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秋褲邊兒：國企改革背後的故事

原创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馬蹄形座位、埋頭記筆記的官員，這是前美國財長、時任高盛總裁的保爾森對中國政治的第一印象。在談話的間隙，他碰巧看了一眼朱鎔基的腳：西褲下面露出一截秋褲沿兒——他把這當成朱鎔基務實風格的象徵。

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進入中國的國際投行人士，那時政府的高級領導人時常為具體的合作項目親自出馬，也正因此，保爾森近距離觀察到了中國領導人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細節。作爲「中國崛起大戲的前排觀察者」，他的新書《與中國打交道：親歷一個新經濟大國的崛起》記錄了中國與世界接軌歷程的背後故事。

1997年2月25日，保爾森先生與他的同事來到中南海面見副總理朱鎔基，商討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重組的事宜——

我那天早晨从香港飞到北京，心情热切，也有点不安。按计划我将会见副总理朱镕基，他是中国的经济首脑。我知道，但凡涉及改革或香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都视为最高级别的事务，需要一丝不苟地对待，绝无出错的余地。此时我是高盛投资银行的主席和首席营运官，我将同朱镕基讨论的事情恰恰与那两件事都关系紧密——成立一家新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重组中国的电信体系。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敏锐地意识到先进的电信业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并且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巨资。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银行家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角色：我们乘飞机而来，竞相告诉中国如何点燃资本市场的火焰。几个月来，高盛公司一直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的代表讨论挂牌上市的各种问题。中金公司是一家投资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中的一家与摩根士丹利银行（Morgan Stanley）的合资公司。这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许多怪事中的一件：我们与之密切合作的中国银行家，其美方合资伙伴是我们最激烈的竞争者。更怪的是，摩根士丹利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没兴趣让他们知道。

朱镕基选择在临近湖边的紫光阁会见我们。这是座引人注目的建筑，有点像佛塔，红墙绿瓦；初建于明朝，长期用于非正式的外宾会谈。中国助手告诉我们，朱镕基还没有到，还得等几分钟，于是我们跨出车门，闻到了黄昏的清冽空气。

我在脑子里最后过了一遍谈话要点。我的方法必须得有点迂回。我要谨慎，不能假定会达成什么协议，不把朱镕基过深地带进细节，更不能给他这种印象：我可能要他当场做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但我要表明，我们理解经济改革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理解中国电信业这样的国有企业（SOE）的现代化和重组对于经济改革进程的关键作用。我也要表明，高盛是能落实完成中国电信重组上市的世界最佳银行。当然，我们不会太具体地谈论这些事。

我问迈克·伊云斯，我是不是漏了什么。

「你没问题，」他说。「就记住改革对朱多么重要。」

几年前我见过朱镕基。当时中国计划在国际债券市场融资，我们就如何与信用评级机构合作提出了建议。他是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他高大挺拔，1991年邓小平把他从上海市长的位子上提为副总理。名义上国家的经济职能由李鹏总理负责，但实际事务是由朱镕基掌管的，他也有望在来年的新一届政府领导选举中取代李鹏。

朱的工作成效一流。1993年经济过热时，他直接指挥央行，施行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手段和干脆的行政整改，抑制了通货膨胀（当时有可能超过20%），实现了软着陆。私有化的努力始于1992年和1993年，最初是和缓的，后一度搁置；随着经济的复甦，现在又成了各部和国务院（相当于美国内阁）谈论的焦点。

把电信体系的股份卖给公众，意在成为下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阶段——重组主宰中国经济的巨型国有企业——的示范和基石。中国即将加入 WTO ，朱镕基心里想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造，把这些步履沉重、亏损严重的庞然大物现代化，使中国企业更有效率和竞争力。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的部分措施将是引进外国的专业技能和投资者，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推行管理、控制、操作和管治的全球标准。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的设计师，江泽民是邓小平蓝图的总承包人，那么，借用别人形容我的一个词，朱镕基是榔头（执行者）。他不缺少宏大的想法，但他首先要把事情做成。他坦率、务实，而且总能切中要点。他想要的是什么，无论对我还是他的下属都从未有过一秒钟的怀疑。他被称为「老板」，强硬，要求苛刻，喜欢设定紧得不现实的最后期限：简而言之，他是我同类。

