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早期经济增长背后的源动力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繁荣的背后: 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

(美)威廉·伯恩斯坦/著符云玲/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9月

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奥秘是一个值得深挖的主题，这方面国内外许多经济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对此有诸多颇有建树的专著推出，而在19世纪早期的经济起飞阶段是比较有意味的时期，也是充满争议的一段历史，但是公认的结论是东西方走向现代经济的历史进程也在此有了大分流，工业革命与现代政府体制的初步探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在早期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共同加持下，荷兰、西班牙以及英国等国率先开启了工业化革命，同时期的清王朝、日本等亚洲国家仍处于传统的封建文明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政府体制仍未建立起来，现代经济增长的分流也在19世纪早期有了比较明显的展现，并且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读罢美国金融理论家和经济史科普作家威廉·J.伯恩斯坦的专著《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的可能答案，即支持工业化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是什么？是什么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世界经济增长是否会结束，以及在何时何地通往何处？

寻找经济增长的来源

初读《繁荣的背后》这本书，首先需要厘清三个预设前提，即本书的历史资料和素材均来自于作者本人的广泛涉猎和阅读，作者本人并非经济学或历史学科班出身，本书的叙述风格具有故事性，作者将其定位为“有理论依据的非虚构类著作”，因而决定了本书的史料内容和结论具有开放式的特征。同时，本书对于19世纪早期经济增长称之为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在其中特别强调了深刻影响经济增长的财产权、资本、宗教文化等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而正是这些如今看来最基本的经济增长要素，在过去数百年经历了复杂博弈和斗争，以荷兰、英国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国家和政府在法律、制度和规则约束下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外，作者提出探索19世纪早期引发经济起飞，文化和历史因素胜过纯理论叙述，因而将其自然地分为三个部分，即世界为什么这样》？世界如何变成这样？以及，世界将走向何方？

回到本书的初衷，我们不妨倒转过来看，现代经济增长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即经济增长的活力或者动力在减弱，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在下降，而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诸多挑战在增多，如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经济增长方式等，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增长水平到了一个瓶颈期，这也就是作者在序言中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疑问，即未来的社会总体福利和满意度是否会提高？经济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给世界未来局势将带来什么影响？当代繁荣的变革如何影响当前世界力量的均衡局势？

的确如此，现代经济增长并非一帆风顺或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经历了各类战争和冲突，并在三次工业革命和科技力量驱动下实现了稳步增长，自19世纪早期开始的经济起飞也并非简单的经济发展，同样经历了曲折和挑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工业革命的国家进程也经历了从荷兰到西班牙、葡萄牙，再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实力变迁的过程。驱动经济增长的主线除了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对国家实力的追赶外，各国和地区内部的变迁也引发了历史变革，由此决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世界格局演变的过程。

制度在本书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作者在第一部分“增长的来源”即开宗明义指出，繁荣并非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金钱来实现，即一个国家的繁荣不仅仅是指物质或自然资源丰富，而关键在于与之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间的作用机制）。作者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四种制度因素，即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的方法、现代资本市场和交通与通信技术。数据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活力超出了历史以往任何时期，整个19世纪的所谓的发达国家中，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2%左右稳步增长，并维持在20世纪中期。现代经济增长从19世纪初的西欧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英国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引入荷兰的财政制度和先进技术，并拓展其海外殖民地，1820年开始走向经济起飞。在此之前，由于财产权的不明确，资本市场和技术的缺失，土地、劳动和资本要素并未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19世纪前期现代世界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商品贸易交流和资源流动缓慢，经济很难起飞。

财产权与财富经济增长

作者花了很大的章节部分讨论财产权的起源以及理性的意义。早期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未能出现持续性和稳定性就在于财产权的不明确，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个人无法拥有可靠的财产权。作者考察了人类历史早期的财产权演变，包括苏美尔人的财产权法典、罗马时期的财产权规定等，由于这些早期的财产权制度设计未能明确公民的政治权利，普通人的财产权无法得到保障，直到英国普通法的出现和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和个人权利成为了现代世界繁荣的基本源动力。因而，财产权成为研究经济增长规律的一个关键要素。

