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关于梦想的历史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始终生活在一个与时俱进的梦想之中，以至于常常分不清是梦是幻、是睡是醒。如今我已年近古稀，借此机会把这些梦想梳理一下，或许能看出些玄机，发现点奥妙。

记得早在1952年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听大人们说：“苏联人吃的是牛奶面包，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因此，“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便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梦”。谁知没过几年，苏联专家纷纷撤离;又过了几年，中苏论战开始，原来“兄弟般的友谊”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1958年上了中学以后，“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又成了整个社会的“中国梦”。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超英赶美”和年产1800万吨钢铁的“宏伟目标”，学生不上课，农民不收秋，市民们砸铁锅、建高炉、住宿舍、吃食堂，完全牺牲了个人生活。谁知没过几天，食堂的饭菜变成了大锅清水汤，炼出的钢铁也根本不能用。紧接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全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进入60年代，伟大领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一争”的号召，我在高考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为了消除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我怀揣“上山下乡炼红心、争当革命接班人”的梦想，于1964年主动下乡插队。“文革”开始以后，我看到许多流传出来的内部文件，才知道上山下乡根本不是培养接班人的百年大业，而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察觉到上当受骗之后，我便从幻梦中惊醒，开始思考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农村插队，生产队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新闻生产队有两个饲养员，都是一贫如洗的老雇农。按理说我是来接受他们再教育的，但是每当二人听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呼喊声时，就会说一些非常朴实的难听话。熟悉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贫穷，连媳妇都没讨到？他们说是因为自己抽大烟不争气，才落到如此地步。他们的情感和语言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并开始对阶级斗争论和历史决定论产生怀疑。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读了许多禁书，再加上从小就有阅读《参考消息》的条件和习惯，所以对两报一刊非常反感，觉得它们的宣传不是骗子说谎就是痴人说梦。

 “文革”结束前后，“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成了举国上下的梦想但是到了“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却被“跨世纪”的争论和“世纪末”的传闻所忽悠，唯独忘了“四个现代化”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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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最早将“梦想”当作大众话题的大概是一档选秀节目。2004年，CCTV经济频道为了改变《非常6+1》收视率的低迷状况，推出了一个名叫《梦想中国》的栏目。据有关编导介绍，这是一档以梦想为概念、以时尚为手段，“帮助普通老百姓实现明星梦”的大型文艺类节目。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梦想”与“选秀”的结合，似乎可以为执着于文艺的青年男女提供一个改变现状甚至一夜成名的机会。后来，许多电视台都纷纷推出“梦想秀”之类的电视节目。这些节目或邀大牌明星或引进国外模式，吸引着广大观众的眼球。

然而，在一个以权谋私甚嚣尘上、金钱铺路不足为奇的社会，在教育、住房、医疗这“三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有谁知道那些“成功”的路上，有多少竞争的辛酸、拼搏的痛楚呢？在这条路上，又有多少不顾自身条件而误入迷途、屡败屡战、甚至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追梦人呢？总之，当人们纷纷放弃普通平凡的生活，而把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当作自己的梦想时，就很容易造就一个病态的社会。

2012年11月，也就是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历史题材展览《复兴之路》。参观结束以后，刚上任的习近平总书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从此，“中国梦”进入官方话语体系，成为主流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

如前所述，回想这大半辈子的经历，虽然一直被梦想包围，但是，这一个又一个的梦想始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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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梦想，或者说不同的“中国梦”。比如洋务派的梦想是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达到强兵富国的目的，从而维护大清王朝的一统天下。没想到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这一梦想在甲午战争中被彻底粉碎。

洋务运动失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在西方技术的背后，还有个政治制度的问题。所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梦想是通过变法来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观念。然而，这次变法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却被已经退休的慈禧太后镇压了。因为这件事发生的1898年是中国戊戌年，又因为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变革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于是，清王朝在世纪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打击之后，不得不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推行新政。清末新政开始以后，中国人纷纷出国留学，寻求救国之道。在此期间，日本因为“路程近、费用少、同文同种”等原因，成为人们出国留学的首选。到了1907年，中国赴日本留学的人数超过五万，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蔚为壮观的留学热潮。

有鉴于此，美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把庚子赔款用于人才培养的建议，经过反复协商，中国政府从1909年开始选送优秀学子赴美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进入教育、利一技、工商、政

治、外交等领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人统计，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81位当选的院士中，清华出身的就有29人，其中包括梅贻琦、胡适、竺可侦等人，而清华大学的前身就是专门为留学美国成立的游美肄业馆。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日本是在学习西方以后才强大起来的，所以东游日本的中国人在那里只能得到二手经验，不容易直接“取得真经”。此外，由于环境的影响、知识的欠缺和人格的局限，这批人在思想上具有独断性、政治上具有革命性、行动上具有破坏性。比如学界的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政界的蒋介石、阎锡山和汪精卫，基本上都是这样飞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那些知识分子，因为对利一学、自由、民主、宪政的理解，在人格上更有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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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到了1911年，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清王朝终于在辛亥革命中轰然垮台。从此，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进入了实现复兴中华伟大梦想的新时代。当时的许多革命

