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目录及摘要

摘要：20世纪前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运动。在这场知识生产运动中，晏阳初的“创造性适应”范式和费孝通的“从实求知”范式，基于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相异的研究旨趣，提供了诊断和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同时也为当时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方向。这两种知识生产范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遗产，对其实践逻辑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带来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知识生产；晏阳初；费孝通；“创造性适应”范式；“从实求知”范式

作者：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 200444）；耿敬，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 200444）。

摘要：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情境建构不仅仅是理论讨论，而且是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世界（环境）的直接干预。他们并不直接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的制度，而是转向这些制度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穿住小事情对象化结果，即微观社会批判。在黑格尔看到宏观“市民社会”的地方，情境主义者看到了原子化个人活动被入序于金钱化都市关系中的微观生活细节，这种细节化的“氛围”不是由人主动构序和塑形的，而是由景观操控的。整体都市主义，正是针对资产阶级都市主义这种景观控制下的城市生活的微观伪场境，同样从建筑和城市生活建构的场境入手，试图重构日常生活的诗意情境。

关键词：情境主义国际；整体都市主义；日常生活革命；微观氛围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相对于注重在纵向神人关系中厘定人类生活方式及其命运的中世纪哲学，以及具有明显意识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主要涉及横向人类关系的友爱问题，并摆置于显著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三位现象学家在反对意识主体性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伦理政治生活之形式主义、规则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及其一般实践哲学的化用、重构、批判或革新，逐渐将友爱重新引入哲学视野，甚至推向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在相对意义上，三位现象学家友爱之思的具体领域和重心以及相应的友爱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在他们各自的哲思整体中，友爱问题都并不单纯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与存在、生存、语言、真理、时间、伦理和政治等议题错综交织。友爱问题的广泛牵涉性和深厚渗透性，也映现了现象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与趋势，亦即，在更源初、更深厚的层次上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存在与伦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源始关联和沟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由此走向一种更富前景之现象学的实践哲学。

关键词：友爱；存在；亚里士多德；现象学；实践哲学

作者：陈治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暨现象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政企关系是理解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也是转型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政企关系类型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笼统，或者难以验证。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从政府对企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两个维度，可将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政企关系分为四种类型：政企合作、政企合谋、政企分治和政企伤害。由此得出了决定政企关系类型的三个主要因素：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三者分别代表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力量，通过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阶段的博弈决定了政企关系的性质以及动态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可检验的基本命题，并通过国内外的案例加以佐证。应用动态政企关系框架可以解释“中国奇迹”以及相关的重要现象，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政企关系和改善政企关系提供了一套可识别和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政企关系；地方政府；企业；合谋；合作

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摘要：制度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观点被广泛接受，相关的经验分析却比较有限。本文以1997年以来中国326个地级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尤其关注进行改革地区的法治水平所产生的作用。经验结果表明，地区法治水平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始终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改革只有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高法治地区才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改革后三年会持续存在，并且，这一改革对非发明类专利的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提高研发效率而实现的。本研究表明，法治作为约束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对于行政审批改革促进企业创新发挥着关键性条件作用。而研发投资回报率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提高亦是行政审批改革促进企业研发绩效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行政审批改革；法治；金融危机；创新绩效；研发投入

作者：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30）；王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30）；赵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30）。

摘要：项目下乡在向乡村注入大量资源的同时，极大地影响了基层治理生态。研究发现，项目运作过程中村社自主性与项目运作机制交互作用，产生了外部资源悬置、内部化、外部化、私人化、工具化等不同样态。在当前海量资源持续输入农村的背景下，须在充分考虑村庄接应能力的情况下选择适宜的运作机制，在提升村庄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上，促进村庄公共性的重建，改善基层治理。

关键词：项目制；村社自主性；运作机制；外部资源内部化

作者：董磊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邹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摘要：《民法典》第9条所表达的“生态原则”并非对传统民法原则的简单增补。传统民法构建于行为中立性的假设之上，19世纪末的社会化运动和20世纪晚期的环境考虑虽然极大限缩了这一假设，却没有从理念上根本摒弃它。在生态原则引入风险预防的思想后，民法开始承认行为的前因后果、社会和生态影响也是行为的一部分。权利人不但有了更高的注意义务，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有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的积极作为义务，并承担历史责任。同时，利用人格拟制技术把自然物承认为权利主体的做法也表明，生态具有了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体之利益的保护价值。法律的适用者在个案权衡时，不能仅考虑不同社会行动者的利益，也必须考虑生态保护利益。所以，生态原则本身具有独特的规范意义，无法为其他民法原则所涵盖。

