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研人物 | 马诺：译介作品应关注输出地的社会现状

记者：您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何时，为何决定研究中国文化？

马诺：在我童年时期，我的姑姑曾告诉我，我们一家将在2000年去中国旅游。在那时，2000年还很遥远。尽管如此，这个计划仍然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我常常想象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后来，我来到北京读书，2008年时与姑姑在这里见了面。

我认为，在2008年世界真正开始了解中国之前，欧洲的许多民众对中国充满“异国迷恋”。对我来说，这种迷恋在我童年时期便已经开始出现。我在一个小镇上长大，在那里可以收到有关亚洲的信息，我想正是这些信息使我对中国的兴趣愈加深厚。不过后来我升入大学，开始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及其社会背景时，我渐渐意识到之前的这些信息实际上阻碍了我形成对中国的正确认知，这一想法又成为我决心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学的动力。

2002 年，我就读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翻译学系，选择中文作为我的第二外语。其实在21世纪初，很少有西班牙大学提供中文课程，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就是这里，就是现在，不然我将错过学习中文的机会”。在后来的中文学习中，我深受教授们对中国文化热情的感染。至今我仍然记得他们在讲述中国历史和在中国的个人经历时的激情澎湃。他们将一颗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种子埋在我的心田，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将不会开始自己的中国文化研究之旅。

如今，许多人学习中文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掌握了这门语言后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可以为他们提供参与国际贸易的另一种方式等。但是在21世纪初，我遇到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出于真正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才决定学习中文。后来，我注意到西班牙对中国图书的接收数量相当稀缺，遑论中文图书的西班牙语译本。同时我发现，西班牙民众对中国的理解有所偏差。于是我开始将不同类型的中国图书翻译成西班牙语，希望以此使西班牙民众正确认识、了解中国。

记者：如何能够加深外国民众对中国的正确了解？

马诺：在西方，绝大部分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来自于西方媒体，尤其是英语语系的媒体，这导致了对中国解读的片面性。虽然中国媒体对自己国家的报道不一定全部都“更为真实”，但是它独具价值，因为如果了解一个国家却不听取该国自己的声音，这十分荒谬。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对当代中国形成更丰富、更全面和更细致入微的了解，那么翻译并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类作品，都非常必要。出于这个原因，相比于中国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我更倾向于选择能够提供更复杂、全面内容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近年来，我也开始关注中国学者和非虚构类作品。

马诺（左二）在巴塞罗那参加RCT 中国文学杂志介绍会

记者：目前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哪些挑战？

马诺：数字工具的激增已经解决了大多数实际操作方面的困难。例如，过去由于纸质书不好携带的问题，读者很难将大量的中文实体图书携带出国。但现在，读者可以在世界各地在线获取电子版图书。此外，移动社交平台的激增使得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即时在线讨论当下中国发生的事件。

在我看来，现在的挑战是实现从中国仅作为一个地理知识对象，到中国作为一个知识生产者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促成更深刻、更实质性的文化交流，中国图书的译介工作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记者：中国出版业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马诺：为了提高“走出去”中国图书的质量，中国出版业需要了解输出地的出版业特点。例如，在西班牙，较小型的出版社往往比大型出版社拥有更多的文化声望。此外，西班牙出版业对中国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主要侧重中国的民族志，这将中国作品的读者范围缩小到以前就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群。

为了克服这种僵局，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地出版业的现状，还要关注当地的社会现状：当地社会关注的是什么？那里的人民有哪些诉求？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为当下通过图书翻译出版实现知识互通、文明互鉴提供参考。例如，佛教之所以能通过古丝绸之路在中国广泛传播，不是因为佛教介绍了关于天竺（印度）的知识，而是因为佛教思想能够真正解决当时中国人的生存关切。同样，今天中国出版业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也要考虑能够引起输出地民众关注的中国作品。有时这些内容隐藏在图书字里行间的表述中，不过在翻译时需要将它们明确地表达出来，并在向当地图书市场推广时加以强调。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国和西班牙带来哪些机遇？

马诺：如同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有时会在贸易往来的助力下传播。因此我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沿线国家间不仅能实现更具活力、更加平衡的经济合作，还能进行更丰富、更持久的知识交流与文化互通。同时，中国是可再生能源研发领域的领导者。在西班牙，新能源的潜力巨大，因此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中国和西班牙在这一领域带来许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