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 | 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要多久——国共高层的抗战时长预判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共两党的领导层均已认定，中国对日抗战必将是持久战，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方针乃至作战方案。不过，所谓持久，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如果具体化，则各自的预判差距显然，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及场合下，对于持续时间的预估也有不小的差异。而持久战的具体战法，国共双方明显不同，也会连带影响到持久战究竟要多久的时间预判。此外，持久战的时间性取决于国内国际的各方面因素，而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这些相关因素此消彼长，不断发生变化，势必导致对战争时长判断的改变。凡此种种，都是抗日持久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以往较少涉及。由此不仅可以推进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认识，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战略及其实施，以及国共关系对全面抗战进程的重大影响。

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非最早提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之人，却可以说是最早系统阐述持久战及其战略方针并且最为深入之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始终强调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却并不主张对持久抗战的具体时间作出预判，而是坚持概括指出影响持久战时长的主要因素，作为判断的基本依据。早在1936年7月16日，即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答后者的提问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要具备三个条件，即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和日本国内人民及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上述论断，显然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在《论持久战》中不仅完整引述，而且择要作为与抗战十个月经验相互印证的结论的基本论点。

既然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一般人自然会像斯诺一样，追问战争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毛泽东很可能多次面对各方面人士提出类似的问题，所以在《论持久战》中专门做出概括性回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赞成对持久抗战究竟要延续多长时间做出具体预判，因为持久战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的消长变化，不能用固定的静态作为依据，以免造成错觉幻想，影响持久抗战的决心和信念。

在不愿预判持久抗战时长的同时，毛泽东主要是从缩短持久战时间的角度谈论这一问题。1938年7月2日，他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时，回答所提问题“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呢？”其答复是：“要缩短战争时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统一战线的方针下，各项工作须大大地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第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第三是世界各国的帮助。三个条件互相关联，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世界和平不能分割，“这三个条件多具备一分，则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及全体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日本及世界各个先进政党与全体人民的任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我们应极力争取尽可能缩短时间的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缩短时间只是空想”。

尽管如此，毛泽东心中对于持久战的长期性仍然有一个相对而言的时间判断，在1938年10月12日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文中，毛泽东专门讨论了古今中外“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的战例，认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阶段完结，如1905年的日俄战争、意阿战争、中国的北伐战争。由于双方强弱不同，指导能力优劣不敌。第二类是两阶段完结，如法俄战争、中国的赤壁之役、淝水之役。虽然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第三类是三阶段完结，如外国的七年战争、八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西战场）。“这类战争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中日战争即属于第三类战争。和其他同类战争一样，“这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不同的战争指导集团之特殊情形而造成的。”第三类战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由于相持阶段的存在，所以持续时间较长或很长。抗日战争作为第三类战争，时间性可以同类战争为参照。所以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抗战必然会出现极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坚决批评速胜论的盲目乐观和亡国论的悲观失望。

其时武汉保卫战即将结束，毛泽东总结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认为主要证明了三方面：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没有根据。第三、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这些中共早就多次指出的认识，抗战的实践证明完全正确。毛泽东还引述了蒋介石1937年双十节讲话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的内容，作为反对速胜论的依据，再次强调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毛泽东的主张，显然得到中共领导层的认同，或者说，本来就是中共集体意志的体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在论述持久战之时，极少对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做出具体预判，而主要是强调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各种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艰难困苦。

与中共相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局的持久战思想不仅在政治军事战略方针方面差异显著，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持久抗战的时间性预判，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反映出国民党领导层对于究竟什么是持久战，持续多久才算是持久战，充满了各种模糊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战与否的问题上一直有所迟疑，开始只是被动应战，但明确此后的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也就是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发生。1937年双十国庆纪念，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表示“我们要认定这次抗战断不是一年半载短期间可以了结的事，要预想到今后的困苦艰难只有一天天的加重，因此必须准备着一切来担当比今天还要艰难困苦到几十倍的境遇。我们唯有立定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达到民族生存的目的”。只是这样的公开声言与内心的真实想法距离较远。

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确已经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并据以制定了全面的分战区作战计划。可是其领导层对于持久抗战内心深处不免有些忐忑，希望或幻想战争可能因为各种变化而尽早结束。淞沪会战开始，国军取攻势，8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倭寇战争持久时期约可一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因为日军在上海陆续增兵，也打成添油战术，战局一度僵持不下。10月15日，蒋希望“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两天后，他与军政部次长陈诚谈话，首要之事，就是“如何使上海战事维持至明春”。虽然蒋介石自称“沪战未列入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其实很希望上海战事持久能够引起国际干预，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原状。在此期间，蒋介石乃至一些国军将领口中的持久战，不无长期坚守阵地，等待国际局势生变的意味。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时国民党的持久战是战役性而非战略性的。从实行的层面看，一定程度上言之成理。

尽管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尤其是8月7日南京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后，下决心抗战，可是仍然担忧战争导致局势恶化，危及其统治权位。他在10月31日的本月反省录中归纳自己不得不对日抗战的心路历程：“十年以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甲、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乙、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奏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庚、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辛、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并且表示：“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这样的认识，使得蒋介石一直坚持抗战，虽然也曾几度徘徊，毕竟不背初衷。

可是，蒋介石的抗日决心，尚不到义无反顾、坚定不移的程度，长期抗战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让他感到忧心忡忡。11月30日，他“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倭妥洽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这样的情景，在其脑海心中简直就是噩梦般的存在。