关键词：生态文明；风险预防；人格拟制；生态考虑

作者：朱明哲，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北京 100088）。

摘要：重大风险设施选址涉及危险防御、空间塑造、利益衡量和风险分配。“邻避”话语及其分析框架有失允当。项目选址决定的事实认定有着不确定性。风险评估于是成为事实认定的基本程序配置，其对象包含着主观认知，宜采取“分析—协商”的方法，形成关于危险、风险和剩余风险的规范决断，在个案上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项目选址是面向未来的空间塑造活动，多元利益在行政过程中实质性建构，风险也在其中分配。因此，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凸显。项目选址的风险分配过程，有着技术标准、行政规划和行政许可等多阶动态手段，形成了以行政许可为中心的规制措施和跨部门综合决定。风险分配的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合作与程序。参与基础不再限于主观公权利，而包括多元利益、风险知识乃至风险承受，最终形成“商谈—建构”的审议民主程序和合作决策构造。

关键词：风险行政；风险评估；行政裁量；利益衡量；行政程序

作者：陈越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

摘要：世纪之交，美学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美学从萧条走向复兴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外国美学的引入，重要美学著作的翻译，美学领域国际交流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美学主体性的建立；第二，美学学派意识的形成，对建立新的美学派别的尝试及其得失；第三，各种类型和各个方面的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本文对此分别做了评述，以检讨其得失，温故而知新。

关键词：美学的复兴；国际美学协会；“第五派”；中国美学走出去；关键词研究

作者：高建平，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深圳 518060）。

摘要：康德在先验层面上以“诸表象力的自由游戏”与心灵的“自由愉悦”为核心，确立起了审美行为的自律性，但他对审美判断之机制的建构与这种审美自律性本身是不统一的。这种自律性没有被19世纪的美学所接受，但“自由游戏”与“自由愉悦”在20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就当代人的审美经验与审美理论来说，这种审美自律性是失败的。先验层面的审美自律论最终被一种源于历史演绎与实用态度的综合论所取代。

关键词：康德；审美；自律论；自由游戏；自由愉悦

作者：刘旭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摘要：现代博物馆的陈列方式抹平了古代画作之间的时空差异，导致绘画的“历史语境”遭到破坏和误读。为了更好地传承古代艺术，我们应当从“收视点”的角度去考察画作，还原其最初被观看（或使用）的语境以及相应的观看方式。对画作“收视点”的重构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画作的功能、型制、含义和风格，亦可使现代人对创造和使用这些画作的古人多一分“了解之同情”。文字史料、图像再现和文学描述能为重构提供支持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必须被极其谨慎地使用。

关键词：古代绘画；传承；收视点

作者：李晓愚，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唐宋以来的江南，已建构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故事，一直是各个论域经常择取的例子。以江南为区域的研究，既是社会史、文化史的路径，也是构建总体史的一个有益取向，从区域变动与发展中呈现国家史，而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在区域历史中得以体现。同时，江南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江南”在经济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层面中得以交叠呈现，但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

关键词：传统时代；江南研究；政治史；地域社会

作者：陈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摘要：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前后，全权问题和钦差驻京成为中英交涉的核心问题，一度成为谈判延宕的症结所在。英方将全权代表额尔金的职衔Plenipotentiary译作“钦差全权大臣”，同时将Resident Minister译作“钦差”，均引发清廷上下极大抵触。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方只能妥协接受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职衔被译作“贡使”；情势翻转后，先是璞鼎查的职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译为“钦奉全权大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额尔金的职衔则更进一步译成“钦差全权大臣”。汉译“钦差全权大臣”使得Plenipotentiary的含义生发了显著变化——经过英方在翻译上的操纵，指向了英文的Plenipotentiary + Imperial Commissioner的叠合。英方如此翻译，表面上看是为争取或表明英中两国谈判代表地位上的对等或平行，反映出英方自马戛尔尼访华始追求邦交平等或均势的意图，实际上却创制了新的身份不对等关系，折射出中英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历时地看，英方追求词语对等努力虽先后遭到乾隆帝和咸丰帝的抵制，但其成果最终经过不平等条约确定与固化下来，使得刚刚开启的中英外交关系陷入了新的不平等境地。中国在由英国人主导的条约外交体系中，陷入了与英国新不平等地位的尴尬境地。

关键词：钦差全权大臣；全权；常驻公使；翻译；新不平等地位

作者：屈文生，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上海 201620）；万立，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42）。

● 聂辉华，1978年生于江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师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 Hart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任人大科研处副处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政企关系、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等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2008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国家“万人计划”），2014年入选第七批“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201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撰写的内参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凤凰卫视以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社等中外重要媒体的采访。

○ 林佳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博连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