王岐山（前排左一）、Henry Paulson（前排左二）與朱鎔基（前排左三）合影

几个中国助手陪我们走进紫光阁，走上一排两侧拱立着传统石狮的台阶，再绕过一面气势逼人、雕饰繁复的木屏风。我们走进一个明亮通畅的木结构屋子，吊顶高达20呎；上面画着彩画鲑粉色、绿色和蓝色并饰以金色。朱镕基热情地欢迎我们，一一握手，宾主入座。

我坐在朱镕基的右边。李青原当我的翻译，坐在我侧后方。朱的翻译坐在他身后。王岐山坐在朱的左边，以下是建行的几位经理。中国的会议具有确定的坐序和仪式，你可在这个语境里寻觅他们发出的信号和信息。通常，椅子排列成马蹄形或U形，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坐在U形的封闭一端，最重要的客人坐在他右手；其他中国官员和来访的代表团成员按职务由高到低面对面分坐马蹄形的两翼。以前，椅背套着古色古香的椅套；现在这种类似维多利亚风格的装饰少见了。

会见全然不是自由发挥的。主人和客人轮流讲话，间有译员的翻译。翻译通常坐在领导身后。其他与会者不说话，除非被点名发言，但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并无传统意义上的交流或对话。这种会见常常有一种生硬的、照本宣科的味道。中方的那一排官员和助手，无论年纪大小和职位高低，都认真记笔记。记笔记是规矩，中国官场无所不在的元素——即便今天已经有了那么多更精准的纪录手段。2011年12月，我在重庆会见现已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我饶有兴致地看见好几个记笔记的人，勤奋地记下我们说的每句话，可我也注意到，宽大的会议桌上小帐篷般的姓名卡下方，录音设备的灯正闪个不停。

记笔记使未出席会议的党政官员能快速浏览会议内容。高级官员得以在内部传播信息，也能够密切注意同僚的讲话，以免他们偏离组织的意图。在我的记忆里，我在中国参加会议时，除了不多的几次，总有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那样地提及我以前跟他同僚会见时说过的话。这确实令你保持警觉。能与政府高官进行私人会谈而不留纪录，是极难得的，也是人艷羡的。

朱镕基为他的迟到致歉：他刚刚开完另一个会。然后他请我先讲。我先表达了我及高盛同事对邓小平去世的哀悼。我称赞朱镕基成功降低了通胀，引导经济软着陆，我表达了我的信心：在他的领导下，「改革将提速换挡。」

跟中国政府的合作机会竞争激烈，于是我回顾了高盛在政府顾问方面的广泛经验。我提到几个朱认识的高盛高管——像白赖恩．格菲斯勛爵（Brian Griffiths，Baron Griffiths of Frestfach），曾领导实施了戴卓尔政府的私有化计划；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前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及 WTO 首任总干事。朱正率领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这将带来经济利益，也将提供一个乐见的外部压力源，推动他的国内改革计划。

我说了几分钟，说几句停一停，让朱的翻译整理头绪译成汉语。我注意到，朱在我说话和翻译说话时都点头。他英语说得相当好，理解得更好；后来，我们熟悉了之后，他跟我说话常常夹杂一两句英语。

经王岐山的提议，我重点介绍我们同德国电信的合作。我讲述了去年11月高盛如何协助这家德国公司成功完成了 IPO（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当了德国政府近八年的顾问，帮助他们改造一个臃肿的政府部门。这个部门类似中国的邮电部，混合了邮政和电信业务，困扰于低质服务、低工作效率和赢弱的资本状况。那一次 IPO 融资13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信行业的基础设施，且重点在曾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前东德地区。这项交易加强了德国电信的国内实力，使其在巨大的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力，同时，还使其有能力负担退休和冗余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

