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2021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摘要：利科提出了历史意义的三重诠释，在历史事件的陈述、构成传统的历史解释之外，还有一种理解的历史性或诠释学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对历史叙事本身的反思，构成一种哲学的追问与精神性的溯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性的考辨上。从这样的历史性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暂且超离实物、图像和文字，以及各种历史材料本身所带来的有限性之束缚，而由对象物演变的逻辑来还原或者想象历史演变所可能存在的路径，以勾勒出从“无言”世界进入到“有言”世界的图景。儒家的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而六经的起源与儒家所建构的文明史、历史观是交叠在一起的，仅从历史的事实性考论入手，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些材料的真实来源，尤其不能解释这些文献何以变成了具有某种神圣性特征的典籍。所以，儒家经典的起源就不只是文献自身的历史，它也包含了观念的演化史和精神的扩展史，是一个不断的诠释和一系列思想填充活动的结果。从口传记忆到书写记忆，从片段无序的材料到结构谨严的文本，从一般性的历史文献到体系化的哲学经典，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既是六经成型的前史，也是六经的演化史与建构史，正是在原本混沌迷离的状态中，六经系统才慢慢地成长起来，儒家经典的基本面貌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化，最终以华夏文明之根本正典的身份呈现于世。

关键词：诠释学的历史性；历史记忆；传说时代；六经；史官传统；经典诠释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院哲学系教授（广东深圳 518060）。

摘要：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关键词，科学、良知、自然各自的推崇者之间既有论争，又彼此吸取，相互塑造，使得三者的意义不断丰富，形成了新的科学观念、良知观念和自然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派的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透过良知、自然看科学，使科学不断良知化、自然化；良知则在与科学的论争中逐渐与之和解，而共同压制自然；自然在科学、良知的压制之下，亦不断与二者和解，进而被理解为人道出入之所由。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具体表现，三者之间的张力也源源不断地拓展与丰富着中国哲学的内涵。三者之争的结果，使可信者可爱，可爱者可信，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困扰中国学人百年之久的“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紧张关系，把20世纪中国哲学推向新的境界，也为化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贡献了中国智慧。总结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与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亦将裨益于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开展。

关键词：良知；自然；科学；中国哲学

作者：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摘要：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起定量分析的逻辑框架和方法。以要素投入产出关系为视角，观测体制扭曲下的资源和要素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率，界定和测算其体制剩余规模，通过体制二元转轨，也即资源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剩余得以充分利用，这也就是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体制剩余是转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城乡由于户籍等体制扭曲，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因土地计划配置形成了土地的巨额体制剩余。未来十五年中，二元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体制需要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使规模较大的体制剩余劳动力与体制剩余土地相组合，形成投入产出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关键性的新增潜能。

关键词：二元体制；体制扭曲；体制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

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教授（北京 100096）。

摘要：数字技术对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连接—挖掘—优化、管控—增效”，其作用机制分别是改变价值创造方式、提高价值创造效率、拓展价值创造载体和增强价值获取能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使用户以多种形式参与从研发到生产等价值创造过程，改变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数字技术用数据逻辑强化了企业对生产、运营的管控，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信息在产业链中的集成和流动，促进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价值网，拓展了价值创造的载体；数字技术弱化了产业边界，催生出“跨界”等新型商业模式，增强了企业的价值获取能力。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期需要完成中小企业的信息化补课和初步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中期需要构建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依托的数字赋能服务体系，满足多样性需求；远期则要全面提高数字赋能的智能化水平，同时必须始终注重数字产业基础，以及网络和安全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为完成以上目标任务，需要在设立数字技术政府引导专项基金、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建立有效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加大政策引导与支持。

关键词：数字技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作用机制

作者：吕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36）；李载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业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摘要：代际流动性是测度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指标，区域发展不平衡则是中国的客观现实。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城市年鉴，可发现中国现阶段代际流动性的三个特征：（1）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73。（2）代际流动性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及城市差异，沿海、北方的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内陆及南方。代际收入弹性最低的省会城市是天津（0.107），最高的是江西南昌（0.686）；地级市分别是山东莱芜（0.124）和云南丽江（0.76）。（3）具有以下特征的地区具有更高的代际流动性：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更多、中小学教育投入更多的地区，非少数民族聚集地，革命老区。从微观机理上分析代际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可以为中国区域平衡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代际流动性；地区差异；影响因素

作者：袁晓燕，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44）；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摘要：“协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政治底色和治理规律之一，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有必要进行本源性透视和实践性探赜。“协同治理”在中国有着丰富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其必要性从根本上讲是对国家治理趋势的把握、对国家治理经验的归纳和对国家治理困境的回应。动力、结构、制度是最大程度激活协同治理效能的要素和保证，这关系到协同治理的稳定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能够摆脱就“治理”论“协同”的传统桎梏。事物在时空当中的运动轨迹终会呈现出结构化特征，并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探究“优势协同”的可行选择和实现途径至关重要。

