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研人物 | 黄友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值得纪念的各个领域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需要纪念的方面就是翻译。回顾40年历程，翻译界可以自豪地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翻译界的全力参与和辛勤耕耘，就不会有翻译事业的大发展。　

翻译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尤其是翻译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和发展非常值得研究与传播。许钧教授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最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列入了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出版项目，是中国翻译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成果。

40年来，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研究经历了两轮高潮：第一轮跟改革开放同步，译者们大力翻译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资料、先进文化作品、先进管理经验专著等。与此同时，翻译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源源不断的外语人才。

第二轮高潮出现在本世纪初，目前还在继续发展和变革之中。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加大，中国经济文化等领域迅速走向世界，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大量对外翻译，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反响，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在这轮翻译高潮中，翻译专业教育、翻译资格考试、翻译人才培训、翻译服务等领域快速发展。　

近年来，翻译界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趋势。首先是从过去的“翻译世界”转为在继续“翻译世界”的同时，更加重视“翻译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就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先进管理和先进技术。广大翻译工作者花费巨大精力，把这些先进的国际知识展示给国民，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如今，中国经济遍布世界，中国的影响广泛传播，这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中文来实现，主要依靠翻译来完成。　

第二个变化是从过去的单一题材翻译转成多题材翻译。长期以来，翻译的重头是文学，文学的包容和魅力将是翻译的永恒主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需要翻译的题材越来越扩大。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大型对外建设项目、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的输出、时政信息、中国影视剧的对外翻译比重逐年增大。

第三个变化是从少数西方语种的翻译转为多语种的翻译。无论传统的外国文学翻译还是西方技术和管理的输入翻译，涉及的基本是英法日德俄少数语种。然而，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起步以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一度不被重视的非通用语种或者人们常说的小语种翻译量逐年增加，让小语种翻译人员供不应求。

第四个变化是单纯的人力翻译转为人力和人工智能翻译的结合。新技术始终在推动翻译业态的变革。40年来，老式打字机首先被电动打字机取代。进而，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翻译的工作模式。过去翻译人员严重依赖的纸质字典如今很少被人使用。最近几年，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更是深刻改变着翻译界的思维、工作和发展模式。人们拥抱新技术，开发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推动翻译模式升级成为业界常态。　　

如今，“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沿着长度和广度延伸。“一带一路”走多远，翻译任务就有多重；中国翻译发展如何，就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走多远。　　

40年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非常微弱。现在，中国需要向世界传播自己，世界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面临着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赢得国际社会理解的急迫任务。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任务摆着了中国面前，更摆在了广大翻译工作者面前。

在新时代，翻译面临新挑战，需要有新作为。新时代给翻译研究、翻译教育和翻译实践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升华的机会。翻译界需要深刻认识历史提供的机遇，抓住机会，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　

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翻译研究，无论从最初介绍国外翻译理论、挖掘我国历史上经典翻译理论还是在新时代创新中国翻译理论，引导翻译实践，理论研究工作支撑作用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第一次系统地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研究状况做了细致权威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展示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和变革，既是对40年中国翻译研究探索、创新历程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未来建设的指引。

许钧教授是40年翻译发展的见证者、实践者、贡献者。他率领的撰写团队集中了当前中国最活跃、最具学术地位的翻译学者。整个团队既有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的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者，如许钧和穆雷教授，也有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他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是最权威的撰写队伍。他们在从事翻译教育和翻译实践的同时，勤于自考，重视总结，是翻译界的有心人、思想者。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大量的翻译教育和中译外和外译中的实践经验，撰稿者给读者展示的是理论的升华和实践的总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选题的策划者唐瑾编审，长期关心中国翻译研究，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版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过去，是为了将来。这部翻译重头著作的撰写和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急需的指导作用，必然会推动中国翻译事业与翻译理论建设更加健康的发展，以便帮助翻译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