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 朱美华 | “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

（三）全球化与不均等：实证发现

现有关于全球化与不均等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关于美国的。Krugman发现了贸易增加对美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根据Hakobyan & McLaren的研究，NAFTA给美国带来的整体福利的提升仅为0—0.2%，但是，受影响最大的若干产业的工资增幅则下降了17个百分点。Card指出，1985—1990年间流入美国的移民每增加10%，会使本地人和以前流入的移民的就业率下降1%—2%，工资下降1.5%。还有学者发现，贸易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也有文献研究其他国家的情况。Acemoglu et al.发现，离岸外包机会的增加会导致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Stiglitz认为，在市场运行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会造成生产率下降和失业增加。

此外，贸易会促进偏向资本的技术变化，同时全球化会降低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促进资本替代劳动。这些都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证据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份额不断上升。当然，除了全球化，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还与要素替代弹性、偏向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等有关。比如，中国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并不断上升，进而导致了中国的劳动占比下降。

（四）中美冲突

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战，无疑是“逆全球化”的最严重表现。笔者在讨论中美经贸摩擦时，一直强调贸易失衡只是表面原因。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吃亏，商品贸易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维度，特朗普选择性地忘记了跨境投资和服务贸易，而中国在服务贸易上与美国是逆差。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1304亿美元，其中大都是中高附加值产品，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5056亿美元。美国在享受中国的价廉物美的商品的同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福利。

问题的关键仍然要回到收入分配，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国内收入差距拉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特别地，美国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下降，由1948年的24.9%下降为2019年的8%左右（图10）。此外，社会代际流动性也大大下降，1970—2014年间，30岁劳动者收入超过其父母（同为30岁时）的比例从90%跌落到了41%，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是中产阶层，而高收入阶层的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则稳定在高位。这就是为什么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人员大都是26岁以下的中产阶级。

图11勾画了一战以来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在1929年，0.1%的美国富人占有25%的财富，贫富差距达到峰值，但自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缩小，于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值。然而自8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急速恶化，进入21世纪后这0.1%富人的财富占比逼近“20%关口”。根据Saez & Zucman（2016）的估算，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40%的财富，是平均家庭财富的40倍。与1989年相比，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占比增长了9个百分点，如果算上资本收入的话，增长高达11个百分点，这正好是美国90%的人口在过去三十年中财富缩水的比例。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上层40%的人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图12），底层60%的人的感觉是处于停滞状态的。

必须指出，另外一个导致中美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质变。根据IMF的数据，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4.5%上升为2018年的18.7%，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值已经在2013年超过了美国（图13），这显然对美国霸权构成了威胁。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华征税的商品主要集中于高端装备制造业、高铁设备、工业用机器人等中国新兴核心竞争力行业，其目的显然在于遏制《中国制造2025》，进而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和中国崛起。从这个视角看，中美经贸摩擦预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与哪个政党或个人执政关系不大。笔者从2018年初就一直呼吁把中美摩擦控制在贸易、经济或金融范围，但现在连科技界都已经被卷入了。现在双方要做的，是努力避免真正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是要避免台海和南海的冲突。

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三大因素：政府政策、全球治理和技术变迁。其中，政府政策与全球治理紧密相关，目前的“逆全球化”浪潮显然是由各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国际治理也因美国的退群而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两者皆从根本上取决于收入分配问题。从中短期来看，国家政策会继续抵制全球化；从长期来看，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很可能会把全球化推向终结，并被区域性、碎片化的全球化所取代。

（一）来势凶猛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从根本上讲，技术进步是推动人类发展变革（包括全球化）的最为根本的决定因素。每一次文明的更迭，都是一次生产力的飞跃，而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又都缘于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基于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科技革命，通过“破坏式创造”和“颠覆性创新”，一次又一次塑造新的发展周期。

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世界工业化的起点，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转折点。蒸汽机的发明带来机械化大生产，使工厂取代手工作坊成为最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分工精细化和生产规模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策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电机内燃机的发明运用使得电力取代了蒸汽动力，电灯、电车、电话和电报相继问世，先进的交通与通信技术使信息传递更加快捷，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人类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信息文明的转折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运用极大地缩短了人类交往的距离，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同时，跨国企业大量涌现，在一国进行集中调控，在世界各地进行分散生产和销售，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目前人类面临的是第四次技术革命，以人工智能（AI）物联网机器人的使用为标志。此次革命一方面将带来对资本的巨量需求，同时导致对劳动的替代，从两头挤压劳动占比，使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技术革命在将低技能劳动力挤出生产过程的同时，还会使落后国家逐渐失去其相对比较优势。可以预期，当在发达国家使用机器人的成本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时，发达国家将具有除了自然资源以外的其他绝对优势，大大减少贸易的必要性。届时，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将会大大减弱。

