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之後，當農民幹部遇上城市文化，改造與被改造？ | 《接管杭州： 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

高崢（James Z. Gao） 著；李國芳 譯

三十．三十書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革命者改造城市的同時

城市也給革命者帶來種種複雜變化

在1949年軍事勝利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離開熟悉的農村根據地，逐步接管城市，開始進入陌生的政治文化生態，恢復經濟、改造機構、鞏固政權。高崢教授強調由此啓動的文化轉型，與政權更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本書以杭州為中心，詳細考察1949至1954年間中共對接管幹部的準備和訓練、城市政策的制定與對話，以及接管後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傳統等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在此過程中，革命者改造了傳統城市，城市也改造了農村革命者。而革命者這種新的文化認同，對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穩定性和現代性，同時保持其革命理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49年4月，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部隊在蘇浙皖邊追擊國民黨軍隊

▼  學者推薦  ▼

這是繼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傅高義（Ezra F. Vogel）研究天津和廣州之後，論述共產黨「解放」中國城市最好的一本書，為「1949–1950分界」增添一個全新而深入的理解維度。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已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

高崢的研究為共產黨對中國城市的接管和其早年建立的統治文化提出了新見解。他廣泛而細緻地運用檔案材料，結合訪談資料，是實證研究的典範，將成為解釋共產黨接管中國城市的一個標本著作。

── 鮑德威（David D. Buck，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歷史系榮休教授）

本書根據作者在山東、上海和浙江等地進行的歷史訪談和檔案研究撰成，其豐富的細節及對文化和性別議題的關注，令其超越了其他研究中共接管城市的著作，對我們理解1950年代的過渡時期作出了堅實的貢獻。

── 周傑榮（Jeremy Brown，西門菲莎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開卷五分鐘  ▼

互相影響的革命與文化，從文化維度看中共接管城市

（摘錄自〈中文版序〉、〈序言〉及〈第六章〉，標題為編者自擬）

1949年共產革命的勝利不僅僅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主流話語甚至審美追求。在美國的中國學領域中，以往研究中國革命的著作，大多局限於對政治和經濟的描述；而時下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又刻意地避開中國革命的背景。革命史和文化研究似乎成了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本書則把城市革命和文化變遷視為共產黨接管杭州的同一過程。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革命興衰和文化變遷是如影隨形、互為因果的。如果我們不從這個角度去看歷史，我們的知識和認識就會有很大的局限。

1949年共產黨幹部離開山東農村根據地，南下接管杭州。進城伊始，他們就面臨著重建政權、恢復經濟的重任，同時也馬上感受到異質文化的衝擊。革命文化與「不革命」文化、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齊魯文化與江南文化、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在此相遇、衝突、互動、磨合。本書要研究的是，文化差異是否是南下幹部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南下幹部是否曾經從文化入手，來展開對城市社會的革命化改造？人們通常認為，革命會破壞傳統文化。可是共產黨人是否也曾認識到傳統文化對其個人和城市的價值，從而刻意地保留、保護一些傳統文化？接管杭州的共產黨人，帶有強烈的使命感，要以革命精神來改造城市文化。但是城市文化極富彈性，它在被改造的同時，是否也影響和改造共產黨的幹部？換言之，在那個社會劇烈變革的年代，改造者是否也會被改造？城市和幹部是否也同時經歷著蟬變？這些問題，其實也是革命史學者長期以來在理論上所關切的。無論研究法國大革命還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學者都在追問：革命勝利了，革命還能繼續嗎？革命者成了執政者，革命就死亡了嗎？

在新生的共和國初期，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認為，在掌權後的最初幾年裏，將暫緩推進新的革命，並與城市舊精英達成妥協，合作共事。而這樣做，權力腐蝕革命之魔咒難免降臨到中共頭上。「革命者掌權之日，革命停息之時」，正是後革命社會的普遍模式。……令人驚奇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儘管對原上層勢力做出更多妥協，卻成功地保持住革命理想和活力。為什麼中國人會與通行的後革命社會模式背道而馳呢？怎樣解釋中國革命者這種獨特的經歷呢？

