的贫困》、致安年科夫的信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实现了对斯密模式的超越；二则马克思晚年从未放弃、否定生产力决定论，除序言的经典表述外，《资本论》及其手稿还有多处明确表述；三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具体历史进程时，会有一定的偏重，但生产力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这两种阐释路径，总是辩证统一的。同时期英国著名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G.琼斯，虽亦反对机械决定论，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如果没有了生产力的概念，很难让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中生产力是核心概念。”而在很多地方对伍德颇为肯定的伊格尔顿，明确地批评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贬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而强调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样的做法未免戒备心太强了。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马克思对待这一观点是十分认真的，而绝非儿戏。”

一般认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些核心概念，都是对事物本质的科学抽象，很难直接对应现实具体事物；生产力决定论，作为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本质的科学抽象，所谓决定与被决定，更多是“逻辑学”而非“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要求任何经验的、现象层面的历史事件都符合生产力决定论，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将之理解为机械决定论那样简单、万能的图式，无视经验的、现实的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和经验的历史保持一定的亲缘性、解释力，是其生命力和科学性的基本要求。

“布伦纳辩论”始终提醒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生产力决定论，实属要害问题。立足当代中国的重大变迁等历史事实，来丰富和完善生产力决定论，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弥足珍贵。因为当代中国的重大变迁，是机械决定论难以解释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可以说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也可以说革命、改革等社会主体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完善的直接决定因素。怎么来合理阐析这些历史进程和现象，既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又超越机械决定论，回应布伦纳的诘疑，理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历史重任。

实际上，在这方面国内已有可贵的探索。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罗荣渠，以世界现代化为背景，结合中国因社会主义革命而形成的独特现代化进程提出“一元多线发展论”。强调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发展为中轴而运转的，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水平构成人类历史普遍的基本规律；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处在复杂的互动中并牵涉很多内外因素，“受多因素影响与支配的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不平衡规律”，现实中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水平往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具体怎样适合也是各种各样，不是千篇一律的，历史的发展演进和形态更替绝不只是一种模式，更不可能只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这一条线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并没有违背生产力决定论和一般历史规律。更直接的是政治经济学学者孟捷，重点关注了布伦纳辩论，聚焦于“如何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问题”，提出“有机生产方式理论”，以求重新理解生产力决定论。他强调生产关系有两重功能，即适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剩余，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不总是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某种来自生产力以外的因素如改变重构剩余产品占有的阶级斗争、国际竞争甚至战争等，也会造成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而催生新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不是生产力自动发展的直接结果，而是革命的直接产物。当生产方式的变迁不仅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嬗变而实现的，而且最终显著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时，这一变迁就获得了不可逆性，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应在系统因果性意义上理解。布伦纳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有合理性，但对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解不深入。建构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应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形成科学的生产力决定论，科学抽象的方法、历史辩证法的思维工具是关键，这根源自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说马克思主义有哲学，应无多大异议，但把它完全或主要归结为哲学，则难以避免分歧。马克思中晚期的研究，从文本上看更接近于对大量经验活动、事件进行研究、阐析的经济学、历史学等；从历史唯物主义诞生起，就注重立足于经验和现象性的历史事件、社会事实来分析，力图避免成为思辨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和“观念论”哲学。但它的确又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历史学等经验、实证科学差异很大，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辩证思维以及独特的哲学方法（如科学抽象），同时具有鲜明的反思性、批判性，重视把握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和普遍规律、社会本质。海尔布伦纳等为此很有见地地指出，马克思“的确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使马克思超出如此众多的其他经济学家的，是他把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联结到一起形成统一的整体的能力”。不过，我们还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归属是什么？经济学家马蒂内利和斯梅尔塞指认说，马克思穷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建构了“一种可解释经济历史现象的社会变迁理论”，关注经济发展及其诱发的阶级冲突对社会历史演变的动力作用，“创造一种几乎是全新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研究经济，根本上是为分析社会、历史服务的；实际上，他研究和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都是如此。布罗代尔为此强调：“社会历史分析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伟大创新之一。”就此而言，像布伦纳等英美史学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社会历史理论是有很大合理性的。

也正因此，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历史社会学，诸如福柯、斯考切波、蒂利、布迪厄、吉登斯、汤普森、安德森、华勒斯坦等享有世界声誉的知识分子都归属其间，其核心主张就是强调要借助于偏重社会结构、社会规律的抽象社会理论模型、框架，来分析和把握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进程，亦即把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这成为不少人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归属的重要选择。他们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就是历史社会学，卡尔霍恩为此概括说，“多数‘学统’都将马克思视为第一位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历史社会学把前述社会历史理论向更深一层推进，也为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属提供可资借鉴的视角。

不过，马克思主义作为洞察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历史科学”，实是哲学（辩证法、科学抽象）与具体社会科学的有机融合，以上两种说法对作为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实质，认识是不充分的。布伦纳以尊重历史经验为名拒斥生产力决定论，废弃对历史普遍规律的探索，许多历史社会学名家同样不认同历史存在普遍规律说。笔者曾因之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应被视为“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与一般性的历史社会学有明显差异。所谓反思性，不仅表现为它的批判性、“从后思索”，更重要的是科学抽象、辩证法等科学方法，进而能有力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普遍规律，这离不开哲学素养的基础性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社会学和作为科学方法、科学思维方式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切近的理论归属和最基础性理论素养要求。

据此，“布伦纳辩论”提醒我们，如何在跨学科研究中实现理论和现实、抽象思维和具体经验之间的有机融合、良性互动，无疑是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而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支撑，当下最基础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布伦纳辩论”同样提醒我们，像探究“反思性历史社会学”那样来进一步厘清和明确该一级学科的主要理论归属、核心素养要求和基础学科支撑，也是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研究”（20&ZD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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