1. 增加失业。

AI和机器人的使用将会增加失业。以往的技术革命，尽管伴随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劳动占比基本不变”的Kaldor定理。换言之，工资的上升弥补了劳动力投入相对下降的影响。但基于AI和机器人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似乎已经导致了劳动占比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劳动力投入的大幅度减少。同时，这次技术革命正在终结“雁阵模型”和追赶理论，使全球产出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且越来越多地依靠资本投入。失业问题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变得越发严重，而且短期内无解。这印证了凯恩斯早在1930 年就发出的关于技术进步将造成普遍失业的警告。机器人不但可以7天24小时工作，而且出错率极低，更没有管理上的纠纷。Acemoglu & Restrepo分析了1990—2007年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工业机器人增加的影响。他们发现，每千名工人增加一台机器人，将使就业人口比例降低0.18—0.34个百分点，工资降低0.25%—0.5%。麦肯锡报告显示，全球高达50%的工作是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的；有六成的工作岗位，其中30%的工作量也可以由机器人代劳。到2030年，保守估计全球15%的工人（约4亿人）会因人工智能的发展发生工作变动，激进估计则会影响30%的全球劳动人口，也就是8亿劳动力。

机器人已经在制造业、零售业和餐饮酒店业中得到越发广泛的应用，替代了低技能劳动力。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装配企业富士康集团将机器人引入生产线后，雇用的劳动力数量下降了30%；Adidas等众多公司纷纷撤回本国，因为在发达国家可以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进行生产；亚马逊用15万员工和无数的机器人打造的仓库每年可以处理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自营订单和1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订单；海底捞历时三年斥资1.5亿打造的无人餐厅于2019年4月20日在北京正式营业，这家餐厅不需要洗菜工、配菜员、传菜员、酒水配送员和等位区服务员，其运行总成本大约只有传统餐厅的四分之一；马云筹备两年之久的阿里未来酒店在杭州也已经正式开业，客人从入住到退房完全由智能机器人提供服务。

2. 冲击国际贸易投资格局。

更为重要的是，以往的技术革命没有动摇劳动力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事实，高低技能劳动力都是生产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全球化只是使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同时带来产业转移，造就了所谓的“雁阵模型”。但正如前文所言，这次技术革命正在终结“雁阵模型”和追赶理论，欠发达经济体不再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将大大降低，现有的全球贸易分工格局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从消费角度看，批量化生产的产品不再受欢迎，消费者越来越偏好个性化新产品，这要求缩短供应产业链和交货时间，促使企业迁往接近消费者的地点，而更具有消费能力的也是发达国家。

当然，不同国家，不同岗位受到的机器人冲击是有显著差别的，这也会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工成本越高，越有动力和资本率先使用机器人。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到2030年，全球被机器人取代的劳动力占比为15%，但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德国的这一比率分别高达23%和24%，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印度和中国分别为9%和16%。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世界会倒退到闭关锁国的境地，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的同时，贸易投资区域化和零碎化将取代全球化。比如，美国主导的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原则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会涵盖欧洲、日本等国家。同时由中国参与并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和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会涵盖东亚东盟等经济体。

3. 冲击全球产业链。

前面提到的智能制造和个性化产品需求，都需要高技能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优势。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智能化或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就会回归发达国家，最终使全球价值链发生收缩，发展中国家再也无法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或经济腾飞，“雁阵模式”消亡，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剩下的只是资源贸易和夕阳或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二）难以解决的利益分配问题

增长或效率问题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但分配或不均等问题显然需要政府的介入。遗憾的是，虽然全球化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高的阶段，但直到近来，由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分配问题基本被忽略了。即便是现在，经济学界仍然在争论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影响机制和后果，很少涉及到解决方案。从逻辑上讲，全球化的利益首先要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然后才能考虑其在国家内部的分配，但前者即便没有被完全忽略，也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因为有很多很难甚至无法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比如，各国究竟从全球化收益多少?按照什么原理和框架分配这些收益?相关国家是否接受这些估算和分配方案?这些收益在国家内部又如何估算、征收或分配?由谁（联合国、IMF等现有还是新设机构）来执行监督与管理?

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角度看，除非对跨国资本收入大幅度增加税收，并用于国家间的类似于财政支付的利益转移（可行性很低），全球化将会导致资本占比的不断增加，进而拉升收入不均等（见前文的证明）；如果放任不管，最终可能酿成经济或社会崩溃的灾难性后果。但在这样的后果出现之前，不断被拉升的收入差距与第四次技术革命相互强化，可能会葬送全球化本身，而这正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

（三）我们离全球化终结还有多远

1. 机器人投入使用的速度在加快。

显然，“逆全球化”进程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推进速度紧密相关。世界上安装首批一百万台机器人花了50年，但是接下来的一百万台只花了8年左右。从密度上看，工业机器人在亚洲的密度由2012年的47台/万人增加为2018年的91台/万人，在欧洲的密度由2012年的80台/万人增长为2018年的114台/万人，在美洲的密度由68台/万人变为2018年的99台/万人（图14）。从销量上看，2017年工业机器人的销量在中国是2001年的将近200倍，在印度是40倍，在欧美也呈上升趋势（图15）。可以看出，机器人销售增加的速度在2008年前后得到显著提升。