直到12月11日南京保卫战败局已定，蒋介石重新调整“持久抗战时期变化之预测”，提出：“甲、如何挽回外交局面与信用。乙、强化政府，健全组织。丙、团结内部，信任健生。丁、控制共党，勿使捣乱。戊、使敌疲困。己、国际干涉。庚、准备三年苦斗。”所预期的持久时间显著延长。关于持久抗战的时限，蒋介石还征求过其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员的意见。立法院院长孙科后来提到：“当前两年（即1938年）本席从欧洲回来时，蒋委员长曾问我意见，以为我们抗战应当持续多久，我当时说，至少应准备一个再打三年的计划。”蒋介石的三年苦斗是总期限，孙科的再打三年则至少是四年。

话虽如此，蒋介石有时仍然不切实际地期待出现意外转机。武汉保卫战期间，1938年8月31日的本月反省录称：“本月底敌军不克攻破我田家镇之防线，则其攻汉之方针必将变更。如9月中旬仍能在现阵线对峙，则可使形成持久停顿之状态，但亦必须至明年春季，敌军方得屈服。如国际能发生变化，则或能提早解决亦未可知耳。故此时对俄美与国联之外交，尤应特别注意也。”9月5日又记：“我军固守武汉之作用，重在第三国之调停与国际之变化也。如能固守核心三月，则我南北野战军整补就绪，又可在武汉与敌持久抗战也。”不过这样的想法很快有所调整，次日即表示，“经济则自力更生，军事则独立作战……固守武汉核心，非企图国际干涉，实自信南北两岸主力必可以武汉为中心，互相呼应，以期击灭敌军也。”前后反复，摇摆不定，恰好显示蒋心存侥幸，对于抗战的持久性认识存在偏差。

1938年八一三战事一周年纪念之际，蒋介石发表了告战地同胞书，宣称：过去十三个月，我们至少取得四方面显著的胜利：一、战略上，粉碎速战速决。二、政略上，粉碎以华制华。三、精神上，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四、外交上，得道多助。经过一年抗战，“敌人失败的命运，早经决定，我们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只要在武汉予敌严重打击，“最后胜利的日子，就在不远的将来。”媒体节录报道时，标题即《最后胜利在不远的将来》。

到1938年9月上旬，国际局势渐趋明朗，“俄自张鼓峰停战协定以后，于三年内，再无加入远东战争之望；而英美虽竞争造舰，但在三年内，亦决无干涉中倭战事之望。此时大势更明，我应速定五年抗战计画：甲、巩固根据地；乙、改造经济；丙、改造政治；丁、改造党与军；戊、改造教育与社会；己、组织单纯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以期自力更生，独立抗战而已”。战争的预期时间再度延长，新订五年计划再加上已经过去的一年零两个月，总时间已经长达六年有余。

蒋介石的摇摆，反映出他对抗战及其前途的态度多少有些暧昧。1938年11月初，他于日记中反省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惟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撼。”实则他之所以徘徊迟疑，是因为一方面认识到非持久抗战，国家民族永无出头之日，个人也荣辱相系，另一方面，又对抗战的前景不觉乐观，明知妥协议和是死路一条，仍未根本放弃。1939年5月10日，南昌会战国军反攻受挫，29军军长陈安宝阵亡，蒋介石面对“最近前方军队牺牲，后方人民苦痛，共党到处扰乱，官吏不能自拔，前途茫茫，而敌军若不发生国内革命或国际战争，则敌国无觉悟与悔祸和平之意，思之似更艰难。然而事在人为，敌之国内革命与国际战争之引起，皆可由我为之，若以此为必须经过长久之时间，则修短安危，惟有听之于天父耳”。慨叹之余，只能祈求神灵，听天由命。5月23日，他判断：“此次抗战欲达到目的，决非三年短期间所能完成，故事事应从根本与自立上做起。”从全面抗战初期以固守阵地为持久，转为以熬时间为持久。但仍然不免寄望于外力，认为“英美海军扩充完成后，远东均势恢复，则和平有期矣”。

一再延长持久的时限，意味着之前的预判只能不断改期，因为有确切的具体时间，对内对外都意味着未能兑现承诺，或是暴露出战略判断失准。尤其是面对热切盼望抗战胜利的全体国民，最高军政当局的预期越短，民众的期望就越大，也就越容易转而悲观失望，使政府陷入难以交待的被动局面。1939年10月2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中国抗战之始即公告国民以三年为期，今抗战已逾三年，尚未能败敌获胜。”总结利弊得失，从此，蒋介石本人对持久战所需具体时间公开发表意见较为谨慎，只是不断强调只要服从其领导指挥，贡献全部力量，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无论一年半载还是三年五年，与抗战实际持续的时间相比，都远远不够。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宋子文对英国《每日捷报》驻华记者说：中国经济上可以支持两年之久，必要时仍可延长。如果以此为据，判断中国持久的能力强于日本，实在是误导国人的严重误判。中国抗战进行到20个月时，有人声称：最后胜利当然毫无疑义，然而还要多少时间可以达到最后胜利呢？有许多人是在疑问的。日本速战速决破产，高唱百年战争，白崇禧则表示“我们准备千年战争”。也许意志薄弱的人听了这话，会感到苦闷，因为不知这次的战事到哪一天才可结束！其实日本的百年战争是夸大，白崇禧的话，也不过表示抗战到底不达最后胜利不止的意思而已。不久前孙科说：明年今日日本将向中国求和，使许多人听了很兴奋；而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传教士席丕日前向路透社记者表示：中国战事将至少延长三年，其结果中国终属胜利。这会使人想到究竟还要多少年中国可得最后胜利。其实，“最后胜利，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至于时期的长短，我以为谁都不能肯定的说是一年，是二年，或是三年，因为这要看全体人民的努力如何；如果希望这战事快些结束，快达最后胜利，那末惟有大家一致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也就是说，还是要回到毛泽东指明的路线上来。

