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王奇生、周錫瑞、陳永發、黃自進聯袂推薦的近代通史經典：《近代中國史綱》40週年紀念新版

《近代中國史綱》四十週年紀念新版

精裝、平裝同時推出

郭廷以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

《近代中國史綱》40週年紀念新版

王汎森、王奇生、周錫瑞、陳永發、黃自進聯袂推薦的近代通史經典

《近代中國史綱》是近代史大家郭廷以先生逝世前完成的最後一部作品。自初刊以來，廣受歡迎，再版三次，重印14次，早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的經典著作及研究者案頭常備的參考書。值初版面世40週年之際，本社鄭重推出新版，將上下二冊合為一卷，重新錄入並校訂全書；增入郭公子郭倞闓夫人劉誕麗女士所賜舊照；特邀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教授撰寫序言；延請書籍設計家何浩先生重新設計，冀以「新的老書」之神貌，饗饋有緣讀者，並以此紀念郭廷以先生。

本書凡19章，從世變之前的中西交通大勢，述至國民黨敗走台灣、中國大陸政權更迭的歷史節點。全書採通識寫法，略去繁瑣注釋，俾使史事一氣呵成，清晰呈現近代中國歷史的脈絡和全貌。

名家推薦（以姓氏筆畫排序）

郭廷以先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他晚年將他以前史實考訂上的積累融會貫通，於艱難處境之中寫下《近代中國史綱》，試圖藉「說明史實」回答「中國近代化何以未克順利達成」的問題。對他那一輩的學人來說，這既是史學志業的實踐，也是他須臾未離的現實關懷。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郭書成於七十年代初兩岸敵對之際，書中對中共的評判非常客觀，僅此一點，就是大家手筆。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近代中國史綱》是關於近代中國重要發展歷程的一部引人入勝的敘事史。郭廷以擺脫了讓近來許多著作失色的理論包袱和零碎考據，講述了一個緊貼史料的故事，對國家領袖們在當時當地的種種顧慮有著可貴的洞察。在一個教科書編寫被要求符合當政者政治觀點的年代，本書是一位縝密、清醒而獨立的歷史研究者所能做的最令人敬重的貢獻。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系榮休教授

本書取材宏富，敘事精準條理，文字古樸典雅。郭先生以歷史學者求真的精神，從高屋建瓴的全局觀點，秉筆直書，既拒絕任何意識形態的操弄，復避免任何政黨派性的牢籠，所以寫出來的中國近代史，允稱信史，可為經典著作。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作為郭先生史觀的最終呈現，不僅勾勒近代中國史的發展輪廓，豐富吾人的歷史背景知識，更可為歷史發展脈絡提供多元角度的省思。

——黃自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950年，郭廷以先生攝於台北。（劉誕麗女士提供）

郭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擘劃創建，篳路藍縷，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奠基與推進厥功至偉。1969年他辭去所長一職，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研究，期間蒐集資料，全力撰寫通史模式的中國近代史，終以四年時間完成初稿，初名《近代中國簡史》。因對政治人物與黨派的得失秉筆直書，在解嚴前的台灣難以發行完整版，經哥倫比亞大學胡昌度教授引薦，終交由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郭先生為本書傾盡心力，初稿完成後仍釐訂年餘。然校訂未畢，不幸於1975年9月14日因心臟病發猝然離世。逝前二日末章方定稿。此後四年，本書經四審四校編定付梓，易名《近代中國史綱》出版。

1963年12月30日，攝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劉誕麗女士提供）

1975年6月，郭廷以先生與中文大學出版部討論書稿出版的信函手稿。

（中文大學出版社舊檔）

40年過去，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推陳出新，新史料的使用也日益便利，但是郭先生的遺著通過「嚴酷的時間考驗」，始終為讀者珍愛。究其原因，誠如陳永發教授指出，郭先生「以歷史學者求真的精神，先撰寫工具書性質的史實日誌和編輯參考用的厚厚史料集，等到掌握住世變的脈絡和無數細節，方秉筆直書，既拒絕任何意識形態的操弄，復避免任何政黨派性的牢籠，所以寫出來的中國近代史，允稱信史，可為經典著作。」

郭先生一方面能在史時與史事分明的基礎上「綜合參證」，把握歷史全局的脈絡系統；另一方面，更重持平立論，其卓越識見及「寓論於述」的平實風格，與同時代流行的敘事黑白分明的史觀恰成對比。以鴉片戰爭為例，一般視簽訂不平等條約為喪權辱國之舉，郭先生卻代入時人的認知條件加以考慮：

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商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於是所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租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條約。耆英和協助他的黃恩彤並不了解這些條款損害國家主權之大，反以為有許多便利，中外人民各按本國法律管理，不失為公道辦法，只要英國不庇護漢奸，他們已感滿意。明定關稅，中國稅收實際上比較以往有盈無絀，以後亦可免再生爭執。劃定租界，對外人可便於防範。利益均沾，可免某一國獨佔，又可施恩各國。過去的中西關係，一切操之於中國，今後是幾乎事事由人；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今後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

第11章討論到辛亥革命。當時南北談判的內外形勢錯綜複雜，郭先生只以寥寥數百字便條分縷析，更見其駕馭繁瑣史事、融會貫通的功力：

上海和議發生頓挫之後，各國公使指責南京的要求不近情理，倘和議因此破裂，南方應任其咎。對袁則盛稱其公平正直，為當代中國最有才能的人物。英、美報紙斥南京政府專橫，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與恢復和平的能力，法國且建議由各國逕自提名袁為總統。……南京自身的弱點亦為孫中山不得不讓步的重大原因。山西大半復為袁軍所有，陝西岌岌不保，皖北要地多失。革命軍大都為臨時招募，有如烏合，北伐徒托空言，財政更是困難莫名，各省極少解款，公債分文未得，借債不能成交，餉糈無着。陸軍總長黃興自承若和議不成，動員為不可能的事。加之內部意見不一，武昌離心，袁又從中分化，漢口、漢陽的局部和議，實際已經成立。江蘇、浙江的立憲派盼和尤殷，總望與袁妥協。無政府主義派復稱，倘為政權而延長戰爭，將無可自恕。同盟會會員不盡了解全部革命主義，但求推翻滿清。醉心民主的幹部，亦謂名不必自我而立，功不必自我而成，武力革命時期已過，今後當注全力以爭憲法、國會、內閣。孫早已表示不爭權利，但求共和及早實現。

郭先生曾說「歷史是一門鄭重的學問，一涉偏私，貽誤後人」。我們今天再讀《近代中國史綱》，應該也能領略郭先生「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客觀理解國情和世變，再知人論事」的治史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