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朱麗雙：去往高原的使者——解讀民國政府的「漢藏往事」
「不激不隨」的話：
週六發送了被同事稱爲「推心置腹」的推送之後，後台收到不少小伙伴留言，有表達支持和理解的，有表示期待書展和之後的新書的，也有提出改進意見的。在這裏不激不隨要對所有關心、關注我們的讀者說一聲謝謝！你們的留言，讓我們在意義之外，更平添了許多樂趣，隨時歡迎後台調戲哈！
所有留言中，有一條最打動我們：
「現代中國，功勞有你們一份」
嗯，謝謝！
另外，昨天的推送中《共構·共建·共享》一書的出版時間是2015年11月，而非2005年11月，在此提出更正。
今天推送的內容是我們最新出爐的邊疆研究新書《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1912-1949）》（朱麗雙著）的前言部分。動盪的時代，神祕莫測的高原宗教政權，艱難險阻的路線，各大世界性力量的博弈，爲他們的出使任務增添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朱麗雙教授的敘述生動流暢，以人物故事爲主軸，帶出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變局。
民國的西藏專使（1912-1949）
朱麗雙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6年6月新書
清朝傾覆，民國肇造。在這一政治動蕩和國家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不了解國家——從中央到邊疆——應有怎樣的現代化，更沒有體現憲法權威的實際力量。然而，隨著現代國家意識的興起，為了打破漢藏之間的壁壘，漢人政府不斷派人前往西藏，越過重重地理和人事上的障礙，做聯絡的工作。貢覺仲尼、謝國樑、黃慕松、蔣致余、吳忠信、沈宗濂等等的一串名字中，有高官大員、普通文吏，有商人、特工、僧侶等等，他們的身分各異，入藏原因亦不盡相同，他們就是《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1912–1949）》一書研究的對象。
西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要檢討清末至今的民族政策，除了從雙方上層的制度架構、政策法規外，制度的傳達者、執行者的因素也不可小視。西藏專使們的使命、在藏區的活動、他們各自的理念、和藏人的交流等等，被作者朱麗雙博士梳理得清晰明了，讀起來仿佛一部高水準的歷史紀錄片，帶讀者走進那個特定的歷史時空，千頭萬緒，如在目前。
西藏專使赴藏的目的除了調查西藏社會、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況，主要是聯絡並增進漢藏情感及重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以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吳忠信辦理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過程的事件來看，由於專使的努力，民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確實維護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就為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宣稱「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有力證據。但是，恰恰因為西藏專沒有增進漢藏情感，也就沒能消除清末以來長期形成的漢藏隔閡，民國時期的西藏進一步離心於中國，從而為1949年以後復雜的漢藏關係埋下伏筆。
序 言
辛亥革命爆發不久，清朝駐藏軍隊發生嘩變，隨後演化為大規模的漢藏軍事衝突。戰爭的結果，清朝駐軍及在藏官員全部被驅逐出境，與此同時，康區各地（川邊）也紛紛響應衛藏的抗擊活動，驅逐清朝官兵，恢復土司制度。很快，那些在清末改土歸流的地區，又被土司掌控，藏政府在各個重要地方設置關卡，嚴格監控內地人入藏，一段時間，作為有清一代內地和西藏交通的主道川藏路幾近行人絕跡。
清朝傾覆，民國肇造。在列強環伺的險惡形勢下，中國面臨著民族復興、在原來的專制制度基礎上創立共和制度的構建國家（state-making）的任務。為了打破漢藏之間的壁壘，從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不斷試圖派人越過重重地理和人事上的障礙，前往西藏，做聯絡的工作。這裏面有高官大員、普通文吏，有商人、特工、僧侶等等，他們的身分各異，入藏原因亦不盡相同，為了行文上的方便，本書給他們冠了一個集體名詞，叫做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
西藏舊照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在總數上不好估計，特別在國民政府時期，有很多人從川康或者青海一帶潛入西藏境內，因為西藏雖然設關卡監控內地人入藏，但是，對於到西藏求法學經的僧侶以及從北京、雲南等地到西藏做生意的商人基本上是不限制的，另外，青海、雲南、川康的很多地方生活着藏族，民國政府有時就利用這些人打入西藏，拉薩當局對此也是防不勝防。所以，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在數量上講應該不少，本書主要選取了15位進行敍述。對這些西藏專使進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他們在近代漢藏關係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頁，但迄今仍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二是他們留下了記錄，可能是當時的西藏旅行記，事後的回憶錄，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政府檔案中留下痕跡，有些人的材料豐富一些，有些人的材料相對零散，只是一些蛛絲馬跡，但我們從中可以大致構建出他們的西藏故事。
