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大哥」到「蘇修」，從攜手探索改革到警惕解體教訓：中蘇離合70年

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

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李華鈺 編

三十·三十書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

從「老大哥」到「蘇修」

從攜手探索改革到警惕解體教訓：中蘇離合70年

革命勝利後，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藍本建設新中國。此後的發展過程中，對於蘇聯模式和經驗，也歷經移植、改造、排斥、再借鑒等各階段，輾轉七十年。中國如何利用蘇聯經驗以及中蘇關係所發生的變化，在中國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蘇聯的制度和文化如何影響中國發展？本社新書《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將帶我們一探究竟。當中國再次面臨國內和國際發展的重大機遇，釐清這個問題就更為重要。

本書集結來自全球頂級的中蘇關係和中國近當代史學者的研究成果，深入闡明中國對蘇聯模式學習和利用的獨特歷史過程，以多元豐富的資料、研究方法和觀察視角解讀蘇聯模式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技、社會的影響，全景呈現蘇聯影響力的廣度、多樣性和複雜性，成為迄今為止對中國學習蘇聯領域最全面的研究。

至此，「三十·三十書系」第二批已全部出齊

本書導論

向蘇聯學習的複雜性

（因篇幅等原因，較原文有較大幅度刪節）

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執政之初，便決意一切向蘇聯學習。

從1949到1956年，中國深入地學習蘇聯經驗，尤其是在建政初期，中國領導多次針對政治和發展問題向蘇聯尋求指導和建議。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從為數眾多的蘇聯駐華專家可以看出。從1953到1957年，約有一萬名蘇聯專家在華援建，在1954年第一季度，有403位蘇聯專家任職於28個部級機關。他們在很多領域服務，其中教育部佔比例最大，有127位蘇聯專家，此外還有49位在石油工業部，45位在重工業部。1960年赫魯曉夫強行撤走全部援華專家，使得兩國關係更加惡化。

然而到1956年，針對向蘇聯及東歐各國學習的路線，毛澤東有了相當不同的論斷：「我們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

在大躍進期間，中國開始摸索一條更為適合自身發展的模式和意識形態的模式，因此對蘇聯模式的批判更為深入。然而如本書所述，這些新做法依然持續受到斯大林式經驗核心層面的顯著影響。到了1960年代，蘇聯已經被視為反面教材。這種反蘇觀點一直持續到1976年毛去世為止。

在1970和80年代，中國再次產生對蘇聯經驗的興趣。當戈爾巴喬夫開始致力重振蘇聯社會主義時，在當時正在進行改革開放的中國，分析家開始重新審視蘇聯政策表現出來的積極方面，見羅斯曼（Gilbert Rozman）一章。但是當戈爾巴喬夫的開放（glasnost）和重建（perestroika）政策，讓中國觀察家卻開始有所警覺。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政府動員大批官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分析解讀事件的災難性結果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於是，蘇聯再一次成為負面教材的代表。見羅斯曼、周明朗、關貴海所著章節。

中國對蘇聯經驗在態度上的反復很值得注意。它證明了中國的發展過程與蘇聯息息相關。

本書試圖進一步闡明中國對蘇聯模式的採納、適應和排斥這一歷史過程。這個課題過去已有許多書籍和學術論文深入探討過，  但由於這些較早期的學術研究未能使用1990年代之後公開的大量文獻資料，因此值得我們重新研究。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中國及西方的學者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接觸到蘇聯時期的檔案資料；在中國，學者們也開始有機會看到一些原始文獻，於是大批論述中蘇關係的新學術專著相繼問世。

通過本書的目錄即可看出，來自中國、美國、歐洲、澳洲和台灣的學者，以不同的視角解讀蘇聯模式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影響。本書力求描述蘇聯影響力的廣度、多樣性和複雜性。以兩個例子為證，臧健在第十章強調蘇聯模式吸引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主張女性應外出工作。而這一理想模式在改革時期卻日漸式微，從而激發了對1950年代的懷舊情緒。第二個例子與此相反，勞倫斯·施奈德（Lawrence Schneider）在第十三章指出，蘇聯在傳播李森科（Trofim Lysenko）生物學和遺傳學教條時遭到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國科學家的抵制，從而使這些教條早在1956年就被否定了。