毋庸置疑，机器人的普及率取决于其投资和使用的净收益，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表明，到2025年，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将使世界上25个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成本平均下降16%，美国下降22%。根据卓贤和黄金的估算，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时薪”为25.36元，低于同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制造业工人的时薪（分别为53.1元、52.9元、43.6元和41.7元）。如果将社保工伤等考虑进来，即使合肥、重庆等中西部的制造业用工成本也已经超过了机器人。这里还没有考虑监督管理成本、劳工纠纷、效率和季节性人工短缺等因素。

从2017年开始，国内的企业开始采用国产零部件生产机器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本不断降低。比如，递送机器人在2016年的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上，仅仅两年后的2018年就已经下降到5万—6万元。传感器在2010年需要25万美元，而2017年只需要8000美元，相当于7年前的3%。其他部件，如机器人手臂关节处的驱动器也由以前的3500 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500美元。同时，机器人功能在增加，质量在提高。这与人工越来越紧缺、工资越来越高形成鲜明对照。

2. 技术普及速度出乎意料。

不少人尚未意识到第四次技术革命推进的速度，总以为全球分工合作格局难以改变。严格来说，这个速度需要专文解析和估算，但新产品新技术普及的速度往往快于我们的预料。以汽车、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为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城镇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由1997年0.2辆/百户，迅速增至2017年的37.5辆/百户，年均增长率为29.9%；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由1990年的1.8万户迅速增至2017年的14亿户，平均每年增长51.8%；中国的互联网上网人数由1997年的62万人迅速增至2017年的7.72亿人，年均增长率为42.8%。另外，3G时代达到5亿客户用了十年，4G用了五年，预计5G时代只需要三年。

（四）“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一带一路”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旨在通过贸易投资、园区建设、互联互通，力图推进全球化。尽管挑战重重，但中国与带路国家的投资贸易在增加，这对于高度开放、有着巨大产能、内需不足和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随着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高度重视跨国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未来国际治理秩序的构建；在介入全球气候变化、核污染、网络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平衡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成本与收益。特别地，要区别对待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充分考虑其对中国的长远战略的重要性，切忌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过度投入或被动投入政治或经济资源。

最为重要的是，从现在起，必须重视全球化利益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分配问题，这需要：（1）首先保证方方面面的投入在总体上盈利，尽管有些投入可以亏损，有些时候可以亏损。但中长期的大面积亏损对任何国家或组织来说都是无法持续的；（2）深入了解和研究相关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并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与沿线国家政府同心协力保护并努力增加当地中产阶级的利益，尤其不能忽视他们所可能遭受的风险；（3）注重宣传“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就业、减贫、增长、基础设施与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成就，不仅仅是在中国宣传，而是在国际上和相关国家进行大力宣传。这三点当中任何一方面不成功，都会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

本轮全球化会不会走向终结？至少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来势凶猛的“逆全球化”浪潮从根本上说是由贫富差距所推动的，而不可阻挡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尤其是机器人的投资使用成本下降、质量上升），通过降低劳动占比和劳动阶层的谈判议价能力，将在中短期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使已经处于低位的劳动占比进一步下降，并在长期终结本轮全球化。这个发现或结论的理论依据在于全球化不是帕累托改善，而是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同时部分国家的部分群体受损的不均等问题长期被学术界和政策界忽略了。

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Landers和Heckman提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张政府在加入全球化时，要扩大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从而在全球化带来的效率的上升与收入差距的扩大之间取得平衡。这与Rodrik的“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即一国只能同时选取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中的任意两个）的理论不谋而合。全球化使本国劳动者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大的风险，政府必须扩大财政支出以弥补劳动者的福利损失，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支出和市场开放是一种互补关系。另外，大量移民影响就业、公立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的分配，在政府无力增加相关支出的情况下，移民必将遭到抵制。但这两个理论都不能解决跨国收益分配的问题。

在实践中，是全球化成就了所谓的“雁阵模型”，使一些本来落后的国家如中日韩，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引入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并开拓国外市场、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全球产业链的出现和发展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产于世界各地的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但只要技术革命不断推进，同时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红利的分配问题得不到解决，追赶、“雁阵模型”就会失效，“逆全球化”浪潮将无法阻挡，并导致本轮全球化被区域性和碎片化的全球化所替代。据此，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包括学术界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极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必须重视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以抗衡“逆全球化”浪潮，或为下一轮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之时，笔者就意识到了疫情大流行对全球化和产业链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认同流行病本身是“逆全球化”的驱动因素，毕竟任何疫情都会过去，也还会再来。尽管疫情短期可能强化技术革命与收入分配所推动的“逆全球化”浪潮，但其对经济社会国际秩序的冲击是短期的，也不是根本性的。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重点项目“新时期扶贫开发理论与政策研究”（NSF 71833003）和青年项目“基于福利函数的贫困识别、度量和应用研究”（NSF 7170308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