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汉学家姑兰的中国记忆

姑兰（Kalmár Éva），匈牙利翻译家，匈牙利文学翻译协会会员，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匈牙利语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讲学和翻译工作，对中华文化在匈牙利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著作有《中国戏剧与匈牙利舞台》《中国古代科考制度》等；代表译著有《西游记》《道德经》等。

余泽民，著名旅匈作家、文学翻译家，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匈牙利语专家委员会委员。

当老汉学家姑兰女士得知自己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消息时，激动之余，也甚感意外。想来她跟绝大多数以翻译为业的同行们一样，早已习惯了默默伏案的边缘化生活，从未站到过聚光灯下。尤其在匈牙利，作为翻译图书的行业习惯，译者的姓名从来不会出现在封面上，只会被印在扉页的背面，一行字体和字号跟版权信息一样的小字，很不显眼。尽管这对译者很不公平，但也只能接受，译者们都习惯了过“影子人生”，除非能像贡茨·阿尔帕特那样当上匈牙利总统，他作为《魔戒》匈语版译者的身份才为人津津乐道。

姑兰不但是一位默默的译者，更是一位默默的编辑，虽然经她手跟匈牙利读者见面的中国作品几十部，但很少有读者会留意她的名字，除非读者是汉学圈里的人。今年春天，老人步入杖朝之年，自觉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人，用她的话说，“这辈子也没想到会获此殊荣”；当然，换一个角度，对“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评选而言，今年淘到了一粒货真价实的金子。

我跟姑兰老师相识有二十年了。在老一辈的匈牙利汉学家里，她是唯一研究中国戏曲和当代文学的人。半个多世纪来，她不仅翻译过莫言、苏童、鲁迅、周作人、孙犁、三毛、陈村等作家的作品，还翻译过《秋胡戏妻》《看钱奴》和《生金阁》等元曲作品，介绍中国文学和戏剧不遗余力。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她还是一位编辑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匈牙利的“欧洲出版社”担任东方文学编辑室主编，负责选题、编辑工作，推出了中、日、印、蒙等亚洲文学50多部；当然，由于她的中文特长和对中国的情感，推出最多的是中国作品。除了《西游记》《道德经》《孽海花》《老残游记》等古典作品外，还编辑了鲁迅、林语堂、老舍、谌容等现当代作品。退休后，也是许多出版社中国图书选题的主要推手；新千年后，她主编并参与翻译了《20世纪中国小说选》，第一次在当地读者眼前勾勒出一幅中国风景，影响很大。年过七旬，她不仅编辑了莫言的《蛙》，还亲自翻译了《酒国》。近两年，她参与了《山东汉画像石汇编》和《中国孤本年画集萃》的翻译工作，目前正在翻译的是一部《京剧百部名剧故事》。这种题材会让许多“中国通”都望而生畏，但对姑兰来说“并不是很难”，她为自己“闲置多年”了的本事又派上了用场而感到高兴。

总之，姑兰老师获奖名至实归，仅凭这一长串书单就足以证明。另外她还教书育人，翻译家克拉拉就是她的弟子。不过，这里要说的是隐在业绩后的故事——从她18岁来华留学到80岁来华领奖，之间经过了62个春秋。80-18=62，对姑兰来讲，约等于一生。

姑兰老师的匈牙利原名是卡尔玛·伊娃（Kalmár éva），1938年2月3日出生在布达佩斯，父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每说起自己与中国的缘分，她都会感谢数学做媒。

姑兰的父亲名叫卡尔玛·拉斯洛（Kalmár László,1905-1976），计算机科学的先驱，科学院院士。早在上世纪的20年代，他就成为塞格德大学著名的波利雅数学研究所黄金时代的核心成员，先是致力于集合论和数理逻辑，而后转向计算机科学。50年代初，他着手研发“逻辑机”，其实那就是一台专用计算机，能够用来解包含若干逻辑变量的命题公式。随着计算机高级语言的出现，他倾力研究“能够直接执行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的机器”，于1959年提出“面向公式的机器”的概念，并完成了机器的详细设计，之后不断改进，创新。遗憾的是，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他的设计直到去世也未能实现。1990年，为了纪念这位计算机先驱，波利雅数学研究所更名为卡尔玛·拉斯洛研究所。

1953年，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召开，就是那次，作为中国代表的华罗庚不但在布达佩斯结识了卡尔玛教授，还在他女儿的陪同下乘船游览了多瑙河。至今在姑兰老师的相册里还保存着一张她跟华罗庚的合影，她留着深棕色的长辫子，穿一条漂亮的格子裙，眉头微皱，和“中国叔叔”一起望着镜头。那年她只有15岁。

许多年后，姑兰写过一篇题为《我与华罗庚》的回忆文章，说华罗庚是她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虽然那时她还不懂中文，谈不上交流，但正是那次见面使小姑娘鬼使神差地迷上中国，开始搜集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甚至开始学习中文。1956年她高中毕业，立即报名去中国留学。先在北京大学学了一年汉语，而后进入中文学读书，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人”。

受到女儿的影响，卡尔玛教授也在心里生出了“中国情结”，不仅接受华罗庚的邀请赴华讲学，而且开始自学中文。听姑兰老师讲，塞格德大学将在学校图书馆为她父亲举办一次纪念展，展品里就有几封他写给中国同行的中文信。而在姑兰老师家中，则收藏着她与华罗庚的珍贵通信，记录了两代人往来的友情。