中國採用蘇聯模式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

中蘇關係的演變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對蘇聯模式的態度。因此，我們在書中收錄了幾篇有關中蘇關係的章節：由呂德量（Lorenz M. Luthi）撰寫的第一章描述了1949到1969這段時期的中蘇關係；張盛發的第二章具體討論了1952年蘇聯為加強中國對斯大林的信任而歸還兩國共有共管的中國東部鐵路的重要性；王俊逸（Peter Vamos）的第三章論述了1980年代中蘇恢復邦交的史實。1950年代上半期，在兩國關係總體比較融洽時，中國強烈希望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1956年後，中蘇關係逐漸降溫。1958年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試圖控制中國，兩國關係因此急劇惡化，由冀所著的第五章對此有所論述。蘇聯對華援建在1960年代中期停止，此後兩國長期保持敵對關係。中蘇關係在1980年代逐漸回暖，至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達到頂峰；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內部不斷變化的局勢又再產生新興趣。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中的一些中國學者，嚴格地區分了中國學習蘇聯模式的兩種情況：一種是在軍事壓制下形成的，與東歐國家類似；另一種是自發地、有選擇性地向蘇聯學習。高白蘭（Izabella Goikhman）所著第十一章討論了1949年後中方在學習蘇聯模式的同時，在教育問題上保持了自主性。

蘇聯模式的複雜性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斯大林的整個社會主義模式，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組成，如國有制和中央計劃經濟。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也包括了終結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展開對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村地主、富農的階級鬥爭。中國同時接受了基於大型農業生產優於家庭耕作的設想而推行農業集體化，並為了實現工業化而無條件地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很多學者認為，由於成功的蘇聯（斯大林）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已被實踐證實過的，當時人們便將其視為中國對蘇聯發展模式的信心和確定性的來源。  當時流行的口號「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就表明了這一樂觀態度。

孔寒冰在第六章中指出：「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員心目中，蘇聯模式在理論上的表現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的表現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為了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戰略，中國政府動員幹部和知識分子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部蘇聯共產主義發展史，也是一部由斯大林授意並親自參與編著的蘇聯經驗總結。該書的1938年出版後不久便被譯成中文，並在1942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期間就已被中共研究學習。毛澤東評價它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百科全書」，同時也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權威資源和典範。它傳達了蘇聯對階級鬥爭的強調，展示了蘇聯怎樣取得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成功。李華鈺在第四章中指出，《簡明教程》在引導中國的精英階層轉向新的觀念和方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觀念和方法在1953年底被概括為「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

然而，在1950年代前期無條件接受蘇聯模式，並不意味著中國領導人不需要對該模式的實際應用作出自己的判斷。原因很簡單，即在一些關鍵領域，中國與蘇聯的國情截然不同。例如，在工業化取得長期發展之前，中國並不具備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能力，因此需作出是否推遲農業集體化的決定。當時這個問題頗具爭議。而在其他問題上，例如在中國應該建立集權還是像蘇聯那樣的聯邦制政體這個問題上，中國明確地偏離了「蘇聯模式」，即聯邦制的做法（周明朗的第十八章對此有所論述）。

進一步觀察，蘇聯模式又可再細分為三類，儘管其中各有重疊交叉，這種細分仍然具有鮮明特點並且影響了中國的抉擇（呂德量的第一章對此有所論述）。第一種模式即斯大林自1949年起就向中國建議的溫和發展戰略。溫和發展模式與中國社會主義初期建設尤為相關，但也出現在之後的階段。第二種是「革命斯大林主義」（revolutionary Stalinism），具體體現在蘇聯1929至1934年的「社會主義搶攻」（socialist offensive）。第三種是「官僚和中產階級斯大林主義」（bureaucratic and middle class Stalinism），它出現在斯大林後期，與建國後中共主要領導人的革命價值觀有根本的衝突。