具体参与负责军事的陈诚，是国军将领中谈论持久战较多的高级指挥者，先后发表过《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持久抗战的战局谈》等言论文字，和其他人论持久战的文章一起，被汇编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专书。开始他说：“我们再三说过，此次对倭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民族的兴衰生死，完全视乎这一战……即使抗战至三年五载，牺牲到千百万兵员，甚至退守到兰州、迪化，我们也还能一心一德，继续奋战，与敌人决最后的雌雄，争最后一口气。我们深信中国有无穷的人力物力，尤其是有着精神上至大的毅力，只要咬紧牙关，持久到底，中国自有翻身的一日。截至现在止，仅仅两月多的战斗，敌人已经疲于奔命，暴露了许多弱点。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的崩溃，引起内部的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总之，牢记着一句话吧：谁能够支持到最后一分钟，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后来则改为：“作战一经开始，便须抱定三五年如一日的精神，确信大家只有沉着坚定，百折不挠地朝前干去，无论如何，总要坚持到三年五年，以争取最后的胜利。”由持续半年以上就可能使日本发生经济崩溃，引起内部叛乱和国际干涉，到总要坚持到三年五年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前者的三年五载不过假设最坏情况，后者的三五年如一日，却是已经意识到必不可少了。

面向广大军民，陈诚有时也会对抗战前途有意做出比较乐观的估计，他在回答“抗战到底的程度在中国和日本军阀究竟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的问题时，声称答案很简单，即到革命成功为止。至于何谓革命成功，如孙中山遗嘱所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再具体说，如蒋介石所示，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因为这是立国基本条件，绝无丝毫可以放松的余地。不论前途如何艰险困难，只有淬励奋斗，不顾一切地向前迈进。这实在是一个相当高标准的战略目标，可是陈诚却断言：“在我们的脑海中，则只要大家努力，再有二年即可以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了。”推翻腐败的清朝费了数十年，打倒落伍的军阀花了十余年，“现在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称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我们民族革命的任务，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明明是泰山压顶，却说得云淡风轻，固然有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但难免引发轻而易举的错觉。

桂系的李宗仁为《反侵略》杂志撰文《反侵略与持久战》，针对一般恐日病和悲观论者因为军事上的顿挫信心动摇，怀疑抗战的情绪，强调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只有抗战才能争得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提高国际地位，奠定复兴中国的基础。近代国际战争，尤其是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后者力求速战速决，前者却利于长期战、持久战。中国同样宜于消耗战持久战，虽然丧失了许多土地和资财，但我们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又是为民族解放而战，“即使延长十年八年，甚至数十年也可支持下去”。他沿用了日本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很快就会发生的观点，不过将持久战的时间大幅度延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是国民党高层中有名的抗日派，位尊而无实权，坚决拥护抗日，反对内斗。他非常关注各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1937年11月17日，他散步时路遇其组织的研究室成员杨伯峻（1909-1992），杨告以：“一、闻杨杰在苏联谒见斯大林，斯问以中国兵力，与日作战能支撑若干时日。杨谓一年，斯不之信，杨谓至少能持八月。斯谓果尔则能支持至明春，则苏联将起而援之。”12月18日，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来见，“首询以中国抵抗尚能支持若干时日？我谓我国准备长期抗战，坚持到底，必予侵略者以最大之打击，完全恢复我民族之自由独立，方为停战之日，其期则一年半载尚未可必也”。1939年10月25日，他会见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罗耀明，回答其关于抗战前途的询问道：“以我的推测，敌人的经济匮乏，内部崩溃，受国际的压力，更多不过支持到明年。”出于全力鼓动和支持抗战到底的意愿，冯玉祥对于持久抗战的时间预估，最为乐观，而且越是艰难困苦之时，就越乐观。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双方对于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其内涵的认识有着显著不同，并由此导致关于战争形势的判断和最后胜利时间点的研判出现较大差异。

在此期间，由于日军正面进攻趋缓，释放和谈空气，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压力减轻，发出国民总动员令，鼓吹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一体完成，强调加强统一，视中共为心腹之患，同时滞留或进入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加紧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控制权，使得国共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由于国共冲突加剧，日军又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遭受严重损失。而正面战场国军的整编训练效果不佳，士气甚至不如抗战初期。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艰难困苦，远远超出预期，使得本来就是难度最大、需时最长的相持阶段，持续时间进一步延长。

中共虽然很早提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坚持抗战的中国，可是从来不认为中日战争只有一种结局。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回应外国记者怎样估计中日战争的结局的提问时就明确表示：

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存在的。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发生此种危险，中国人民如果继续睡觉，房子就会被敌人抢去。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我们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地反对中国殖民地化，要求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并且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与解放的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会议，所形成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

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汪精卫出走变节，国民党发生严重动摇，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透露出诸多不利于抗战的负面信息。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在五中全会前后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于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与防共，最后要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以及不依靠民众而依靠外援。这是由于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的再一次暴露。

面对形势的变化，中共很快作出反应，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做了反投降的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根据形势变化的特点，相持阶段可能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最理想最希望的情况是，大部抗战，小部投降——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第二种是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大部投降了，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它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第三种是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其中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存在可以转换的关系，所以“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既然抗战存在失败的潜在危险，既然相持阶段存在并不理想的两种可能，预判持久战到底要多久也就是抗战胜利的时间，显然是不恰当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共在1944年总结抗战时期党的发展时，也划分为三个阶段，时间及内涵与抗日持久战的划分有所联系，又明显有别。

按照中共的总结，作为中国人民势力增强的中心，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至1940年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即1937、1938年）内，日本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开始改变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1937至1938年，国民党“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