这次来京，除了在钓鱼台领奖之外，她最大的愿望就是重返母校。8月23日清晨，她和长子托马什一起早早就坐在宾馆大堂等候，等待北二外的李嘉珊教授前来接他们去北大。这次来京，老人之所以叫长子随行，与其说为了照料自己，不如说为了让他“返乡”。要知道，60年前，托马什是在北京出生的。

1958年，托马什降生，当时姑兰只有二十岁，丈夫是她的留学生同学郝伊杜·拉尤什（Hajdu Lajos）。姑兰回忆说，他俩登记结婚是在海淀区的结婚登记处，在一条狭长的小胡同里，由于没有准备图章，所以用按手印表示“我愿意”。儿子出生时，他们还在读大一，在校园内的宿舍里给婴儿喂奶、洗尿布多少有些不便，所以夫妇俩在北京大学隔壁的乡村里租了一间房子，一家三口过起了“中国式的日子”，打井水洗衣烧饭，生炉子取暖，天冷了在窗格上糊纸，天暖了再把窗纸撕下来通风。那时期，中国人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副食品匮乏，缺吃少穿。留学生的条件多少会好些，姑兰经常会将自己领到的副食补助分给房东和邻居一些。邻居陈太太也经常过来帮她照看孩子。“远亲不如近邻”，她非常理解这句话的温暖含义。

这一天的北京云淡天高，在光影婆娑的校园里，母子俩一前一后，都举着手机一路走一路照，生怕漏掉一点可能唤醒记忆的蛛丝马迹。未名湖、博雅塔、飞檐、古柏……

当老人看到一片红门红窗、灰砖灰瓦的中式院落时，激动得紧走几步，在门洞下留影。

姑兰说，这就是她当年住过的地方，穿过红漆的门洞，是一个长方的庭院，十平方米的宿舍，两个学生一间。刹那里，记忆苏醒，回廊、蝉鸣、阳光、树影，恍惚又回到六十多年前。在那届的5名匈牙利留学生里，姑兰年纪最小，也是唯一的女生；与她同住一室的是一位蒙古女孩。1956年10月，姑兰到北京还不到两个月，匈牙利就爆发了人民革命。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谁都没有再收到家书。他们不知道在家乡发生了什么，紧张、兴奋、担忧、恐惧。有一位名叫莫纳尔·拜诺的同学有一台苏联造的收音机，他们经常聚到一起偷听广播、揣测、传闻、讨论、争辩……那时候，国际国内都风云变幻，云水怒，风雷激，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中文学习都未中断。

回想起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日子，姑兰觉得非常幸运。当时他们留学生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为了能够听课听得更清楚一些，留学生坐在课堂里的第一排，全班总共二十来位学生，一起听课，一起讨论，教师都是一代名师。林庚教授给他们讲《离骚》和《天问》，深入浅出，激发出她对古代文学和神话的兴趣；吴组缃先生是她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他的严谨和博学使她受益匪浅，许多年后她把吴先生的小说翻译成了匈语；王季思先生讲戏曲史，正是他讲解的《西厢记》和《牡丹亭》，使她迷上了中国戏曲，后来她的第一部译著就是元杂剧三种；教授现代汉语的则是鼎鼎大名的王力教授，讲课严谨而生动，穿插着幽默小故事，后来姑兰回到匈牙利，也用王力先生所著的《诗词格律十讲》帮匈牙利学生体会中国诗词的形式美。老人一说起北大，就滔滔不绝，她说正是她在北大听到的课和读到的书，引导她成为中国文化的使徒，能让她“活在一个比现实更为宽广的世界”。

现如今，老屋虽在，但功能已变；门边的柱子上挂着“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木牌。母子俩坐在庭院里的青石台阶上合影留念，他们脸上的皱纹，就是记忆的年轮。

在天坛售票处的小窗口，热心的售票员说，即使是外宾，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于是母子俩递上了各自的护照，母亲八十，儿子六十，他们的大部分记忆都跟中国相关，即便儿子后来没有学中文，但作为他出生地的北京永远与他魂牵梦萦。

返回布达佩斯的前一天，他俩特意去了协和医院和景山后身的米粮库胡同。姑兰说，托马什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曾在米粮库胡同里上过幼儿园。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她曾跟丈夫一起在匈牙利驻京使馆工作过两年。那是在“文革”爆发后，从1968年到1969年，她看到了中国最癫狂的样子，想起来心悸。但是即便这样，她还是爱中国，试图理解中国；这么多年来，她始终传播它的文化，关注它的变化。

尽管北京的变化天翻地覆，但幸运的是，协和医院老楼和米粮库胡同都在，幼儿园没有了，但走在胡同里的感觉还是依旧。也许这条胡同得以存留，是由于留下过太多名人的足迹，据说胡适、傅斯年、徐悲鸿和梁思成夫妇都在这里住过，还有那位曾成为“帝师”的庄士敦。

姑兰说，她此行的目的全都达到了。临别时，我说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再来北京。老人认真地想了想说，假如还有下次，假如她还能再来北京的话，她会带二儿子卡博尔来。想来卡博尔的出生地也是北京，虽然他只在这里生活了五个月，记忆可以说“几乎没有”，但出生地毕竟是出生地。

“是的，下回应该轮到他了。”老人喃喃自语。

拥抱，挥手。我真心相信：肯定会有下回。

来源 | 北京晚报

编辑 | 朱贺芳 霍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