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迅​：绿血 | 新刊预览+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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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尘封多年的悬案，令岁月的残酷与人性的闪光同时浮出水面。血色真相的冲击尚未平复，这条笼罩在迷雾中的河流，已裹挟所有的清与浊、爱与恨，继续奔流向前。

你是否想去一条河开始的地方看看

——《绿血》创作谈

文|宋迅

庚子大疫，我被困在贵州老家数月。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往山里去，清晨出发，带上水和吃的，开几小时山路，在群山深处找一个地方，就待着，什么也不干，直到天黑才回家。我渴望在山水中缓解痛苦和迷茫，重建内心秩序。

每天进山，走那条沿河公路，都会看到那条河。

关于迷雾河，我写过一些故事。

“那也许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神秘的河，两岸山势巍峨险峻，耸入云霄，看不见究竟有多高，群山四季常青，河水却会随着季节更迭改变颜色，夏天是红褐色，到了冬天就会变成绿色，但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河面上始终弥漫着灰白色的浓雾。”

这是《迷雾河往事》里对迷雾河的描述，不知从何时起，每当我困惑时，便喜欢回到家乡，回到这条河边，这条河也就慢慢成了我的某种寄托。

但这次回来和以往都不同，人类的生命正经受着巨大威胁，成功在此刻飘渺如烟，失败的宿命却斩钉截铁。寂静中我仿佛看到那些失败者的样貌，他们踏破历史的尘埃，缓缓向我走来。他们成为我的朋友，对我诉说他们的故事，这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在生存的缝隙间捡拾尊严，坠入深渊，依然渴望善良诚实以及相互永不遗忘。

成功者会被历史记录，失败者只能由小说书写，于是我便用他们的故事写下了小说《绿血》。

《绿血》主要情节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九十年代似乎是魔幻的，她残留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受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刷，在这变革年代，成功和失败仿佛格外容易，个体命运的差距也被逐渐拉开。

我把九十年代理解为中国社会的青春期，当下与过去的分水岭，同时她也是我的青春期，是我最为怀念的黄金时代。我总有种感觉，那时候的人们似乎更勇敢纯粹，九十年代的社会，也正如未经打磨的青年，棱角分明，野蛮生长。

时代变迁，唯有山河见证。在我童年时，一度搞不清迷雾河究竟是红色还是绿色，后来才知道，它一年会有两种颜色，便对这条神秘的河充满了好奇，想知道她的开始究竟是何模样，据说早年间便有队伍完成了探源工作，那么，我就以《绿血》这篇小说作为自己的探寻吧。

小说在老家写了一半，回京后再闭关三月，完成初稿，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解父辈、达成和解的过程。在此真诚感谢父母以及诸位友人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是以为记。

作者简介

宋迅，1986年生于贵州习水，作品见《山花》《青年作家》《十月》《收获》等刊。

2014年夏，我在永义市局禁毒支队工作整十年后，经多次申请转到了刑警，调入迷雾河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申请理由是打小的刑警梦，但还有个原因我没提，那就是我早已厌倦了跟毒品打交道，成天在暗影里行走，和烂人称兄道弟，不见光，十年来警服一共没穿过两次。

虽然干了这么多年缉毒，有些事情我却一直没搞明白，自改革开放后毒品犯罪起苗头以来，警方打击力度逐年加大，吸毒的反倒越来越多，年龄还越来越小，好多吸了戒戒了吸，在我手里进进出出都成了老熟人。这些瘾君子中，白领精英大有人在，最后一次任务抓获的吸毒者甚至是个自己人，被抓时很配合，说他实在痛苦，只有靠这东西可以稍微好过一点。那天队长心情也不怎么好，去看守所的路上烟没断过，一个警院刚毕业的小兄弟说，他们也许只是迷茫。队长回了句，谁不是呢？

迷雾河是永义下辖县级市，本不是什么好去处，但当局领导给出这个唯一选项时，我立马同意了。

我父亲曾在迷雾河当刑警，我在迷雾河出生、长大，我十二岁那年父亲调入市局，我家才从迷雾河搬到永义。

迷雾河市位于贵州北部靠近四川、重庆一带的崇山峻岭深处，方圆百里尽是原始森林。迷雾河地区属喀斯特地貌，地形复杂，不便修路搭桥，曾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所在，九十年代以前，只有一条沿河而建的省道与外界相连。