蘇聯模式和向社會主義轉型

在1950年代最初期，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被定義為「新民主主義」，即多種經濟並存，主要產業已實現國有化，但還存在相當一部分私營製造業、貿易企業以及私營手工業。在農業方面，在地主被強行沒收土地後，佔主導地位的是擁有私產的小土地所有者。中共領導人認為在適當時候，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將被廢除。

然而劉少奇等領導人，繼續堅持新經濟政策和斯大林的溫和發展建議。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講到，劉少奇認為經濟發展的優先順序應為先農業，輕、重工業分列第二和第三，這與布哈林的主張頗為類似。劉還認為，在工業能促成農業機械化之前，農業無法完成集體化；而他大力提倡的供銷合作社模式，也非常符合列寧和布哈林的主張。曾經是「留蘇學生」、中共建政前夕曾任遼東省委書記的政治局委員張聞天，長期以來一直提倡這一措施（見侯曉佳所著的第七章）。劉少奇因此希望鼓勵包括富農在內的個體經濟，並以此維持農業發展所必備的農民積極性，直到向社會主義快速過渡的條件成熟為止。

繼續向中國提倡溫和路線的斯大林，1952年秋對由劉少奇率領的前來參加蘇共十九大的中共代表團說：「我覺得你們的想法是對的。我們掌握政權以後，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應該採取逐步的辦法。你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所採取的態度是正確的。」 

然而，如侯曉佳在第七章中指出，毛澤東很早就認為即便是農村小型互助組也可以成為全面向社會主義農業過渡的橋梁。他還認為組織結構的變化本身就可以增加農業產量，而中國也因此能夠在實現農業機械化之前就完成農業集體化的改造。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薄一波等一些領導人，據稱毛最終甚至說服了他們。此後，毛澤東極力推動貫徹落實「互助與合作」。

蘇聯模式與重工業

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的的國家工業規劃。據此，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出，中國並不完全依賴蘇聯。  但總體而言，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和對中國的援助極其重要，因為中國需要學習大量有關中央計劃經濟、大型企業管理、以及科技知識和技能獲取方面的經驗。在這方面，孔寒冰在第六章中明確指出，中國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整個工業模式。孔寒冰詳細描述了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國工業和規劃高層官員代表團，在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期間近八個月在蘇聯的一系列活動。他們的目標是學習蘇聯如何制定五年計劃的各種細節。代表團成員聽取了權威專家的講座，其內容之後都相繼出現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個草案中。代表團成員還參觀了蘇聯企業，學習經營大規模工業項目的具體經驗。這一系列活動至關重要，因為中國「一五計劃」中工業計劃的核心有賴於蘇聯的援助，包括約156家工廠的援建。

孔寒冰觀察到，由於每個主要項目都取得了成果，蘇聯在中國工業化初期的角色「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堅定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信仰。

官僚和中產階級斯大林主義

在1950年代上半葉，官僚斯大林主義以及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隨著蘇聯式教育和文化開始傳入中國。本書的若干章節討論了這些話題。李濱（Douglas A. Stiffler）在第十二章重點探討了嚴重僵化的蘇聯高等教育體系主導了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後頭三年的發展，儘管在其後數年作了一些妥協和讓步。同樣地，勞倫斯·施奈德在第十三章討論了李森科主義，闡明蘇聯的僵化教條輸入中國後遭到了來自中國內部的抵制。與此同時，高白蘭在第十一章指出，即使在努力仿效蘇式教育的年代，中國仍然在觀念上保持著自立的目標。由冀關於中蘇軍事合作的文章深入探討瞭解放軍1949年前形成的「優良傳統」，和1950年代上半葉由蘇聯顧問引入中國軍事院校的訓練方法，並把前者與形式主義和受規則約束的蘇式訓練方法進行對照比較。同樣，羅瑞（Greg Rohlf）關於中國國營農場的章節，描述了在蘇式路線下建立國營農場所需要的複雜官僚主義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包括農村勞動模範的中國代表團在1952年參觀蘇聯集體農莊時，發現平均主義在蘇聯並不受歡迎（參見侯曉佳所著第七章）。《人民日報》在1952年發表一篇有關訪問團蘇聯之行的文章，題為〈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是不相容的〉。文章介紹了代表團成員對此次出訪的彙報，其中包括機械化農莊的差異化，獎勵機制和蘇聯集體農莊的美好生活，後者包括了擁有現代個人財產和充足的自留地。余敏玲在第九章也生動闡述了中國從蘇聯引進了「斯達漢諾夫式」的勞動模範，他們的行為獲得了政府的豐厚物質賞報。