1937年共产党仅有4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4万多人的军队，到1940年，党员发展到80万，军队近50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约1亿。“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在此阶段，党内部分同志犯了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和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的错误，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加上吸收了大量缺乏经验的新党员，新创的敌后根据地还没有巩固起来，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生长了骄气，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

1941至1942年为第二阶段。日本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连续进行扫荡，致使中共在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根据地缩小，人口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缩小到30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学会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反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实行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和土地政策，开展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和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骄气。这一阶段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站住脚了。同时克服了过左偏向，在反摩擦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3年起为第三阶段。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产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中共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根据地人口上升到8000余万，军队47万，民兵227万，党员发展到90多万。日本仍以打击共产党为主。1941年以来的三年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对付中共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约有一半被敌消灭，一半投降，转而进攻中共。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于是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结果又被打退。

在1944年5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党在抗日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的论述写进了工作报告，成为全党意志的体现。与持久战的三阶段相比较，时间上相持阶段被分成三截，在战略退却阶段，国共关系较好，国民党抗日较为有力，在战略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转而反共，并在党的发展三个阶段分别各发动过一次反共高潮。党的发展三阶段划分，一方面凸显中共在相持阶段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以及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夹击之下艰难求存的战斗历程，说明为了坚持敌后抗日，争取理想结果，避免不利局面，中共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在敌后站住脚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虽然反攻阶段尚未到来，但是中国抗日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失利，面对美国的反攻以及纳粹德国的摇摇欲坠，日本力图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并对重庆施压，计划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河南战役日军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显示出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恶果。国民党五年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养成极端腐化状态，战斗力严重丧失，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而共产党五年半的苦战奋斗，战斗力显著增强。这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论持久战》的三阶段划分，面向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政当局在内的全国军民，主要是以中日对抗为视角，按照这样的划分及其相关论述，直到1945年7月，通过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实际上尚未到来，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固然要保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因为失败危险的存在，以及不利局面的可能，很难也不宜对胜利的具体时间做出预判。而中共抗战时期党的发展三阶段的划分，则是分别以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为视角，说到底，其实是以国共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为依据进行划分。

一个月后，在1944年6月14日发表的《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一文中，毛泽东论道：“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六十万日军及九十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1944年4月17日以后，日本为了救死，改变以政治诱降为主，转而以军事进攻为主。敌人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官兵脱节，军民脱节，作战仅50余日即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1941及1942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土地和军队都缩小了。由于坚持奋斗，执行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1943、1944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47万，民兵200万，而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不得已，被迫同时应对两个战场。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截至目前止，豫、湘、粤三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

关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国共抗击日伪军的概况，或者作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一般情形，无疑与事实不符。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日军以对付敌后共产党为主，是在相持阶段，而且最高值才是抗击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也就是说这一数值一直有所变动。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中共抗战的一般情况，根据当年3月的材料，敌后的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战场，日军在华兵力共34个半师团，约56万人。其中华北敌后日军有9个师团，8个独立旅，两个骑兵独立旅，合计14个师团，约22万人，八路军抗击了11.75个师团，占84%强。

显而易见，尽管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尚未来临，中共已经足够自信其战斗力经受住了抗战各种艰难险阻的磨炼和考验，积聚起足以决定今后中国命运的强大力量，开始实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

在战胜日本的诸因素中，国共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国际支持必不可少，尤其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结成，与国际法西斯阵营形成全面对垒，抗日战争的胜负及时间，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受此影响，对于持久战的具体时间一直坚持谨慎判断的中共，却在最艰苦的时期出现过一次误判，从而给自己造成一定程度的被动。

1941-1942年，在日伪和国民党的夹击之下，中共领导的抗战力量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首要的任务是站稳脚跟，求得生存，然后才能谋发展，因而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根据地发出指示，实行熬时间的长期分散游击战，反对空喊运动战，没有可能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运动战要绝对减少。坚持长期战争，军事方针是坚决反扫荡，如不扫荡，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应利用时间休养生息，宣传战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判断将是长期战争，日军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日军在华取守势，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军事上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直到1942年6月20日准备七七事变五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决定的宣传口径还是“抗战第六个年头，将是接近于战败日寇的年头，同时也是抗战最困难而应做绝大努力的年头”。

可是，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发布的宣言却突然高调宣称：“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应为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在时间问题上，如果说苏英美三国今年有打败希特勒的把握，那么中英美三国明年便有打败日寇的把握。”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进一步用各项数据说明：“苏英美与反侵略同盟国在今年内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具备了充分的条件……预计在今年——一九四二年战胜希特勒。我们在明年打败日本，同样具备充分的条件……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熬过最后难关的两年，就会有最后胜利！”两天后，毛泽东还指示刘少奇，国内外形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山东为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北的转移枢纽，要做好准备。

好在很快中共中央就对这种过度乐观的判断予以纠正。1942年7月20日，刘少奇致信陈毅等人，要求将克服困难，度过今后两年，与准备反攻和战后新中国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不到一个月，1942年8月4日，毛泽东指示陈毅，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1934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华中军队预计20万，不算党政，总数太大。“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

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又电示陈毅、饶漱石新四军行动的总方针：“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发出指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隐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上述意见并非专门针对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1943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对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发表宣言所作指示也明确指出：“目前晋察冀边区形式的特点是边区极大部分地区日益游击化，根据地日益缩小，处境日益困难，而严重的困难则还在今后。”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谈到：“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这一判断，不仅是对半年前预言打败日本的时间修订，也基本接近整个全面抗战进程的实情。