1949年5月3日下午，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行進在杭州市中山路上

本研究嘗試從文化維度深化對1949 年革命的理解，研究兩個互相交織的過程：為了推動新政權的合法化，共產黨試圖改造城市文化；而城市文化富於彈性，其抵抗與反彈又導致共產黨人同樣在思想上出現變化。

對杭州這個案例的史學分析將揭示出，文化認同在塑造共產黨合法性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城市文化滲入農民幹部生活時又呈現出錯綜複雜、相互衝突的不同方式。而城市文化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博弈，及政治、文化因素最終改變杭州市的發展戰略；革命文化與非革命文化之間的相互抵制與調適，導致城市居民與農民幹部均產生嶄新的身份。

浙江大學學生觀看在杭州街頭休息的人民解放軍

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臂章

案例之一：幹部的蟬變之喝茶篇

1949年後的杭州，與南下幹部一樣，均發生顯著卻不一樣的變化。其中，前者的變遷是迅速的、看得見的，多是被中共按照其革命理想制度化的。後者變化緩慢、細微、不易察覺、錯綜複雜，且與城市的轉變同步進行。

其中，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喝茶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天剛亮，成年男人就往茶樓裏跑。是為「早市」。這時，人們會交流信息，談生意。喝完茶，大家各忙各的。接著，每天下午吃過「午茶」後，有很長一段休息時間。人們會聊天、閒談、娛樂。接管之初，南下幹部到茶樓裏來宣傳中共政策，可很難引起茶客們的注意。幹部認為，必須改變這種「不健康」的茶文化，以及無所事事、鬆鬆垮垮的官僚主義工作作風。「渴了，喝水」，一位南下幹部說，「為什麼喝茶呢？」

毛澤東喜歡茶。他不但喝茶，而且嚼泡過的茶葉。杭州市郊有個著名的產茶村莊—梅家塢。毛澤東來參觀時，曾對茶葉加工與茶農壽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周恩來同樣參觀過梅家塢，還把見聞寫進給妻子鄧穎超的信裏。鄧愛好喝茶，擅長茶道。周寫道：「如能將植茶、採茶、製茶的全套生產過程探得，你才稱得起『茶王』之名，否則，不過是『茶壺』而已。」

杭州的老城市精英談論最適宜的水、溫度、泡茶季節，而毛和周另外還關心茶的生產與茶農。這意味著，毛、周並不把茶視為上層階級的奢侈品，而是看作勞動人民的工作。南下幹部漸漸明白，國內外茶葉市場給這座城市帶來巨大的利潤，他們必須扶持茶葉生產。如上所述，中共政府曾邀請城市商人與無黨派的朋友參加座談會。不久，幹部們就仿效這種做法，用茶來招待私人客人。畢竟，茶便宜，泡茶容易，且喝茶被毛、周視為積極而健康的生活方式。

杭州本地茶的味道非但不濃，反而非常清淡。人們一旦嚐過，就肯定喜歡。茶逐漸變成南下幹部的日常飲品。他們在會議室裏端著茶杯，或用本地著名的龍井茶招待客人，或給朋友、親戚、戰友贈送一盒新鮮的雲霧茶。這時，他們就不再把喝茶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他們甚至達成共識：幹部不懂得茶，就不能當杭州的領導。他們也漸漸可以熟練地拿捏準水、溫度及水茶比例，泡出好茶。照此看來，南下幹部已被本地茶客同化。

這種變化並非毛或周命令的結果。一些南下幹部可能用毛澤東愛喝茶，來證明自己的新嗜好合情合理。實際上，城市生活方式，包括淡茶、美食、華服、公共娛樂及現代設施，都很誘人地、輕而易舉地潛入新來者的生活。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喝茶似乎微不足道而又自然而然，以至於他們可能並沒有注意到何時南下幹部也喝起茶來。南下幹部恰恰因為適應城市文化，才能與本地民眾打成一片。不幸的是，在南下幹部身上發生的變化，並非都是令人愉悅、受人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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