与此相对应的是理性的发展，西方各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教会和神权统治后，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觉醒，促使人们相信科学理性的价值，科学探索和知识传播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20世纪后配备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和大量资金的研究部门逐渐成为大型制造企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并促使现代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当时的先进技术例如蒸汽机、电力等随着物理、化学的跨国交流合作而明显加快，促成了工业革命从英国到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世界各地的兴起，极大的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正是基于财产权和科学理性的传播，人们普遍相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长的意义，公民权利的觉醒和财产权的保障制度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动力，而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资本主义需要资本，经营商业需要必要的资金。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殖民地掠夺和王室拨款资助基础之上的，资本支出和筹措资金的效率低下，缺乏完善的信用机制，19世界末美国摩根财团将银行资本聚集起来，形成了现代商业银行模式，并发展到投资银行，调动数亿美元资金修建铁路、公共设施和钢铁公司，将美国推向工业化国家最前沿。因而才有了后来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再到国际银行的演变，由此也催生了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的崛起。

现代金融的诞生和快速崛起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在资本和金融发展的背后，作者考察了早期的西方金融历史，从意大利的私人银行、荷兰的股份公司、英国的资本市场等，货币、信用和资本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本和金融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助推了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后期的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等学习模仿了这些制度，最终建立起工业经济，成长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国家，实现了更早的经济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金融制度和发展模式为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驱动力量。

经济增长的价值回归

谈到现代经济增长，绕不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动力。在科学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现代经济开始起飞，早期的蒸汽机、电力发明、铁路和通信技术等开始经过迭代升级，追求生产效率提升和财富增长的企业、发明家和资本家开始对技术倾注更多的资金、人力支持，工业革命成果从西欧国家传播到了北美、亚洲，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当时各国实现崛起的关键手段，英国、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德国等是最好的例证。

作者在书中用四种要素条件分析了荷兰、英国、西班牙以及日本经济起飞的案例，并以此考察了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和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奥斯曼帝国和现代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缺乏推动力，这些国家固守于传统的社会框架，对工农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足够的动力，创新的缺失严重，因而无法实现社会进步和繁荣，最终陷入到被迫殖民的境地，丧失了发展机会。同样拉美国家忽略资本市场的体制基础，缺乏保护投资者的法规，导致企业难以获得资本。

最后，作者再次讨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早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体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重视和财富的追求，而财富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是重要源泉。但是，相对而言，过去一个多世纪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差距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在扩大，作者认为这种现代贫困类型与收入的分散程度相关，只有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才能有所改善。因此，本书并未回避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进步意义，同时也可能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悖论——同样的机制在创造伟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作者认为，回到制度层面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书中提出，“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健全的法律制度，那么为它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都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因此，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距和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仍需要透过完善制度，这也是本书强调的要点——国家制度是决定长期繁荣和未来的因素，从四个前提条件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十分重要。政府必须为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创新者必须拥有合适的知识工具，发明家和企业家需要获取大量资本的途径将创新发明推广出去，具有可靠和快捷的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将这些产品运往世界各地。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拥有了比较健全的要素资源支撑，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成为了关键驱动。

不可否认，世界经济增长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低迷和活力不足的表现尤为突出，过去发达的国家陷入到了增长困境，债务型经济和货币政策依赖增强，资本的力量和过度金融化发展破坏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遭遇到国家竞争的限制，“逆全球化”思潮和伴随而来的出口管制，以及各国缺乏合作精神等，使得经济增长和贸易往来的成本抬升。部分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政治极化和治理混乱，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很难维系，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仍不完善，驱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均在减弱，创新活力式微。如何实现新的繁荣成为了各国探讨的焦点，无论是强调内生性增长还是结构性改革，无一不将制度建设纳入到新的议程，西方发达国家需要重新审视民主制度的效力和政府公信力，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明确法律法治建设的意义，制度因素仍是《繁荣的背后》这本书所揭示的题中之义和阐明的最关键的部分。

本书导论特别提出，“通过考察世界在何时、何地、如何繁荣起来，或许就能预言世界将走向何方。”读完本书，我们或能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探讨世界经济增长的议题仍将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