尽管关于打败日本的预判是以欧洲战场打败纳粹德国为前提，并迅速做出改变，中共中央罕见地提出战胜日本的具体时间，而结果又未能实现，还是给分散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各地军民带来相当程度的困扰。1943年5月1日，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就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指示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说明相关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据称：此事源于苏美英约定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线，苏联据此提出同年打败德国的口号。可是英美并未兑现开辟第二战线的承诺，三国又无新的约定，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的目标，而情况变化时，宣传必须随之变化。中共提出1943年打败日本的口号，是与苏联相呼应，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既然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于此中宣部过去宣传要点曾有所解释，去秋以来的《解放日报》亦已改变论调。但有个别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不知道宣传应随情况变化而改变，“不但不去作正当解释，反而机械地继续宣传今年打败日本的口号，以至引起人们怀疑，提出询问，仍然不知道如何解释，屡电中央询问”。

鉴于1943年英美是否开辟第二战线，或苏联能否独立打败希特勒，尚不能断定。如果年内能打败德国，则明年自有可能打败日本，否则还要推迟时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各地宣传，在目前几个月内不要去强调打败日本的时间，等到欧洲形势充分明朗时，中央及《解放日报》自有指示。”“对于过去的口号，在疑问者多需要公开解释地方则公开解释之，仅有个别同志询问者则个别答复之，无疑问地方则不作解释。”同时强调：“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如胜利早临，我们并不吃亏，如胜利延迟，我们早有精神准备及工作准备。”

社会舆论也有与中共相同的乐观预计，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新闻界有名的大炮龚德柏就在复刊的《新中华》放言《最后胜利在望矣》，宣称“最后胜利将于一九四三年内光临。西战场即欧洲战场有百分之百把握；东战场即太平洋战场有百分之九十九把握。”他详细分析了两个战场的形势，断言“解决德国，快则一二月内，慢则半年，最迟也不过八个月”。德国投降后，英美将全力对付日本，苏联也会参战，“日本即不先投降，最多也不过费半年光景，即可把日本完全解决。所以全部最后胜利的到来，总在一九四三年内”。

国民党方面，预期持久战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其对持久战阶段划分的模糊有着内在关联。1938年10月12日，武汉保卫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文章，其中特别指出：“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这一论述，对于国民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国民党虽然同样主张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可是如何划分持久战的阶段，以及各阶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却有些含糊其辞。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的阶段，分为消耗战、防守战和反攻三段，形式上似乎与《论持久战》相差无几，甚至可能就是受了《论持久战》的影响。但是1938年11月25日主持南岳军事会议第一次会议讲述开会宗旨时却宣称：“抗战的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是第一时期。从前所说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改正。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截至现在为止的十七个月抗战，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第一期战略，是拿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日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最后战胜的布置……第二期抗战，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1939年10月29日，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又进一步明确宣称：此次湘北之役，战略上本来取守势，后乘势转进，获得决定的胜利，可知日军已疲，国军进攻的时机已到。防御为第一期战略，第二期应见敌破绽，即取攻势，反守为攻，转静为动。此次抗战一定要与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欧战已起，中国抗战转胜，东亚西欧两大战争，已经连接起来，可以说中国第一步目的完全实现。第二步目标就是争取最后胜利，勇猛坚定抗战下去，以承接欧战结束的新局势。

按照上述说法，在蒋介石看来，抗日战争只有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第二阶段是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入战略进攻。国民政府的各级政工部门，就是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解释和宣传。浙江省政府政治工作指导室为宣传蒋介石1938年12月26日训词发出公启：“各县政工队：此篇训词系我最高领袖对今后抗战重要指示，谨录登《新力》，希令各队员详细诵读，共同研讨，务期息能洞彻，广为宣传。”《新力》为《浙江日报》副刊，训词为：“抗战已进入新阶段，最近屡次指明过去16个月可名为第一期抗战，就是抗战的前期，今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抗战后期。”抗战分为前后期，也就是只有两个阶段。所以有人认为：“抗战二十八个月，证实我方胜利的必然性和种种计划的正确。现在抗战早已过了最初的消耗战时期，即相持时期也将过去，而进于积极的总反攻时期了。以台儿庄胜利为相持时期的贵重收获，鄂北和湘赣大胜便是积极反攻的初步表现。”此说的相持时期即蒋介石的防守战，与消耗战一起，只占整个抗战的不长时间。比照毛泽东的论断，国民党的持久战就是不赞成三个阶段、披着持久战外衣的速胜论。尤其是相持阶段是否存在含混不清，由战略防御直接转为战略反攻，使得持久战的长期性得不到具体体现。

然而，在1944年2月13日再次出席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却突然宣布：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对敌反攻作战即将开始。其训词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曾经宣布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冬武汉撤退为止，是第一期抗战结束，第二期抗战开始。“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决战时期的军事，与第一、二期抗战的军事，原则上固有许多相同之点，但一切组织、技术以及战略战术，随着战局的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演进，都必须有一番新的认识、新的改进、和新的运用。”

此说看似与1938年9月的说法接近，却明显有违第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论述，所谓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只有两个时期，容不下中间有一个相持阶段。如果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还有可以解释的余地，那么与世界战争连接起来的中国抗战的第二步“就是争取最后胜利”，就只能解释为第二期抗战是战略反攻。既然战略反攻早在1938年底已经开始，为何到1944年初还要再度开始战略反攻？如果战略反攻迟至1944年2月才开始，抗战第二时期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所谓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反守为攻，如果不是战略反攻，又是指什么？如果抗战第二期不是战略反攻，那么“第二步目标就是争取最后胜利”，又将如何实现？这些前后矛盾的说法，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大概很难自圆其说。

