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 | 中大新著：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

不激不随

题图|1957年5月1日，北京市僧尼參加五一遊行，经过天安门前

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历史中因不了解而常被忽略，却又不可忽略的一个面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本远离政治中心的佛教徒亦被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裹挟，佛教由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这场改造究竟发生了什么，却鲜有人完全了解。

学愚教授所著的《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次全面细致地梳理了1950至1980年代佛教改造的各个面向，如政治学习和土地改革、西藏佛教、抗美援朝与“慈悲杀生”、阶级斗争与反右运动、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与发展、佛教外交与国际宣传等。研究结合中外文献，充分挖掘新材料，不仅开拓了当下中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也为理解这一时段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解读。

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佛教是“封建残余”，理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僧团改造是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但新政权同时也保留了少许寺院和僧人，以便开展佛教外交，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佛教界领袖积极推动佛教改革，但又希望以响应政府的方式保存僧团传统……

今天的“两地书”就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荐这本《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略窥佛教改造的错综复杂。

1955年2月藏历新年，毛泽东应在京的达赖（左）和班禅（右）之邀，出席宴会

1955年9月，周恩来接见并宴请来访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

学愚：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中国佛教学会创立者及首届会长。主要从事原始佛教、中国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和历史以及宗教学等研究。著作包括《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人间佛教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等。

中国佛教的
社会主义改造
绪言（节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三位一体”的政权，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造，经历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右、合作社及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通过这些运动，中国社会和人民得以彻底改造，社会主义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在此一系列运动中，佛教经受了严峻考验和致命打击。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佛教被视为封建残余，革新佛教成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宗教是鸦片，是封建迷信，共产党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改造乃至消灭宗教；佛教是宗教，因此亦是被改造乃至最终消灭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1949 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允许佛教徒有信仰自由，但同时强调佛教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一般佛教徒——特别是僧尼，虽然感到疑惑、不安、焦虑和无奈，但是他们还是努力改造自己的身心，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员。

经过改造，僧尼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新中国的成立为许多中国人民带来无限的希望，社会主义改造亦给那些一直努力试图改造佛教的佛教徒带来机遇。近代以来，佛教式微，弊端百出，改造佛教成为部分佛教知识分子的共识。太虚大师（1890–1947）率先发动“佛教革命”运动，倡导人间佛教。他的革命精神和人间佛教思想震撼了当时佛教界，亦深深吸引了一批青年僧人和社会人士。在太虚大师的带领下，中国佛教开始了漫长的改革自新之路，兴起了所谓的“新佛教运动”。但由于当时佛教内部保守势力强大，而佛教自身改造亦无法得到政治的支持，再加上战争不断，直到太虚大师去世，佛教改造运动仍然举步维艰。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佛教的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深受太虚大师改革思想影响的中国僧团，似乎亦看到了彻底自我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样，那些曾经追随太虚大师或同情佛教改革的佛教界人士抓住机遇，重新开始了佛教改革活动。他们一方面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支持社会改革运动；一方面号召僧尼投身到这些运动中去，彻底改变佛教千百年来累积的、不符合时代社会需要的思想和实践。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佛教界领袖和知识分子的鼓励下，中国僧尼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中国佛教也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1962年2月21日，第三届佛代会期间，习仲勋副总理（前排左二）与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前排左三）等人

建国初期的佛教社会主义改造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中国佛教，特别是僧团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佛教的研究，仍是一个少人踏足的领域。其原因很多，一方面，多数西方学者缺乏研究资料，无法真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动和佛教的曲折命运；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对这一段历史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过，有一些西方学者或应邀访问过中国，或曾接触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一些人或事，对某一段时间、某一个地区的佛教现象作了一些个案记载和介绍，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唯慈（Homes Welch）的研究最为突出。197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唯慈的著作《毛统治下的佛教》（Buddhism under Mao），这是他“中国佛教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该书重点介绍并详细分析讨论了1949年以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情况，包括中共的宗教政策及其对佛教的影响、佛教界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劳动生产等历史。唯慈认为，直至文化大革命，党和人民政府对佛教（乃至所有宗教）采取了控制而非迫害的政策：把佛教局限于寺院之内、佛教徒的思想之中，严格限制其在公共场所生存和在社会上发展。该书主要以《现代佛学》为基础，采访了一些50年代从大陆出走海外的中国僧侣。或许由于其政治观念或西方学者特有的批判精神，唯慈把50至6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期刊、书籍都看成是反面教材，把中国政府极力宣扬的宗教政策，以及佛教界领袖所呼吁的佛教改造、政治学习、生产劳动，都当成是对佛教传统的破坏，是在消灭佛教。在他的笔下，中国佛教——特别是僧团，已经奄奄一息；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就是政治。

中国佛教徒为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和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所举行的法会

早在《毛统治下的佛教》一书出版前两年（即1970 年），唯慈在《亚洲观察》（Asian Survey）上发表了〈宗教在中国的多面性〉一文。该文认为，中国佛教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表面看到的并非真相：中国佛教，其传统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佛教徒所言与其所行，往往表里不一，甚至互不相干。这种现象，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佛教中更为突出。佛教活动改头换面，有着多重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宗教仪式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被赋予了时代内容，如祈祷世界和平、抗议侵略、爱国捐献等。唯慈说：

长期以来，中国僧人一直都乐意为国家服务，由此换取继续他们个人宗教实践的自由。但是，现在他们的这种回报诉求也遭到拒绝，新政权坚持要求他们把过去用来宗教学习和修行的时间，用在政治学习、生产劳动，以及参加民众运动上。如果我们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口吻说，在过去祈祷皇帝万寿无疆为广大僧众从事宗教修行和追求往生净土提供了面子，那么，60年代，这种面子也没有了。但是，事实上，政府的急进以及种种运动又为佛教提供了许多新的面子。

宗教仪式套上政治面目，是当时佛教活动的一大特色。政府禁止在寺院以外的公共场所进行宗教活动，甚至以危害社会安定、破坏生产的理由来限制寺院内的宗教活动。但是，仍有许多佛教徒或佛教团体借用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的名义举行宗教活动，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护自己的宗教。唯慈认为，一直以来，中国佛教具有委曲求全的性格，这种性格在现当代中国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圆融”和“方便”，中国佛教才可能渡过重重的生死难关。

1956年9月29日，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

1956年9月，国际僧侣代表团访问北京碧云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