迷雾河当地盛产煤和高岭土，特产高粱酒，小城因迷雾河从中穿流而过得名，迷雾河属长江支流，发端不详，出城后向东蜿蜒数百公里，在四川曲江县汇入长江。

在我见过的河流中，迷雾河也许是最神秘的一条，两岸山势巍峨险峻，耸入云霄，看不见多高，河谷里天气莫测，阴晴不定，东边日出西边雨。尤为奇特的一点是，这里群山四季常青，河水却会随季节更迭改变颜色，夏天为红褐色，到了冬天变得碧绿，但无论冬夏，河面上都弥漫着灰白的雾，终日不散。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回过迷雾河了，重返故土，只觉得家乡完全变成了陌生的模样，认识的地方都拆了，到处是成片的高楼，政府搬去了新区，门口就是宽阔的市民广场，崭新的河滨公园绿树成荫，原先只有几个小吃摊的东门码头现在成了夜宵酒吧一条街，宽阔笔直的环城新路正在建设，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那条坑坑洼洼的沿河省道也被改造成了漂亮的旅游公路，骑行者、露营客随处可见，没变的似乎只有那条河。

报完到，大队长江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江宁是我刑警学院同班同学，我俩上下铺，大学四年，也互相挤对了四年。他招呼我坐，扔过来一支烟，说，可以啊你，事先也不跟我商量，我知道你来刑侦想干吗，现在已经没有你想办的那种案子了。我说，我可什么都没想，一个案子都没有最好，天下太平。他端起保温杯吹吹沫，喝了一口，说，想得倒挺美，你就做好长期和诈骗犯斗智斗勇的准备吧。

之后我俩闲聊了一阵，他问我安顿下来没，我问他恋爱谈得怎么样——江宁的女友肖婷大学时就跟他在一起了，我也熟识。之后我们又回到正题，商量了一下工作分工，他突然问我，吴叔当年在迷雾河挺厉害你知道吧？我说，没关心。他说，破了不少大案，人称“无影手”，嘴再硬的犯人一经他手立马就招。我说，换现在你看他还行不，文明执法了都。

江宁接了个电话，要出去一趟。晚上我回不来，接风只能改天了，不过给你准备了个礼物。他说着拉开抽屉，从深处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递给我，说里面是迷雾河近几十年积压的悬案。

知道你在缉毒就是骨干，要不他们怎么死活不放人，江宁说，怎么样，够懂你吧？我笑了笑，说，这还差不多。

江宁走后，我把材料大致过了一遍，悬案一共十来起，都是命案，发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85年到1995年间，正好贯穿了我的童年时代，其中三起无头案最引人注目。

第一起是1987年的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迷雾河信用社的运钞车在途经黑风沟时遭歹徒持枪抢劫，司机和两个押车员当场死亡，运钞车上的数十万现金被劫走。死者身上找到的弹头和现场散落的弹壳经技术鉴定来源于两把仿五四式手枪，结合脚印判断歹徒至少两人以上。

第二起案子死者是我爸的上司，1994年3月某日，其驾驶的警车在下辖迷雾河镇郊外四十公里处被发现，车头有血手印，地上有滴落和拖拽血迹，尸体半月后在迷雾河中被发现，死因是胸口遭猎枪近距离射击。受大雪影响现场未能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因迷雾河地区有狩猎习惯，当地猎枪持有量估计上千，筛了几遍也没找到凶器来源。开始均怀疑是仇杀，后证实死者为几宗毒品和谋杀案的主犯，推测为同伙灭口。

第三起案子是一起灭门惨案，也最为令人不解。案发时间是1995年夏天，受害人在青龙镇郊国道边经营饭店多年，一向诚信大方，待人友善，饭店生意也日益红火，属于改革开放后迷雾河第一批勤劳致富的人，后建了一栋临河小楼，其中一楼经营羊肉火锅。该案唯一目击证人是马路对面的邻居，据他描述，案发当晚下着暴雨，他看见一个戴斗笠的男人路过受害人所开饭店，当时天色已晚，雨势凶猛，受害人正准备关店，于是邀请男人进屋躲雨。但第二天，受害人一家五口竟被利刃杀死于屋内，财物无损，唯独戴斗笠的男人不见踪影。该案伤亡重大，但现场唯一遗留的线索只有半个46码解放鞋的血脚印。