关键词：协同；中国之治；协同治理；优势协同；协同优势

作者：曹海军，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辽宁沈阳 110000）；梁赛，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世界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不仅各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改善国内公共卫生管理，而且国际社会也迫切需要改善全球治理。然而，面对这场全球性危机，世界没有应有的团结。相反，美国推进对抗性竞争战略以维护世界霸权，其政客试图将预防和控制政治化，破坏全球协调机制。这使得全球治理的缺陷进一步暴露，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呈现，大国竞争及权势转移的趋势更为明显。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进程更有可能采用区域形式。适应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多重作用空间显著扩大，多数选择平衡外交政策，力主践行多边主义，扮演“催化剂”“搭桥者”角色，赢得全球影响力；不过“追随者”角色也让部分中等强国暴露出能力上的弱点与外交独立性的不足。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治理；碎片化；中等强国；多边主义

作者：戴维来，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92）。

摘要：现有研究对信息隐私规范的关注集中于有关信息收集和信息披露行为的规制要求。但隐私规范中包含另一类内容，即要求已获取甚至披露他人私密信息的知情人积极投入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掩饰其对特定信息的占有或使用状态。这种可被称为“看破不说破”的要求是一种基础隐私规范，信息隐私制度关涉的各类社会价值都需借助甚至依赖这种规范才能实现。但这种规范的实际行为约束力和适用范围也存在局限和边界。在包括消费者保护、数据监控在内的重要当代信息法治议题中，“看破不说破”均已在制度和实践中有所体现，并为思考信息隐私制度的演化、走向与重建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信息隐私；社会规范；数据保护；数据监控

作者：戴昕，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摘要：古今中外刑事法制均会同时关注犯罪的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来自西方的现代刑法学强调判断犯罪应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顺序，清代的盗律及实践亦大致如此，罪责及刑罚的有无及大小，首先由行为造成的客观侵害（或可能侵害）的有无及大小决定，再根据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及大小最终确定。只是相较而言，清律更加重视主观恶性因素，良善动机之下行盗可成为免除刑罚的条件，缺乏期待可能性亦即被迫行盗是阻却或减轻罪责的理由，而体现出较大主观恶性的盗行为则是重点打击、加重处罚的对象。“律贵诛心”，盗律条文及实践对主观恶性的关注，是为了从根本上止盗、禁盗，做到“虽赏之不窃”。

关键词：大清律例；盗律；主观恶性；犯罪动机；犯罪主观方面

作者：谢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249）。

摘要：共享经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面临着概念瓶颈。有鉴于此，有学者试图正本清源，从原型共享（如家庭共享和旧石器时代的社群共享）来界定当下的共享经济，并因此宣称带有营利动机的商业型共享经济平台为“伪共享”。作者不同意这种对共享经济的界定立场。共享经济其实主要是一种经济业态，不应以原型共享做评判标准。共享经济乃是一种循环经济的一部分，而市场交换是实现资源在社会网络中循环的一个有效方式。因此，共享经济既包括非营利的、作为社会创新的共享实践，也包括营利的、作为商业创新的共享经济实践。它是二者叠加而成的复合体。而造成二者可以叠加在一起的条件，是数字和通信技术革命。数字与互联网平台让共享经济成为替代传统的浪费性消费体制的一种新型消费体制，即循环式消费体制。与这种消费体制转型相对应，已经去商品化的私人资源可以再度商品化，私人性可以去私人化，从而导致私人领域的深刻转型。

关键词：共享经济；循环经济；消费体制；社会创新；商业创新

作者：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本文对“魁阁”社会学家史国衡1940年代在美访学期间的一部未刊稿《个旧矿城》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史国衡的个旧研究呈现了一个将产业、民情与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进路，通过对个旧锡业兴衰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传统“东方经济”模式的独特特征以及决定中国乡村工业化成败的社会学机制，同时也以个旧经验对现代化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等当时美国社会科学主流范式提出了反思。《个旧矿城》与另一部更为人所熟知的著作《昆厂劳工》共同构成了史国衡关于中国工业化研究的姊妹篇，“工业化的社会基础”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对史国衡个旧矿城研究的“再发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工业研究传统，同时也提示我们，当下的乡村工业化乃至乡村振兴仍然需要重视产业的社会基础，处理好经济转型与社会重组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史国衡；个旧矿城；乡村工业化；东方经济