民國時期的康藏馬幫
又，有些專使前往西藏之時，最初可能並未肩負政府的使命，比如邢肅芝，他第一次入藏是作為一名普通僧人前去求法學經，但是後來他參加國民政府的西藏建設工作，作為國立拉薩小學的校長再次赴藏，因此，本書也將其列為敍述的對象。在研究材料方面，首先最重要的當然是中、英文檔案，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部分：
第一，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部文件，收藏在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這部分資料已經全部製成光碟，使用起來相當方便。與本書最為相關的是「西藏議約案」，共64冊，起1912年，迄1928年。
第二，北洋政府蒙藏事務局、蒙藏院文件，國民政府時期的蒙藏委員會文件以及一部分國民政府文件、行政院文件，收藏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其中有相當部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已陸續編成專題檔案資料集出版。
第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民政府時期的大部分國民政府文件、外交部文件，一部分行政院文件、抗戰史料文件，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國史館。這部分檔案內容極為豐富，是我們構建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國民政府與西藏關係基本框架的主要史料。
第四，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文件，收藏在台北市青田街蒙藏委員會屬下蒙藏文化中心的圖書室。全部資料共5,200餘件，蒙藏委員會已編印14冊出版。據執行編輯楊嘉銘先生相告，除少數破損嚴重的檔案，這套集子基本上全部收錄。
第五，倫敦英國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收藏的東方暨印度部檔案（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 and Records）和公共檔案館（PublicRecord Office）所藏的西藏文件，Parshotam Mehra曾據之編輯二卷本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InternecineRivalry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此外有縮微膠卷可供檢索。東方暨印度部檔案有A. J. Farrington所編British Intelligence on China in Tibet 1903–1950，對於近代西藏史、英藏關係史和漢藏關係史的研究者來說，這是非常珍貴的材料。公共檔案館收藏的英國外交部檔案中與西藏事務有關的主要有17、228、371和535等各號卷宗，已出部分縮微膠卷，它們與近代中、英、俄西藏交涉關係較為密切。
民國時期的西藏騎兵
本書利用的第二類材料是旅藏人士的藏事著述，其中有些已成書出版，如劉曼卿《康藏軺征》、邢肅芝《雪域求法記》、法尊法師《現代西藏》、吳忠信《西藏紀要》等；還有一些散見於民國時期的各類報刊雜誌，如《康導月刊》、《康藏前鋒》、《康藏研究》、《蒙藏月刊》、《開發西北》、《新青海》等；另外，自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初，西藏社會科學院陸續編輯出版了多種藏、漢文藏學資料，包括《西藏研究叢刊》、《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西藏學漢文文獻別輯》，已出版40多種，300餘冊，其中一部分是民國時期的漢人藏事著述，與本書討論的主題密切相關，如朱少逸著《拉薩見聞記》、憂患餘生著〈藏亂始末見聞記〉等。
本書利用的第三類材料是原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員撰寫的回憶錄，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Bod kyi rig gnas lo rgyus / lo rgyusriggnas dpyad gzhi’i rgyu cha bdams bsgrigs），這些資料先是內部發行，後由民族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從1982年至今，已出漢文版28輯，藏文版29輯。這些文章為西藏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史料，使我們得以瞭解藏族當事人對歷史事件的看法。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漢藏本並非完全對應，漢譯更有不少失誤之處，甚至有時隨意添加內容，這是利用時要十分留意的。
民國時期的布達拉宮
就既往研究而言，在中國方面，由於中國的藏學研究自始即與民族存亡、邊疆危機等民族主義情緒緊密相連，因此就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西藏史而言，國人較多關注的是英俄侵略西藏史及中英關於西藏問題之交涉；而對西藏內部的社會政治變遷及錯綜複雜的漢藏關係，則未見綜合全面且學術性較強的論著問世。一些著作概述了民國政府維護西藏主權的種種努力，但無論在史料還是觀點上均乏善可陳。在英、俄與西藏關係方面，不能否認，國人數十年來的研究失在政治義憤多於學術分析，且多數文章缺少對第一手材料的掌握，所得結論較少說服力。近年來，由於中外學術交流的增多，台灣、大陸所藏相關檔案材料的逐步開放和彙編出版，這方面情況有所改善。但是總體上講，由於受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研究觀點仍然多偏於保守，較少考慮藏族人在相關事件上的立場。