我去资料室准备复印一套档案带回住处，小郑看见开我玩笑，哟，吴队刚来就准备破大案啊。小郑之前在几个涉毒案件上协助过我，我来了才发现，迷雾河大队有我不少熟人。

晃眼到了冬天，半年时间我经手了几起小偷小摸，两起倒卖古海洋生物化石的案子——谁能想到这崇山峻岭之地曾经是一片汪洋。除此之外几乎都是诈骗案，传统诈骗、新型诈骗，手法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一个无业男子冒充富二代同时交往了十二个女朋友，以合伙经商的名义向她们骗取钱财，甚至还让其中两个为他生下孩子，抓获时钱款早已被他挥霍一空。一个农民自称是清朝皇族后裔，伪造了玉玺圣旨、巨额银行存单，以解冻资产需要钱为由，骗光了几个空巢老人的养老家底。一伙骗子假冒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打着发放助学贷款的旗号专门诈骗贫困大学生，其中一个农村女孩父亲早逝，母亲瘫痪，她学习勤奋刻苦，终于拿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学前却接到骗子电话，被告知必须先行支付学费，结果家里千辛万苦筹到的九千块钱被悉数骗走，女孩一时想不开，跳了楼。

那些诈骗犯的嘴脸让我恶心，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一次抓捕后我甚至在卫生间里吐了。有段时间我一下班就去靶场练枪，发泄情绪，那天江宁遇到我，说，来得还挺勤，想当枪神啊？我说，这些杂种都他妈该枪毙。说完连开五枪，气得手抖，报靶均是五环六环，甚至还有个三环。

我和同事们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历时三个月，将那个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诈骗团伙陆续抓捕归案，主犯最后落网，竟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头黄毛，满脸冷漠，没有半点悔罪之意。押送他回迷雾河那天我终于没忍住，在服务区趁小郑上厕所的空当，狠收拾了他一顿，回到局里自然被投诉。江宁看了嫌疑人的伤，只嘀咕了句，为什么打脸？第二天处分下来，记过一次，停职十五天，并全局通报。

我回市局上了几天学习班，上午学习，下午就偷跑出去钓鱼，倒也乐得自在。我已经记不清多久没休过假了，上个女朋友就是嫌我没时间陪她提的分手。那几天我鱼钓了不少，但不知为何心里却空空如也，直到江宁打来电话，让我立马返岗。

迷雾河城西有个观音湖，后被改造为湿地公园，前两天清淤时，工人从湖里打捞出一个编织袋，编织袋内除几块石头外还有一具完整人骨，手脚都被尼龙绳缚住，未着衣裤，初步判断死者为中年男性，身高一米八左右，死亡时间估计在十五年以上。

我们排查了本地若干起超过十五年的男性失踪案，又通过失踪人口直系亲属与人骨的DNA比对，死者身份很快得以确认，竟是九十年代迷雾河首屈一指的话题人物，二十多年前失踪的光明农机厂厂长黄宗云。黄宗云失踪前身陷数桩贪污大案，坊间一直都传说他带着巨款跟情妇一起畏罪潜逃了。

白骨的发现在本地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市局高度重视此案，要求尽快侦破，消除影响。我们根据当年的失踪案卷宗，整理了几个和死者生前矛盾较为突出的关系人，但经过几轮调查，都没找到什么线索。

由于案件久远，局里安排我去高岭县接一位老刑警来协助我们梳理案情。陈叔和我父亲是战友，1979年两人一起上过战场，退伍后又都回迷雾河当了刑警，我爸到永义第二年，陈叔调任高岭公安局政委，他是当年黄宗云失踪案的主要经办人。

我已有多年没见过陈叔，他以前抽烟喝酒样样凶，再见面时得知两样都戒了。陈叔看到我，感慨说，到底还是回迷雾河接了你爸的班。我说，谈不上接谁的班，做自己的工作而已。他说，你爸最近身体还行吧？我说，就那样，糖尿病高血压，每天照样没少喝，管不了。他又问我们现在关系如何，我说老样子。他笑了笑说，小时候你爸打你我知道，怕你走歪，其实你转刑侦，最高兴的就是他。我没说话，陈叔说，你刚来，可能体会还不深，刑侦不比缉毒，可以慢布线紧收网，一旦出了命案，黄金期就那么短，想破就得玩儿命，精神二十四小时紧绷，像活在高压锅里，看谁都像杀人犯。你想啊，九几年你爸四十出头，正当年，却不得志，每天破不完的凶案，追不完的逃犯，就连顶头上司也是鬼，被人杀了扔河里十几天才被发现，那种环境之下，换成是你，会怎么样？