作者：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方产生学科自觉意识。在这一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中，《鲁迅全集》的编纂与现代文学文献学形成互动的良好关系。以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为例，一方面，两版《鲁迅全集》在编纂过程中，从辑佚、校勘、注释等多个层面，积极吸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已有成果，将其融化、运用于《鲁迅全集》的正文与注释当中，从而优化《鲁迅全集》的编纂。另一方面，《鲁迅全集》的编纂又推动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展。《鲁迅全集》的编纂为现代文学文献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催生了系列研究成果，扭转了过去实用主义的不良风气，促进学风转向扎实、沉稳，它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互动将继续演进下去。

关键词：《鲁迅全集》；现代文学文献学；注释

作者：黄海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讲师（北京 100029）。

摘要：1980年代初的许多文学争论，都与《时代的报告》有着密切关联。该刊在1980-1982年间曾因批评某些作品，以及关于“写本质”与“写真实”、如何开展文学批评、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关系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何评价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等问题，频繁地在文坛掀起波澜，引发《文艺报》《安徽文学》《福建文学》《芒种》《上海文学》《北京科技报》等大量报刊的尖锐批评。梳理研究相关争论与各文学刊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1980年代初新旧文学规范调整与转换的过程及其复杂性。

关键词：《时代的报告》；文学规范；文学批评；读者来信

作者：武新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抗战期间以刊载旧体文学为主的《民族诗坛》杂志曾经影响甚大，但在此后的文学史研究中却一直被雪藏。近些年开始渐有学者关注该杂志。《民族诗坛》在研究界的沉浮遭际，缘于文学与非文学等诸种因素的合力。从《民族诗坛》出发，可透视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以民族主义为镜，则可照见《民族诗坛》的历史样本意义和旧体文学命运的某种隐喻。双重镜像互见之下，《民族诗坛》杂志的遭遇、旧体文学的命运及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演变，共同构成了颇具意味的复杂纠葛和历史面相。

关键词：《民族诗坛》；民族主义；旧体文学

作者：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炽盛光信仰是伴随星命推算的传播而兴起的唐代密教信仰，主要通过置立道场、诵念炽盛光陀罗尼等形式禳除灾星恶曜对个人及国家带来的影响。晚唐以后，该信仰广泛传播于整个东亚地区，并趋于世俗化，人们崇信炽盛光佛不仅因为其为统摄一切星曜的密教主尊，更因其在传播过程中强化、衍生出来与世俗联系紧密的消灾、荐亡等功能。新发现的汉、西夏、回鹘文炽盛光经咒表明，此类经典在传至河西地区以后，不断地在这一地区融摄源自印度、西藏等地的佛教文化因素，形成了一种兼具时代与地域特色的新经典，生动体现了当时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交融。

关键词：炽盛光佛；《炽盛光陀罗尼经》；星命术；星神

作者：秦光永，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关于因苏报案而起的中外交涉，学界的研究揭示，日本的存在感似乎相当弱，而且拖延到最后才明确表态，难免令人产生见风使舵或者是看英国脸色行事的联想。但是通过对日本外务省苏报案档案梳理和研究，发现在苏报案交涉当中，清政府一直把日本作为英国之外最重要的交涉对象，并且在对待引渡章太炎、邹容的问题上，日本也始终都反对引渡。然而出于维持同清政府的邦交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的考量，在与清政府的单独交涉当中，往往表示不会庇护苏报案犯。在领事团和公使团内部讨论苏报案问题时，则以在请求本国政府的指示为托词，不肯明确表态。但是，不表态并不等于没有态度，反对引渡是日本的基本立场，即认为苏报案是政治案件，章、邹是政治犯。日本在苏报案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反映出与中国具有共同政治文化传统的日本，此时已经以欧美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惯例来处理同中国的外交事务。考察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是对苏报案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亦可深化对20世纪初中日关系的认知。

关键词：中日苏报案交涉；日本外务省；中日关系；上海领事团；北京公使团

作者：王敏，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44）；甘慧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5）。

摘要：为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在未得中国同意的情形下，美苏英达成了牺牲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中国曾通过多种渠道探听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顾维钧通过和李海的私人关系，在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通报之前，已经得悉密约的准确内容。在宋子文与美方商议对苏谈判方针的同时，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亦就中苏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多次谈话。在筹备即将进行的中苏谈判时，宋子文、顾维钧等曾密议以战后民族解放潮流的高涨阻止苏联对华主权的侵犯，顾维钧进而建议尽量拖延中苏谈判。美苏两国都在关注中国赴苏代表团人选，顾维钧在临近出发的时刻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

关键词：雅尔塔密约；顾维钧；宋子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作者：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岗位教授、中国社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