當中國還處在革命斯大林主義的痛苦時期，蘇聯人民的精神世界已吸收了晚期斯大林主義的中產階級思想。馬意莉（Elizabeth McGuire）的第十四章研究了中國的留蘇學生，明確揭示了兩個革命陣營間的不和諧。儘管赫魯曉夫試圖通過諸如始於1954年的開發「處女地運動」等方式來促使革命精神的再復活，但中蘇學生的基本精神氣質卻存在著矛盾。

臧健的第十章和陳庭梅的第十六章分別介紹了蘇聯婦女生活形象和當時流行的蘇聯電影。這兩章都闡述了1950年代蘇聯中產階級價值觀向中國的傳播。臧健強調了蘇聯時尚，即婦女髮型及服裝式樣對中國婦女的影響。陳庭梅講述了蘇聯電影明星對中國觀眾的吸引力。毫無疑問，當時的蘇聯電影大多是關於蘇聯革命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詩般的電影，描寫了典型的蘇聯社會主義英雄主義。何東輝的第十五章介紹了蘇聯經典的現實主義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給年輕人帶來的巨大影響，小說主人公為了革命事業而放棄了資產階級愛情；小說同時將蘇聯描繪成一個富裕、成功的國家，所以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仿效蘇聯並不意味著個人犧牲。

摒棄蘇聯模式的傾向（略）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蘇聯模式（略）

改革時期，1978至今

中國領導人在改革初期開始大規模地廢除蘇聯模式的經濟體系。在這段時期，中國一些學者開始審視中國自身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他們為「新民主主義」被過早地扼殺而感到遺憾，主張重新評估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斯大林工業化路線及其階級鬥爭擴大化。他在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長期性問題引用了列寧的論述，認為這一過程在中國需要更長時間。因此，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點。中共意識到過去對斯大林模式的肯定，排除了其他更符合中國國情的選項。這在中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回歸家庭農耕的政策，獲得了清晰的證明。

如羅斯曼在第十七章中所述，中蘇兩國當年都格外關注對方的發展動向。中國觀察家對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進程有強烈的興趣，蘇聯學者和記者也同樣關注中國的改革。兩國此時都再次把對方視為社會主義國家，並將對方的改革定義為社會主義改革。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時機日趨成熟，兩國之間的相互學習也隨之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見王俊逸的第三章）。  在1987年中國學者對蘇聯改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在黨政關係和司法改革等領域。可是，隨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走向急進，中國官方的分析家也轉而採取更為否定的態度。

蘇聯解體後，中國政府針對此問題組織了多年的細緻研究。關貴海所著的第十九章通過諸多精彩有趣的細節，分析了中國專家的兩種主要觀點：第一種把解體的責任主要歸咎於戈爾巴喬夫的任意妄為，包括他向社會民主價值體系的轉變；另一種觀點認為戈爾巴喬夫的致命性錯誤是其在處理蘇聯內部長期存在的問題時犯下的，而這些問題都是從斯大林體制遺留下來的。     

蘇聯解體對中國政治的發展走向產生了直接的衝擊。  具體而言，如周明朗的第十八章所述，各加盟共和國和民族區在蘇聯解體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促使中共調整了其民族政策。各種社會經濟政策也相繼出台，其中包括西部大開發戰略。總的來說，蘇聯解體的教訓對鞏固中國後來的一些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