就國外的相關研究情況來看，自1959年十四世達 喇嘛（bsTan’dzin rgya mtsho, 1935–）流亡印度至今，西方對西藏的興趣有增無減，不僅成立了許多藏學研究機構；同時西藏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也開始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睞。在那些關涉西藏近代史的著作中，一部分作者站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場，認為西藏從古至今都是獨立的；一部分作者認為從1912年開始，西藏處於事實上的獨立地位；還有一些持西藏地位未定論。強烈的政治立場無疑會影響作者對史料的選擇、詮釋和判斷以及其結論的公允。但是多數西方學者還是本着實事求是的標準，從原始材料入手進行研究，因而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西藏與中、英、俄的關係以及西藏內部的政教衝突。至於其不足之處，則是多數學者不能直接利用漢文材料。而西藏歷史可以說是不能脫離中國史進行研究的，史料的片面難免使其結論同樣有失片面。
本書的工作，是解讀以上所介紹的豐富材料，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分析與綜合並重，敍述民國政府的專使前往西藏的歷史背景、他們在西藏的主要活動、他們體察藏族社會的獨特視角、他們對藏地藏民的觀感等各個方面。在結構安排上，本書將以人物的活動為中心，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對民國政府西藏專使的活動作盡可能連貫序列的敍事，同時交待時代背景以及文化、宗教、社會等各方面情況，然後從中概括提煉這些專使的藏事活動在近代漢藏關係發展史上的意義。
熱振仁波切，書中很重要的人物
本書第一章回顧清代的漢藏關係，第二章和第三章介紹民國初年的西藏局勢：辛亥革命後，清朝官員及軍隊被西藏人驅逐出境；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拉薩，進行一系列內政外交上的改革，以圖自強；袁世凱政府試圖派人入藏，和拉薩當局建立直接溝通的渠道。第四章敍述1917–1918年的川藏戰爭及此後甘肅使團入藏的經過。北伐後，國民黨在南京建立政權，一時漢藏往返頻繁，從1929至1931年的短短三四年時間裏，國民政府先後派貢覺仲尼（dKon mchog’byung gnas）、劉曼卿和謝國樑、謝伏波父子出使西藏。然而，隨後爆發的第二次川藏邊界衝突卻恰恰突顯出雙方觀點上的分歧：國民政府試圖恢復中央對西藏「舊有之統屬關係」；拉薩當局注重的卻是漢藏邊界之確定，在宗教上，達賴喇嘛願意恢復「舊有」關係，但在政治上，他顯然無意接受南京的領導。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國民政府於次年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入藏致祭，同時附帶解決西藏問題的目的。然而，由於漢藏雙方在上述問題認識上的巨大差距，故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本書第五、六、七章將就此做詳細分析。
黃慕松返回南京後，留下專使行署未撤，派行署參議劉樸忱、蔣致余等人繼續在拉薩連繫漢藏事務。1940年1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抵達拉薩，辦理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在他離藏前夕，正式成立駐藏辦事處，以孔慶宗為處長。1944年8月，沈宗濂到拉薩接任孔慶宗。1946年1月，沈宗濂啟程內返，此後的駐藏事務由陳錫璋實際負責，直至1949年7月被藏政府勒令撤退。本書以後各章即分別介紹留藏參議和各任駐藏長官的活動，旁及國民政府派駐拉薩的特工以及入藏求學的漢僧的藏事活動。
1937年2月13日藏曆新年，一個僧官騎馬前往布達拉宮
在當今的政治氣候中，西藏是個敏感的話題，有關近現代時期的西藏研究也因此布滿荊棘。但是，本書作者希望本着一位史學研究者的立場，盡可能客觀地進行研究，盡量做到無所偏倚，把求真放在首位。俄羅斯中亞史家巴托爾德（W. Barthold）在其博士論文《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to the Mongol Invasion）答辯之前有一段發言，筆者感同深受，故全文抄錄如下：「我們深信，世界各地的生人有著彼此相同的本性，僅因歷史生活的條件不同，重以歷史傳統的影響，以至彼此互異；這種信念會使我們避免由於高自位置而鄙視那些文化後進的民族。歷史家滿懷這樣的信念，就能夠把對於各族人民的同情納入自己的撰述；具有這種同情，並不妨礙敍述歷史生活的陰暗面，沒有這種同情，就不能寫出富有成果的科學著作來。」他認為，這種對他民族同情的理解，既「不同於一時的溫情慰藉，也根本不帶任何種族、宗教以及政治的偏狹成見，而是從整個人類的普遍真理來研討一切生活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講，筆者的希望正在於此。
1937年2月14日，擦絨大人的女兒在拉薩自家府上。
小姑娘英文名字叫凱特Kate Tsarong，也就是本書封面上藏裝者（擦絨扎薩）的女兒。
拍攝者是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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