到了局里，江宁给大家介绍了当年的案情：被害人，黄宗云，男，失踪时四十二岁，1969年参军，1971年退伍后分配到迷雾河红星陶瓷厂采购科，1979年升任红星陶瓷厂厂长，1989年调任光明农机厂厂长。

1993年夏，暴雨夜，黄宗云从某饭店驾车回县郊一处居所后连人带车失踪，两天后由其二婚妻子孙彩英报案。孙彩英是在1989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黄宗云，黄宗云因她与原配离婚，同年与孙彩英再婚，四年后黄宗云出事，二人无子女。

据当年孙彩英笔录所述，那栋三层的自建房是黄宗云买来准备养老用的，平时也不住人，就放点东西，二楼卧室内有个保险箱，黄宗云失踪后，里面的一套账本和二十万多现金也一起没了。报案时孙彩英便坚称黄宗云是被抢劫谋害了，但房间里成箱的贵重烟酒都没动，经勘验房屋门窗和保险箱均完好无损，现场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痕迹。孙又认定此事与黄宗云前妻沈会琴有关，而我们调查过，沈会琴只是个普通家庭妇女，老实朴素，离婚后便去了其他城市生活，早已排除了嫌疑。

陈叔接着对案件背景情况做了补充说明，黄宗云失踪前一年，光明厂破了产，大批工人下岗，厂长黄宗云不仅低价贱卖了厂房设备和土地，还克扣工人们的下岗安置费，之后就一直被工人们联合上访举报，但一年下来，黄宗云依然稳坐钓鱼台。直到1993年，一个叫涂友亮的光明厂下岗工人在省里上访时跳楼自杀，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高层的注意。由于黄宗失踪前纪检部门正着手对他进行调查，加上现场确实没有发现可疑情况，警方当时也倾向于怀疑他是提前收到风声携款潜逃。

会上我们定了方案，要求各方对案件侦办进展严格保密，同时安排警力秘密走访，重点排查原光明农机厂的相关人员。

会后陈叔要江宁带我们去趟沉尸现场，路上陈叔若有所思，说，老吴的直觉是对的。江宁说，什么直觉？陈叔说，吴川他爸当年就怀疑这案子不简单，说很可能是预谋抢劫，人八成已经没了。江宁看我一眼，说，我就说你爸厉害吧。

观音湖边，警戒线已经拆除，江宁给我们描述了当时打捞白骨的经过，我们又在坝上观察现场全貌。陈叔说，嫌犯应该是案发当晚开黄宗云那辆车来的，再划船到湖中心沉尸，这湖我知道，中间其实挺深，所以这么多年清淤都没把他挖出来。说这话时天边晚霞夕照，湖畔杨柳依依，水面上游船缓缓而行。

变化真大，都成公园了，那块儿就是以前的红星厂吧？陈叔指着湖对岸那片漂亮的楼房问。江宁说，陈叔没记错，红星厂，当年生产的废水就排到观音湖，那时候这就是个臭水塘，钓上来的鱼都没人吃，现在是我们这儿最贵的楼盘，“森林之畔”，老板叫周浩森，以前是红星厂的下岗工人，据说九几年因为个什么事离开了迷雾河，前两年回来，摇身一变，成了迷雾河的风云人物。陈叔说，周浩森？之后感叹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江宁问，陈叔认识？陈叔摇了摇头，说，不过我记得他和老吴两家好像是世交，对吧，吴川？江宁拍了拍我，陈叔问你呢，发什么呆呀？

