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馬鈴薯，會更好吃一些嗎？｜劉紹銘的半自傳

吃馬鈴薯的日子

劉紹銘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撫今追昔，回眸歲月的痕跡

《吃馬鈴薯的日子》是學者劉紹銘年輕時勤工儉學的經歷。劉教授出身貧寒，一路苦撐自學成才。台大畢業後，他毅然往美國讀書，身無隔宿之糧，每天三餐只有馬鈴薯陪伴。

回眸艱苦歲月，如今或可報以莞爾一笑，但那仍是確確實實的痛苦經驗。時移世易，今天的社會環境，與五十年代已是雲泥之別。但仍有某些人，在某些角落，為了不同的目標，櫛風沐雨、旰食宵衣。劉教授希望這些人看了本書後，也會像他當年一樣：咬着牙，掙下去。

▼  開卷五分鐘 ▼

童年雜憶──家貧莫論親

（節錄自本書頁26-28）

「讀書有什麼用？還不如早日出去打工，說不定學到一技之長。」如果這是伯母說的，姨母就在旁邊唯唯。

如果這是姨母說的，妹妹就會附和說：「阿姊，你說得有理。」

伯母的娘家是生意人，難怪她姊妹倆瞧不起吃文字飯的人。

我和弟弟因為自小無家，心理特別早熟。她們含沙射影的話，句句聽得懂。於是我們一邊用筷子撥飯，一邊強忍着承在眉睫的淚水。

我們兄弟倆只有在夜闌人靜時，蒙着被窩飲泣。

如果這是後母的折磨，那也只好認命了。可是我和弟弟受的苦，都是家貧強認親的惡果。好幾次，我想到離「家」出走──到孤兒院去要求收養也好、到街邊去討飯也好，總勝於在伯父家受精神虐待。但一來我不願意讓伯父傷心；二來不忍讓弟弟更見形單影隻，乃作罷論。

「讀書無用，打工有理」的現實終於在我唸完初中一那年降臨。

伯母的娘家有開計程車公司者。她們姊妹說個情，我就在般含道的大行的士公司上工了（一年後我弟弟也輟學，在九龍的大來的士公司打工。大來大行都是余家的產業）。我這個老闆的「親戚」，負責的是接電話和記下司機老爺每次回到總站時報上來的路程哩數。

我的薪水與他人無異。看來「親戚」網開一面的地方是不以我年紀少而破例聘用。

這種大資本家的「親戚」，平日自然不會有幸見到面。可是我伯母有一個姊妹確是明媒正娶嫁給我老闆的，因此每到農曆年，以伯父為首的拜年團就以朝聖的心情「認親戚」去。

到了余家，我和弟弟循例善頌善禱一番後，就自動靠邊站。余家沒設簾子，但大老闆親戚的音容舉止，現今想來，確有幾分垂簾聽政的味道。他一個人大剌剌的半躺在沙發上聽禀。

「姊妹花」當然扯着「自己人」閒話家常。伯父呢，在旁有一搭沒一搭的應酬着。生意人的家底你無法猜透，但中學教員身價若干是個透明的數字。

在余家哪有我伯父說話的餘地。他攀龍附鳳的如意算盤，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說不定可以因裙帶關係一帆風順。但日本人一來，他苦心經營的關係也隨之中斷了。

可是與富家女成親的後遺症卻害了他一輩子。今天男女平等，也許再無門當戶對這種觀念了。但戰前的中國社會，「妻憑夫貴」確是天經地義的事。伯母有資格道東家長西家短，無非是她覺得真的「下嫁」了伯父。

做男子在家裏矮人一截，在親戚輩中自覺寒酸，實難想像怎樣去養「浩然之氣」。如果「女權主義」讀者看了這句話不舒服，我也沒辦法。我決不肯為了適合潮流而講假話。

伯母伯父先後作古，姨母進了修道院。二十年後思往事，猶有餘悸。平心而論，伯母姨母都不是壞人。站在伯母的立場說，她也許會覺得我不爭氣的父親把兩個孩子「寄養」在她家，是強人之難。事實也如此。

今天事過境遷，我和弟弟都不會記恨。她和她姊姊給我童年所造成的種種創傷，都可以原諒；因為她們沒有義務替別人管教孩子。

最不能原諒的是生而不養的父母。

我的母親是受不了我父親的脾氣而離婚的，至今生死不知。如果偉大的母親是不惜犧牲而護衛自己的孩子，那麼我的母親不夠資格。如果人生的目的是像美國憲法說的追求一己的幸福，那麼她拋棄了我們，也是情有可原；因為我父親一不如意就動粗的性子，實非常人所能忍受。

我和弟弟今天心理還能保持正常，多少是個異數。

「家貧莫論親」。強攀關係，自取其辱，這是我從我伯父一生取得的教訓。

▼  目 錄  ▼

試遣愚衷（代序）

二〇〇二年牛津版前言

一九九一年香港版序

童年雜憶

吃馬鈴薯的日子

▼  作者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