仔细推敲上述文本，联系相关的语境，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武汉失守以及前期一连串重大挫折所引发的内部动摇和普遍指责，意在说明战略退却不仅是意料之中，而且是整个既定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的是要诱敌深入，使日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尤其是平津失陷时，不能将全国所有的部队调到华北去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将主力部队机动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一定要先引诱到长江流域来。“这种战略的布置已经完成，尤其敌人侵入广州以后，特别可以助成我们这种战略上的最后胜利。”日军兵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且其派到中国境内的部队，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疲敝不堪。既然第一期战略目标已经达成，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国军顺理成章就要转入战略进攻。至于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适逢欧战爆发，本来蒋介石就将抗战获胜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之上，想方设法将列强拖入战局，尽管他心知肚明坚持抗战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还是迫不及待地将东亚与西欧两大战争联系起来，认定欧战起即中国抗战转胜。按照这样的逻辑，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所谓转折是东亚尤其是中国自己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转折则是整个世界的，所以到欧战爆发中国才完全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的。

可是局势的发展出人意料，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大陆，以法国为首的十余国很快投降，英国陷入苦苦支撑的危局，美国继续保持局外中立，供应日本各种战略物质，大发战争财，原来支持中国抗战较力的苏联，也因为欧洲方面压力大幅度增加，不得不寻求与日本缓和关系，避免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国民党借着正面战场压力减轻之机，提出抗战建国，实行练兵整军，但不敢发动民众，改革政治，反而一味强化集权，排斥异己，坚决反共，结果官员腐败，士气消沉，战力下降，通胀严重，民不聊生，只要日军决心进攻，就难以坚守，而国军的反攻，则毫无胜算，抗战必胜，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连最高统帅对于抗战前景也充满悲观。

由于国民党过早喊出反攻的口号，又并未具备制胜的实力，做好获胜的准备，反而陷入政治被动，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许下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1939年，陈诚指挥赣湘与鄂北战事取得胜利，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吾人不望在今年或明年获胜，但若续战三五年，吾人终必获最后胜利也。”陈诚相对持重，他协助薛岳指挥湘北战事，反对坚守长沙，薛岳一再抗命，才险中取胜。因为长沙保卫战的胜利，薛岳在《阵中日报》1940年元旦特刊上放言：“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年。”可是局部胜利其实并未改变整个战局的基本形态。

冯玉祥最喜欢用胜利的预言来鼓舞士气，坚定民众的抗战决心。他的1938年元旦献辞与全国同胞互勉，说是“抗日年”，1939年说是“抗战胜利年”，1940年则说是“实现抗战最后胜利年”。为此，他不惜一再表示拥护内心极其不以为然的最高领袖，宣称：“在今年获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具备了许多可能的条件，并且我们必须用最大最后的努力来实现它。”敌人军事失败，外交孤立，内政扰攘，财政危机，我们军事胜利，内政进步，财政稳固，外交多助，加上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召集，敌弱我强形势的改变日益明显，可以肯定，二十九年里必定使敌人获得决定的最后失败，而我们获得决定的最后胜利。要扩大团结。拥护政府和领袖，肃清汉奸，百折不挠，努力向胜利迈进。

1940年10月31日，孙科在立法院第四届第195次会议谈话会上报告：日本已经没有办法，“不一定还能够支持一年，也许明年双十节，我们不但可以到南京庆祝，或者可以到长春庆祝国庆呢！”广西军管区副司令黄旭初1941年的元旦献词即《迎最后胜利年》，他预告：“我们伟大的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粤北、桂南、鄂北的胜利，已经奠定了我们全面的最后胜利的初基。根据敌我气势的消长和战事形势的转变，我想，今年——民国三十年，我们在军事上一定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敌人接近总崩溃之期，是当不在远的。”而1942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再度宣布《迎接最后胜利年》，认为“过去一年间的国内外态势，均说明我们的抗建已临最后成功的前夜，今年必定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实现的时候”。在迎接最后胜利年的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加倍警惕，贡献自己的一切。

不切实际的预言，与军事当局的夸大其词颇有关联。1940年总理纪念周，长期担任军政部部长、后来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报告说：从去年1月起，敌我死伤为一比一，敌人每日死伤5千人以上。以168万人计，不消一年就死完。媒体据以得出结论：“一九四零年是中国抗战胜利之年，不但是中国每一个人民有此信心，即世界的观察家，均有此信心……不要松懈，更加努力争取胜利，那么胜利在今年，是一定靠得住的了。”有人还引述薛岳、白崇禧、蒋介石等人的意见，如白崇禧在中枢纪念周报告南北战场日军共52个师团，100万人，已占可用兵员的90%。重压之下，除了全盘崩溃，没有活路可走。“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是已到了敌人全盘崩溃的前夕，南宁溃退实就是全盘崩溃的开始！”“民国二十九年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胜利年，希望民国三十年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年！这实在一点也不难，只要我们能在未来一年中比去年更加努力！”实则南宁是日军主动放弃，最后胜利也不会轻易到来。

何应钦本来对于抗战甚为消极，在1937年2月17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他报告两小时，“一、武器不如人不能作战；二、日本能兵八百万；三，武器好的东北军不作战；四、中国六团不能打日本一团。”闻听之下，冯玉祥“气得手足发凉，周身发抖了有两次，每次有十几分钟。”冯认为：“一、军火要同日本平等，何时能平，空无日矣！二、有好军火的不打仗，可以证明军火之不可靠，不抵抗将军，恐日病将军带之，定无法抵抗”，并以赤壁之战以少胜多为例，说明敢战才能取胜。