工作结束后江宁找我抽了根烟，说，还不知道吴叔认识周浩森。我说，很久之前的事了。江宁说，他公司现在有个盘，叫“森林之子”，修在深山老林里，挨着云梦湖，环境就不说了，还要配一流的康养院，说是要建成中国最大的森林养生小区，专门用来避暑养老。我说，你现在就考虑养老是不是早了点？江宁说，养个屁，我和肖婷不是快结婚了吗，感觉她爸妈还有点犹豫，怎么说呢，有点怀疑我的诚意，我就想着给送个礼，名义上给她爸妈，其实我爸妈也能住，你想她爸妈在东北一年能来几回？但价格真不便宜，一平得上万。我说，你想找我借钱？他看我一眼，你能有钱？我是想让你问问你爸，看能不能和周老板说一声，打个折。我说，要问你自己问啊。他直摇头，同学家长里我最怕见的就是你爸了，脸一黑，跟阎王似的。我说，知道就好。那咋整？他看着我，诶，你应该认识他女儿周炎吧？搞不好找她更管用。我说，不认识。他观察着我的表情，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笑起来，说，她该不会就是你这么多年，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个女孩吧？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我父亲叫吴志戎，1971年参军，在云南某边防部队服役，后升任连长，成为我外公的直属部下。父亲训练严谨，作战勇猛，深得我外公喜爱，遂亲自介绍给我妈认识。我妈叫苏兰，也是军人，文职干部，与我父亲同军不同旅。两人于1978年开始恋爱，1981年结婚并同期退伍。我母亲是云南大理人，随我父亲来到迷雾河，我父亲成为一名刑警，我母亲进入县机关工作，次年生下我。

熟悉我妈的人都知道，她最喜欢的是花，这一点随了我外婆，我妈小时候就是跟着花一起长大的，结婚后她把我爸家闲置的院子改造成花园，种满了各种各样好看的花，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她还隔三岔五在窗台放把米，所以我家院子总是鸟语花香，成了四邻八方一处知名景点。我妈认为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是这个花园最完美的搭配，她怀上我之后突然变得爱吃辣，很高兴，以为是女孩，结果生下我，三岁之前我妈都把我按女孩打扮，直到我上幼儿园那天，才给我脱下裙子，换上小男孩的衣服。

我妈说我小时候非常贪吃，任何好吃的一旦到了我手里，即使再亲的人，也绝无拿出来的可能，但当我第一天上幼儿园见到周炎，却破天荒地将兜里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大白兔掏出来，全给了她。那年头，别说小孩子了，就连大人都对大白兔趋之若鹜，但周炎竟不为所动，不仅如此，她居然把大白兔又塞回我衣兜，害我当场号啕大哭，像是受了莫大委屈，直到周浩森好言相劝，周炎收下大白兔，我才止住声。

那时的周浩森高高瘦瘦，衣服整洁，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钢笔，戴眼镜，脸刮得干干净净，不像我爸，总是不修边幅满脸胡楂儿。周浩森说，这孩子性格怪，有点不知好歹。我妈抱着我，伸手摸了摸周炎的脸蛋，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说，这孩子不贪，有心气儿，我一会儿跟老师商量商量，让他俩坐同桌吧。周浩森说，就怕周炎欺负小川。我妈说，怎么会，我看他俩相处得很好。周浩森说，炎炎上学的事你们费心了，还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我妈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和志戎从小一起长大，现在炎炎和小川又成了同学，多好。

就这样，我和周炎成了同桌，我经常分好吃的给她，平均四五次她勉强接受一回，我势必兴高采烈。周炎爱画蜡笔画，其他小朋友都觉得她画得滑稽难看，但我很喜欢，偶尔她会送画给我，我照单全收并郑重其事地放进“保险箱”——一个图案是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铁皮饼干盒。

周炎她爸在红星陶瓷厂工作，保卫科，下班不准时，接周炎放学总迟到。有一天下午天阴沉得像晚上，一直下着大雨，厂里发生一起盗窃案，他从派出所打电话给老师，让老师请我妈帮忙把周炎接去我家，但周炎就坐在她的小桌前安安静静地画画，不管老师好说歹说，死活不跟我妈走。炎炎，你为什么不跟阿姨回家呀？是你爸爸叫阿姨来接你的，他今天要晚点才能下班。我妈坐在她旁边，一如既往地耐心，周炎停下手里的蜡笔看着我妈小声说，不是爸爸叫你来接我的，你都没有说暗号。