组织，比如兴中会、光复会就有这层含义。有趣的是，在大清王朝垮台以后，新生的国家该取个什么名罕，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据说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就考虑到这个问题。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认为新的国号不能没有“中华”二孚;孙中山则从民主共和的角度，指出新国号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罕。于是，以“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为新国号，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华民国在成立之初仍然是一个缺乏独立人格的顺民社会。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来一次涉及全社会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

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改变中国文化被少数人垄断的状况;所谓思想革命，则是普及民主、利一学等社会理念。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对于五四运动，孙中山有很高的评价。1920年1月，他在写给海外同志的信中指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后来胡适在论及五四运动时也说：“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军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说明，只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才开始进入一个言论自由、梦想飞扬、人才辈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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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只有3。年时间。其间，中国还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内战和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国在政治、文化、科学、教育、新闻等领域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师级人物。相比之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却没有培养出什么像样的人才。所以我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黄金时代。

不幸的是，就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落败，于是列宁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彼得格勒，要强行解散制宪会议。为了支持制宪会议，数万名群众举行了游行。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居然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随后，他又派军队强行解散合法的制宪会议，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俄国最高立法机构为此，高尔基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愤怒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虐行径，说这是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从此，俄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苏维埃极权时代。

随后，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并派代表来到中国，与李大钊、张太雷、陈独秀等人取得联系。于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以欧美先进国家为榜样，走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二是“走俄国人的路”，建立一个毫不宽容的苏维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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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两种选择，国共两党分分合合若干次，打打杀杀数十年。直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才重新看到希望。但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又重开内战，结果是蒋介石领导的数百万国军出人意料地败在了共产党军队手下。

1949年9月21日，由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在北平开幕，为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做准备。据张元济日记记载，到了9月26日，周恩来向与会的部分民主人士通报，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在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加个括号，里面写上“中华民国”四罕，以示“勿忘创始革命之绩”;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做法过于累赘，应该将括号删掉。当周恩来介绍第二种意见之后，“何香凝起而杭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沈衡山则言去此四罕并无忽视辛亥革命之意。于是周恩来取其说作为结论”。沈衡山就是民盟领导人沈钧儒，此人与周恩来关系非比寻常，新中国成立以后，二人又结下联姻之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华民国具有推翻帝制、开创历史的功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它的延续。难怪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杨力宇时，曾经有过“如果能够统一，国号可以改”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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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想起刘仰东先生编过的一本书，名叫《梦想的中国》。书中介绍了八十多年前一件有趣的往事。

1932年底，《东方杂志》以《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为题，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征文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有柳亚子、章乃器、陈立夫、张君肋、张申府、梁漱溟、杨杏佛、冯自由、马相伯、陶孟和、周作人、顾领刚、俞平伯、马寅初、杭立武、王造时、林语堂、巴金、谢冰莹、朱自清、叶圣陶、郁达夫、茅盾、老舍、丰子恺等一百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据说面对这样一个活动，应征者都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其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

茅盾说：“对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这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

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

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一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也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作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舒适的梦可以做烦闷的人的安慰，但于他的实际生命有何益处？”

茅盾、陶孟和分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非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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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因为有感于教育沉沦、学术腐败、人格扭曲、社会堕落，我开始研究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时间一长，我发现在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背后，有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因此，我根据能接触到的资料，又写了不少涉及这些问题的文章。如今把这些文章结集成册，经过与本书策划陈卓先生的反复磋商，决定用《民国旧梦》这样一个书名。

从军面上看，所谓“民国梦”不过是“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内涵上看，我以为“民国梦”则更多元、更具体、更清晰、更有操作性。

为了便于阅读，我把这些文章分为四辑。第一辑讲述了十几位民国人物的故事。有些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比如胡适、李大钊、张学良、冯玉祥等;有些是大家不大熟悉或几乎很少知道的，比如盛世才。但无论熟悉还是不熟悉，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故事，都与当时的中国究竟走哪一条路有关，因此我把他们的梦想统称为“寻路之梦”。

第二辑是“民主之梦”。自从戊戌变法以来，通过民主立宪来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就成了中国民众最大的梦想。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梦想始终未能实现。所以在这一辑中，我们既能看到胡适、萧公权、张奚若等人对民国政治的批评和剖析，又能看到丁文江、熊希龄、左舜生等人为政治改革所做的不懈努力。

在第三辑“自由之梦”中，介绍了几份报刊追求言论自由的曲折经历新闻独立、言论自由和公平正义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因此，常燕生对自由主义的解读，值得大家注意。

第四辑是“教育之梦”，重点介绍了徐志摩、傅斯年对教育的理解，他们当年并没有从教经历，却深得教育之三味。其他篇章则介绍了民国时期一些关于教育的有趣故事，试着从不

同角度去探讨教育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