大体掌握实情的蒋介石当然不会轻信何应钦等人的说法，他渴望胜利，以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形象。1940年的最后一天，他检讨国内外情势，“本年预期促成敌国内溃之条，虽尚无事实足证，然其效渐见，离此不远，再加一年之努力奋斗，其庶几乎”。1941年底至次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喜不自禁：“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也。”1943年6月，鄂西战事转败为胜，“实为抗战六年中最重要之关键”。“外国记者与武官视察鄂西战地回渝，一扫之前对中国抗战的悲观心理，皆认我军队与民众对抗战胜利确有把握”，令蒋介石颇感欣慰。这些局部的胜利，不仅成为支撑蒋介石继续抗战的支点，而且被当做不断预示最后胜利的凭借。1943年抗战建国六周年前夕蒋介石播讲“告全国军民书”，就宣称“今后一年为联合国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的一年”。

可惜的是，这样令人鼓舞的喜讯实在太少，国军在正面战场反攻乏力，任由日军进退；在敌后战场更加难以立足，大批降敌变成伪军；而中共的军队却在沦陷区取得优势，影响极为深远。1941年6月14日，蒋介石手示军令部长徐永昌：“敌军自去年对我各战区轮流反复扫荡，以消耗我兵力，使我无休养整补之暇，不能对敌作整个反攻之计。自此方略实施以来，我军处处被动，未能有一次反攻，始终任敌来攻，屡次出击计划，未能实施一次。此不惟使敌气日张，而且为我革命军在战史上最大之耻辱。除空军外，其他武器装备，并不弱于敌军，地形、人数、气候、民情则优于敌军……官兵终年疲劳，兵力日日消耗，如此敌军虽不能对我致胜，而我军必将消耗与疲劳而致败矣。”尤其是长沙第二次会战显示，国军的“军纪与战斗力亦年不如年，且高级将领与幕僚人员又不肯细心研究，不切实求进步，更为可虑也。”湘北战事，“中央军精锐部队损失三个军，此乃指挥不良所致，而各军实力亦远不如前，此为最可忧虑之事也”。

1944年元旦，蒋介石书告全国军民同胞：再度宣称：“今年为对日军最后决战的一年，只须大家执行共同作战所定方略，必可使敌寇片甲不返。”可是内心十分清楚，这些豪言壮语多少有些打肿脸充胖子，因为数日后他反省1943年的情形，于军事方面着重指出：“本年危机以军事为最大，军政滞钝麻木，军纪弛懈不振，士气消沉虚弱，最为忧惶。而且敌寇既不攻俄，则其陆军可以全力攻我，不难占领重庆、昆明或西安之一处。果尔，则军事失败，人心动摇，大局崩溃可立而待。”

果然，日军为了支撑太平洋战局，在中国对正面战场重新发动全面攻势，无论南北战场，人数占据优势，装备也大为改善的国军到处都是一触即溃，令蒋介石惊呼：“自抗战七年以来，军事局势之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为此，美国强力施压，要求将中国战场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以解救危局。当年的抗战纪念，蒋介石大为头痛，慨叹：“七七告书以今年最难措词，故研讨亦切，在此各种横逆与战败之来临，实惟有忍字诀与硬字决以应之，成败存亡惟有听之于天命而已。”直到年底，日军攻势不减，国军形同溃败，连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也危在旦夕。所谓反攻决战年，却几乎沦落到败亡的边缘。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经由苏联来华，声称：“中国抗战第八年，将为日本在中国、在亚洲及太平洋上侵略的最后一年。”有了美国人的保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敢于宣告：“世界战局大势所趋，这个决战阶段，就是敌人总崩溃的一年。”盟邦应给予更大的物质和精神援助，使中国在大陆上迅速反攻，这对世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重拾信心，于1944年国庆日向全国军民播讲：“我们神圣抗战已经七年有余，现在最后胜利已经摆在面前，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今后的一年，是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我们完成革命最后奋斗的一年。惟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一年之中，如何奋勉自强，以达成这伟大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任务。”

针对蒋介石的双十节演说，毛泽东专门为新华社写了评论文章，基本定调为：“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怕敌人，是因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没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但是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光靠“土地”一项现成资本，抵挡不住日本侵占剩余土地的威胁。蒋介石正是强烈地感到了敌人的威胁，才向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反映出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蒋介石试图重振信心，却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而是拒谏饰非，将国内外对国民党军事政治的批评议论指为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其实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反倒十分欢迎。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双方经常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所以日本只“反共”而不再“灭党”，日寇进攻越紧急，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

毛泽东的评论火力全开，而且是公开正式抨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并不多见。这反映出抗日战争中国的力量组合起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程度虽然尚未根本改变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却使得国共之间的强弱关系发生转化，中共方面必须适时调整战略部署。

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领导权，壮大中共及其军队的力量，实现由“壮气军”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换，领导中国军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已经制定的战略目标。经过相持阶段艰苦卓绝的奋战，到1944年6月，全军已有47万，民兵210万，“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从背后来的袭击），则是不够用的……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随着日军转而进攻正面战场，美国对日进攻更加积极，我们可能与应该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与扩大军事力量。但目前人财物力严格限制，敌人可能从正面及满洲抽兵，可能出现1941、1942年那样的极端困难时期，我军极端分散游击，集中整训与集中作战极少，退步了。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不能扩大军队，中心政策是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准备扩军条件。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宣布截至1944年11月止，已有65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200多万民兵，9000万解放区人民。我们仍比敌人弱，补充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10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其中的几条至为关键，即“（二）蒋军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皇皇。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中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三）蒋的全部正规军，包括杂牌在内，已降到不足二百万，中央军的战斗力已极大下降。”“（十一）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十三）对日战争时间将延长，可能还有数年之久。我党须利用今后两年增强抗日力量。”要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和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内战时期，我党不懂得发展生产，节省人力，以致后来精力枯竭，不能持久。“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如数年后，达到100万至150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

