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 | 中大新刊周有光百年口述：我所度过的时光

不激不随

题图 | 周有光与张允和

这本书是周有光从未发表的最完整的回忆作品。港版为未删节版。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年初刚过110岁寿辰。周老经历了百年中国，走过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被友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本书从他自己的家庭渊源开始谈起，细数清末至今日近百年来之历史演变，可算是一部“一个人的近代史”。

周老所经历的恰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百年。他以现场亲历者的身份，透过敏感的眼光和超强的个人记忆，讲述包括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文字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尼克逊访华、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香港回归问题等百年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及其对个人、社会的深刻影响。内容覆盖家庭、教育、国家、社会、战争、经济、文化、爱情、晚年生活等方面，其中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中外人物接近200位。

周老阅历丰富，人生视野广阔。除了广为人知的对汉语现代化的贡献，他年轻时还是一位银行家，曾任经济学教授；晚年涉猎甚广，不断思考社会及文化问题，百岁以后还有新著面世。

书中通篇保持了周老聊天时生动的口语化特点，语言随意自然，充满智能、乐观、幽默的基调，是一部亲切有趣又极为珍贵的历史读本。

这期的两地书，推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我所度过的时光：周有光百年口述》，聆听百岁老人的百年个人史与家国史。

1927年周有光从光华大学毕业

年轻时的周有光

晚年周有光

我所度过的时光
周有光百年口述

大概是1971 年的9 月的一天，天气相当冷，上面临时紧急召集开会，我们都去了。可能是北京来的一个人做报告，这个人好像没有见过。开头还是讲这个形势很好，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报告听了很多了，形势总归是好的呀！后来讲下去呀，不对了，说是有一个什么“五七一工程”，是林彪主持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如何如何；再听下去，说林彪叛国，林彪死了。我们听了，不大听得懂。他做完了报告，好多人举手，要求他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那么他把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林彪叛国死了”这件事，讲清楚了。这件事情一出来，大家觉得奇怪得不得了，怎么可能呢？

我们听了这个报告，听到林彪叛国而死，始终不敢相信。林彪是宪法里规定的接班人，他为什么要叛国呢？回头就分组要讨论这个事件。在分组会里，许多人就提出问题来。由于他们事前已经开过会了，小组长他知道一点，他说，“五七一（读yao）”就是“五七一（读yi）”，“五七一”就是武装起义，是指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还有其他几个人，要武装起义，推翻毛主席。因为他等不及接班了，要抢班。另外小组里有一个人说，噢，怪不得，今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有一个某某人的儿子，跑到“五七干校”的办公室，去告发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变成了反革命了，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说，林彪造反了。这个林彪，天天要我们念“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诬蔑林彪造反，是大罪呵，所以他的儿子听到了，就去告发。于是这个人说，难怪发生这样的事情。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五七干校”就像散了板一样，各种小道消息也传进来了。从小道消息知道，林彪偷了一架飞机，飞到蒙古的温都尔汗，飞机没有汽油了，想着陆呢没有飞机场，就撞在地上烧起来，自己烧死了，他老婆也烧死了，儿子也烧死了。这些话是不是事实，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不过感觉到形势将会有很大的改变。林彪死了以后，这个农场的劳动更是松松垮垮，很随便了，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还有许多女同志，根本不下田，甚至有的时候无事可做。

一直等到1972 年2 月，传来非常奇怪的消息，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了北京，见毛主席，恭恭敬敬把毛主席当成老师，毛主席很高兴。同时还传来许多很有趣的传闻，大多数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故事，说尼克松来的时候，带了许多新闻记者。有一个新闻记者就拿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个语录上首页就是毛主席像，第二页是林彪副主席像。这个记者指着这个林彪副主席的像，在马路边上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个人到哪里去了？”这个孩子是北京人，回答他说：“嗝了。”这个记者在中国留过学，懂中文的，但是这句话不明白，就继续问。这个小孩又说：“嗝屁了。”记者还是不懂。小孩又说：“嗝屁着凉了。”这个记者更不明白。这个小孩接着说：“嗝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呵，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记者更莫名其妙。后来这个记者就问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就笑笑，告诉他：死了，这些话都是“死了”的意思。

这个北京土话跟普通话相差很远，我也不懂，虽然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好多年。后来我回到家里，问我的孙女儿，她懂。为什么呢？北京的幼儿园孩子们玩这个洋娃娃的时候，一个娃娃一倒下去，就说“嗝了”，一倒下去就说“嗝屁了”。我孙女儿的幼儿园里有这些话，大人就不讲这些话了。这些大概是儿童语言，是方言土话。我在“五七干校”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有趣，因为它跟语言学有关系，说明北京话不是普通话。
又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通知下来了，让“五七干校”的人分批回北京，“五七干校”就交给本地人。怎么交都有安排，有一个计划，有一个交代。听说本地人高兴得不得了，接管“国务院”，这个地方条件特别好。

周有光夫婦和沈從文夫婦（左起：張允和、周有光、沈從文、張兆和）

1946年，三連襟在上海（左起：顧傳玠、沈從文、周有光）

丁聪画的周有光夫妇像

我同张允和从苏州回到北京，大概是在1972 年的春天，可能是早春季节。

回到北京后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还是没有房子住。我只能住到我的爱人和孙女儿借住的我儿子老师的家里。住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才安排我们回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原来住的地方，本来有四间房子。四间中有一间特别大，现在都被别人抢占了，住在我们家里。这个抢占房子的事情—造反派抢占“黑帮”的房子，在北京很普遍，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后来大概是领导安排，还给我们两间，这两间不是大的，一间是小的，一间是中等的。最大的两间房间没有还给我们，可是我们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回到北京的印象是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基本上处于一个瘫痪状态。政府重新组织了，但好像不急于发挥作用。老百姓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刚痊愈，不太强健，大家都觉得前途茫茫。我重新回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名义上工作恢复了，待遇恢复了，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作好做。领导班子还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班子，他们不希望许多老年人再做工作。

领导还是组织我们学习，学习要到办公室。但是原来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构已经被取消了。我们不过是借这个办公室，开会、学习而已。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是没有人管了，我就自己进行研究工作。我的书大部分已经没有了，但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丢得很少，基本上是留着的。所以剩下的两间屋子，除了放张床，都放满了书。我就重操旧业，不论外面怎么样，反正我就做我的研究工作，所以心情很平静。刚回到北京，我的工资还是只有35 块钱一个月，实在是不够用。不够用我就想办法，向没有问题的家庭借了一点，好在所需很少。隔了一阵，又叫我们去开会，宣布你们从“五七干校”回来了，恢复原来的工资。噢，这是出乎我们的预料。恢复原来的工资以后，我就感觉到工资太多了，用不了了。再隔一阵，又叫我们去开会，说以前扣的钱，现在都还给你们。这一还又多了不少钱，我就像是忽然发了财，这样生活越来越安定。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讲清楚不再去“五七干校”，是1972年4 月。所以我一共在“五七干校”待了两年四个月，这个经验非常有意思。这几年别人也不来打搅我们了，马路上的大字报也没有了，原来贴的也都洗干净了。政治气氛、社会气氛好像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一样。我们还是要到办公处学习，但不用每天去了，每次去学习，也是分小组。一到小组学习的时候，公家有报纸，我们首先看《参考消息》。大报之类没有人看，看完《参考消息》之后，再开始聊天。

周有光先生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