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領袖：魯迅在左聯

夏濟安 / 文

與創作散文詩集《野草》和小說集《彷徨》的時期相比，魯迅身為左聯領袖，不時被一種加倍苦楚的孤獨包圍。當年，他是當之無愧的孤膽鬥士，不管是單打獨鬥，還是孤戰群敵，他都可以恣意向對手擲出「投槍」。他還可以窺探自己內心深處的孤獨，揭露更多人性的真相，哪怕沒有甚麼社會意義。然而，還不等魯迅培養起足夠的團結精神和容忍詆毀的氣度，這位離群的浪子就不得不加入左聯的群隊中，也難怪他會跟「像紹伯這樣的人」生氣。

只是，魯迅與革命者的交往似乎並沒有讓他的生活變得豐富，實在讓人深以為憾。藝術家在革命中扮演甚麼角色？個人與組織之間存在怎樣的內在矛盾，又如何相互依存？魯迅本可以試著去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但他並沒有。他沒有將他的憤怒、挫敗與失望昇華，沒有將他壓抑的情緒化為新的創作動力。這種緊張衝突，這種我方陣營裏的敵意，這種必須「瞻前顧後」而荒廢精力的無奈，所有這一切本可以讓他變得更加智慧，甚至孕育出偉大的作品，然而，他從中毫無得益。幸或不幸，他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更無從與之鬥爭了。他就這樣死了，留下一個滿腹牢騷、心胸狹隘的形象，成為最忠黨的英雄，才華浪擲的天才。

1932年，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

魯迅身後留下大量書信，這對他的傳記作家無疑是件幸事，但這些書信卻也暴露出他的脆弱，他太需要一個人來聽他傾吐悲苦，來感同身受。如果把魯迅的書信和其他作品對照來看，便可對魯迅其人有個清晰的認識。他嚴厲的外表下掩藏著敏感的神經，「最硬的骨頭」旁跳動著一顆溫柔的心。魯迅致蕭軍蕭紅夫婦的信尤其溫暖率真，一種迷人的稚趣躍然紙上;還有他的青年朋友們，那些初到上海的東北滿洲流亡作家，他會教他們熟悉這座陌生的都市，取笑他們的名字，還用雅趣的字條邀他們共進晚餐。

蕭紅筆下的魯迅十分親切，她從女性的角度描繪魯迅的家庭、聚會、工作習慣，乃至病情，其中一個片段尤其讓人動容。那是1936年，魯迅病重，他七歲的兒子從病房裏找到一堆淡黃色的空藥瓶，向他的小夥伴們展示，並驕傲地炫耀：「這是爸爸打藥針的藥瓶，你們有嗎？」這段文字之所以觸動我，不獨因其辛酸，更因想到魯迅的至親對他的痛苦是何等淡然，那這其中又有多少的可想而知呢。

蕭紅1937年與金人等在萬國公墓魯迅墓前

蕭紅於1942年在香港逝世。她的丈夫蕭軍早在胡風、馮雪峰之前，於1948年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當時，他在哈爾濱一份共產黨贊助的報社任職編輯，公開對中蘇兩國的共產黨頗多非議，然而在1930年代，他們夫妻二人似乎都並沒有直接捲入上海文學界的是是非非。關於這些紛爭，魯迅當然也對他們吐露過自己的心聲：

❶

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還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雖然現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學問所限，不能慰青年們的渴望，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

(1934年12月6日)

❷

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的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舔乾，紮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沒有甚麼灰心，大抵休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然而好像終竟也有影響，不但顯於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

(1935年4月23日)

❸

那個雜誌的文章，難做得很，我先前也曾從公意做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後來又遇到相像的事兩回，我的心至今還沒有熱。現在也有人在必要時，說我「好起來了」，但這是謠言，我倒壞了些了。

(1935年4月28日)

關於罵信那點很有意思，但《魯迅全集》裏找不到任何線索。在魯迅躲入深林、紮好傷口又重回崗位後，除了上面這封信，別處幾乎毫無蛛絲馬跡。魯迅後來給徐懋庸寫過一封至關重要的公開信，其中提到幾次類似的罵信事件，但上述引文裏兩回「相像的事」也一直是個謎。或許直到今日，也沒人能夠確定魯迅暗指的是甚麼，但無疑都是些不快之事。

從1934年末至1935年間，魯迅感受著四周的寒意，他獨自舔舐傷口，也自感精力不足，面對那位元帥和部分同志，面對那些舉止不當的人，面對自己的團隊與陣營，他有怨恨，有鬱積的怒氣，他也有困惑，有日益強烈的不滿—這就是那些年魯迅與左聯關係的寫照。這些深重的創傷與怨言本該隨著他無聲無息地埋進墳墓，但他偏偏在1936年打破沉默，對他憎惡的戰友予以反擊，由此引發兩個口號之爭。此前，左聯起碼維持著表面上的穩固，然而至此，凡是當年讀過左翼文學的人，都能明顯看出左聯的分裂了。縱然魯迅以鬥士的姿態離世，但命運弄人，他在精力漸衰的末年，竟大費氣力把矛頭指向往日的戰友，與同志為敵。魯迅此番分裂運動對黨的「事業」危害之大，恐怕他自己也難以開釋。我不敢說歷史會否證明他的無辜，但毛澤東和中共的學者一定會。實際上，他們早已立下定論：凡魯迅所為所言，必定正確。

🔚

本文節選自《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夏濟安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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