在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的当天，《解放日报》将毛泽东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作为社论发表，公开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由于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一党专政及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人为分裂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导致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同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中国共产党将不再是统一战线的弱势一方，即将成长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强者，希望全国各界各方团结起来，促成这一历史性转折，不仅要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要准备在战后改变中国的走向。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论述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他说：“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中共军事力量的加速增长，使其越来越具有领导抗战乃至决定战后中国命运的实力。

不能指望由国民党领导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革命建国的成功，必须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军队和政权的政治路线，在写作《论持久战》时，已经置于毛泽东的全局考量之中，这也是他政治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军事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山地游击战作战方针的重要原因。而这样的政治路线由可能性开始转变为现实，发生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

早在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5月，针对日军的趁机大举进攻正面战场和国际局势对国民党反共造成强大压力，毛泽东就电告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分析国民党现状，并指示关于我党今后的工作方针，其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为此，“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办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于对敌上……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政治责任的加重，使得中共对于抗战胜利的时间判断更加谨慎，不敢有分毫的闪失。

国民党抗战无能，使得中日战争继续延长，而中共应善于利用矛盾，和日伪蒋进行斗争，巩固既有成果，确立于不败之地。是年底，毛泽东就目前形势下的敌后任务指示邓小平：“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国民党在相持阶段力量减弱，而日本财阀、军阀间矛盾减少，千方百计坚持持久战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这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消除之前预判1943年可以战胜日本的负面影响，防止轻敌和准备不足，更重要的还是要避免出现大的失误，导致力量受损，造成在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紧要关头处于不利地位。

鉴于确保领导实力的需要以及吸取之前判断落空的教训，防止出现长征前苏区财政凋敝无力支撑的局面，加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投入对日作战的时间程度难以把握，而日本还具有相当的实力，国民党又始终不放松防共限共等因素，中共对于抗战最后胜利到来的时间估计格外慎重。1945年6月24日，中央指示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对日、对国的战略方针：“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有利的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因此，“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至于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时间，中央判断：“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和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直到1945年8月4日，中央仍然指示鄂豫皖边区的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等：“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作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至临事张皇，遭受挫折。”

尽管蒋介石屡屡宣布反攻来临，实际上抗日持久战争的相持阶段并未走完，日本就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强大压力下宣布投降。据中共的判断，若是战争按照原有轨迹进行，相持阶段还要继续一段时间，才能转入反攻阶段。

毛泽东早就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国民党、国民政府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大都认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各自的持久战观念虽然存在差异，却有一个共同的误区，即片面而机械地认为日本国家小，人口少，资源贫瘠，只能速战速决，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宜于持久战。中国只要采取持久战的战法，用空间换时间，就可以将日本拖垮，实现强弱转换，并最终取得胜利。这样的看法，首先是对持久性估计严重不足，有的一厢情愿地以为一年半载也是持久，即使喊出十年百年甚至千年的豪言壮语，主要还是为了表示决心，内心未必认为真的会如此长时期的延续下去，更无法承受长期延续的巨大压力。

其次，误以为日本绝对不能持久，尤其是无法与中国比拼持久，一味从军力、财力、资源、人力等方面常规性地评估计算日本可能具有的持续战争的能力，并相应地列举中国的条件，得出中国的持久能力大大强于日本的结论。他们严重低估了长期靠战争发家发展的日本政府的战争动员、社会控制以及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延续战争支撑的能力，同时又对国民党统治下中国政治军事的积弊估计不足，结果，在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日力量不能团结一致，打击日军，国军对日作战，始终呈现实力悬殊的状态，而能战的八路军又得不到武器弹药的供应，装备落后，战斗力无法与日军抗衡，加之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将相当大的一部分战力用于防范和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使得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打击和削弱远远达不到应有的程度，从而减轻了日本的压力。

诚然，抗战初期中国的坚决抵抗，使得日本的速战速决破产，被迫转入长期战争，等于是战略上就范于中国。但是，在不断通过战争和殖民掠夺获取财富和资源的“以战养战”，同时强化统制和战争动员，以及建立和巩固伪政权的“以华治华”等政策的配合下，日本尽管始终伴随着物质短缺和财政危机，直到战败投降，仍未出现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的局面。反倒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财政与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物价飞涨，政治军事又毫无起色，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赖以持久的广袤国土不断沦陷，回旋的余地日渐局促，不仅民众对于能否持久抗战信心动摇，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乃至最高领袖也担心失败的厄运降临。如果没有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的支撑，中日这场持久竞赛，中方未必一定是赢家。

经济尚未崩溃，社会革命自然不会发生，国共双方都判定的日本人民起而推翻军阀政府的情况，始终未能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中，正义方寄希望于对立方的国民，道理上自然不错，因为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社会革命的情形时有发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与德国，但这是否普遍形态，值得探究。近代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通过教育等社会化途径，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度相当高，很大程度会影响国民对政府行为的支持，尤其是在对外战争中，非但不容易出现普遍的反政府行为，反而是转移内部矛盾的途径。而且在军阀高压统治和皇民化精神控制之下，需要高度组织的社会革命尤为困难。希望由日本人民的革命来结束中日战争，至少得不到事实的支持。

对于后来者而言，由于日本投降日期的定格，中国对日持久抗战的持续时间，无论是以局部抗战还是全面抗战计，都是既定不变的。然而，作为亲历者，持续进行之中的战争究竟何时可以结束，却是存在诸多变数的未知数。尤其是坚持了持久战却非但迟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以正规军为主力的正面战场始终是败多胜少，敌后游击战也在艰难求存，而据说难以持久的日本，却仍然摇而不坠，看似比中国更能持久。在此情形下，国共两党领导层关于战争持续时间的预判，势必深刻影响军民的情绪和行为，从而对抗日战争的局势产生正面或负面的作用，也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