我妈连忙上办公室给派出所挂电话，周浩森猛拍脑袋，哎呀，忘和你说了，暗号是0607，炎炎生日。我妈说看了看旁边的挂历，说，那不就是今天吗？

我妈对上暗号，周炎才收拾起小书包，跟我们走了，我妈一手牵我，一手牵周炎，跟人打招呼都比往日开心，路上去市场买了半只鸡，又上糕点屋买了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

晚上我爸照旧在外办案回不来。我妈炖了锅竹荪鸡汤，把我最喜欢的鸡翅膀夹给周炎，吃饭时还夸她筷子拿得好，不洒汤，说我的嘴像个大漏勺，让我好好向周炎学习，我心服口服，没像以往那样撒泼顶嘴。吃完饭，我问什么时候吃蛋糕，我妈说等一会儿饿了再吃。我说，已经饿了，结果把周炎逗笑了，我也笑起来。

吃完饭，我和周炎一边听我妈讲故事一边等周浩森来接她，周炎有些心不在焉，我则祈祷周浩森等我们吃完蛋糕再来，否则按我妈的行事风格，很可能会把蛋糕整个给他们带走。除了花，我妈还喜欢看书，她有很多书，所以也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不限于丑小鸭、小美人鱼，也有特洛伊、巴别塔这种，甚至还有荆轲刺秦王、王子猷雪夜访戴什么的，很多时候我都听得似懂非懂。

那天我妈终于讲了一个童话，豌豆公主，我听得津津有味，甚至都差点忘了蛋糕这事儿。雨停了，时间也越来越晚，终于我们点上蜡烛唱了生日歌，准备切蛋糕，但周炎的情绪却低落到了极点，直到听见周浩森在外面喊她名字那一刻，她从高高的座位上一跃而下，冲到门口猛地扑到周浩森怀里，周浩森把她抱起，周炎紧紧地抱着父亲的脖子不撒手，等她转过身，早已满脸是泪。

周浩森头上缠着纱布，眼镜片碎了一块。周炎说，爸爸，你怎么了？我妈看见也问，老周，你受伤了？周浩森说，没事，不小心摔了一下，今天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妈说，自己人还这么见外，以后你要是忙不过来就和我说一声，我把炎炎先接我家来。周浩森说，怎么敢再麻烦你们。我妈说，麻烦什么，顺手的事，孩子晚饭刚吃完，你还没吃吧，快进屋，凑合吃点。周浩森说，得回去了，要不一会儿又下雨了，炎炎，和阿姨哥哥说再见。周炎和我们挥了挥手，眼泪还在淌。

我妈让他等等，回屋把蛋糕装上硬塞给周浩森，说，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以后你就上这儿接孩子。又摸着周炎的脸蛋说，爸爸工作很辛苦，下班晚，以后都来这儿接你，咱们不让爸爸担心，好不好啊？

见周炎点了头，周浩森没再说什么，给我妈鞠了个躬。

那天之后就都是如此了，每天我妈来接我俩放学，吃完晚饭，还能听我妈讲一会儿故事，等周浩森来了，周炎再跟他一起回家。

那时候红星厂的效益已经一落千丈，工人工资都发不全，总拿瓷器抵，但周浩森还是坚持要给我家交生活费，还时不时拿来一些野果、剥了皮的野兔之类的山货。我们家的餐具几乎全是红星的，那些瓷器质地好，做工精良，不便宜，周浩森自己不舍得用，都送了过来。

我从没见过周炎的妈妈，后来才知道，她妈妈在生她的时候难产没了，周炎没人照顾，周浩森只好申请去看大门，把家搬去了门卫室，边工作边照顾周炎，一直到她上幼儿园。

1987年，我五岁，和周炎一起上大班。寒假的一天，周浩森把周炎带到我家，说自己要去南边一趟，拜托我爸妈照顾周炎一阵。周浩森去了大概一个月，有天深夜，悄悄来了我家，后来我才知道，他遇到了大麻烦，因为倒卖国有资产被警方通缉。周浩森在我家阁楼藏了三天，期间没出门半步，三天后，他选择了自首。那案子还上了本地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法官当庭宣读判决结果，周浩森站在被告席，头发剃了，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背对我们，看不到脸，但站得笔直。最后他被判了六年，后因表现良好减刑一年，一共在永义第一监狱里待了五年，周炎也在我家一直生活到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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