最后一点是朱镕基的一大担忧：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意味着打破所谓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政府通过大型企业为员工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风险在于，改革带来的变化可能导致失业率飊升，从而引起社会动荡，而中国领导人最害怕的就是社会不稳定。党和人民做了个简单的交易：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那也就意味着党的控制。繁荣是党的合法性来源。

事情还牵涉到国家荣誉。我说，「不只是德国电信，德国本身也上市了，德国的形象提升了。」「1997年是关键的一年，为了配合香港回归，电信改革应该从香港开始，成为推动全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催化剂。」

我相信，我说的话大多不出朱的意料。王岐山肯定很好地向他报告过了，我和王事前详细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也基本上只讲王建议我讲的几点。但重要的是我当面向朱镕基说一遍，表明高盛的诚意和我对成功实现中国计划的个人承诺。还有，王岐山希望同高盛合作，我的话是为高盛而讲，也是为他而讲。

我说完了，朱点头并讲了起来，讲的是中共集体领导层心目中的两个关键点：改革和香港的重要性。但他首先有些动情地谈到改革导师的去世，声明「中国人民……将毫不动摇地推行改革开放。他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实现邓小平同志的遗愿。」

我很高兴他谈到邓，因为我违背了顾问给我的建议，先提到了邓（他们认为，一个外国人谈论这位最高领导的去世是不合适的）。但我无法想象，这种时候与朱会见却不表达我的哀悼。我向来仔细聆听我的中国团队的建议，一般都会采纳，但有时候，就像现在，我就听从了本能。我知道，中国人重视真诚，期望我说心里话。

朱说，「中国的有利经济形势确保香港回归不会产生问题。我认为绝大多数人对香港的持续繁荣抱有信心。」他重申，回归后香港将按「一国两制」模式管理，「中央政府将不会插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国的领导人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表达这一点。他们希望让香港、澳门的居民放心，还有同样重要的台湾，这个模式也针对台湾。

朱用汉语说话时，主要对着我说，说几句朝我同事的方向看一眼。中方的其他人都没讲话。我碰巧看了一眼朱在厚地毯上穿着黑鞋的脚，注意到他的外裤管下露出了秋裤沿。我说过他是个很务实的人，那时候北京的老办公室有穿堂风，常常很冷。

然后，他说了我们想听的第一句话：「当然，我们会考虑你们的想法，我们希望与你们合作。如果你们有兴趣在电信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我想你们可以同邮电部进一步交流。」

就这么句话，但一切都在其中了。这个会谈并无邮电部代表到场。按计划我们明天去见吴基传部长，一位长期从事管理电信的官员，颇有权力。我们已经同中金公司和邮电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我们担心（我认为中金也担心），邮电部可能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有其他想法。朱的话当然会迅速传到邮电部和吴部长那里。

朱讲完后我又接着讲。我很明白这件事竞争激烈，便提到高盛在全世界做这种事的能耐，指出我们做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项目，比排在我们身后的三家投资银行加起来都多。「这将是一个复杂的程序，」我说，「但我们将全力提供我们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朱点点头，示意会见即将结束，说：「我欢迎你们进一步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通过同你们公司的合作，建行将在其商业化进程中获益，并加快其现代化进程。」

他感谢了我们，还有几句道别的寒暄，会见结束了。

中国领导人是有魅力的主人和对话者，擅长令你感觉良好，使你觉得听到了希望听到的话。客人容易变得飘飘然和过分乐观。我很仔细地听了朱镕基的话，感到会谈很不错。但一出门，我就转向同事，立刻核对状况。

「我们的情况如何？」我问我的团队。

「我觉得好到不能再好了。」约翰回答。迈克和学明也有同感。

那么，简言之，我们刚刚开完了涉及一宗大型 IPO 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中，我们对具体的交易未着一词，更不用说 IPO 的时间、规模或定价；我们将与之合作的有权有势的邮电部长并未出席；那家公司真正意义上来说还不存在，但它将在我们手中诞生。几乎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做到、或根本想不到去做这样的交易。

这是1997年的中国，我们很高兴自己站在这里。

《與中國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