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教授破解中日恩怨的前世今生 |《中國與日本》譯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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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毛升

我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的时候，曾听过傅高义教授来我校作的一次演讲。那是在2012年的2月，《邓小平时代》（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他演讲的题目就是书名。当晚，我们研究东亚的学生、访问学者还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傅高义教授愿意抽时间与我们见面。当时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议正剑拔弩张，席间一位来自日本的访问学者向傅高义提出，中国的崛起是东亚的威胁，日美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因为话题涉及中日冲突，讲者又语带激愤，会议室的气氛有点尴尬。傅高义马上转移了话题，脸上似乎还有一丝愠色。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表情，也很好奇他对中日关系究竟持何种看法，直到翻译完这本201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才明白他何以如此反应。

《中国和日本》是一本充满善意之书。一位自认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朋友的美国人，痛心于两国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化解彼此的误会与敌意。为此，他花了七年时间，参考了无数资料，写了这本书。今天，倡导中日和解的人不在少数，但和解的基础不应是忘记历史，或对过去讳莫如深，而是要用新的、建设性的视角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傅高义教授的著作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本书将中日关系放入一千五百年的长时段中来审视。全书共十二章，从593年推古天皇执掌日本大和政权，开始引入中国文明讲起，一直讲到当下的中日关系。在今天这个强调分科治学，鼓励做窄而深学问的时代，要讲述这么长时段的历史，对任何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傅高义教授也不例外。尽管他是少数精通中文和日语，对中日皆有深入研究，并出版过《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等重要著作的学者，仍然需要研读大量的他人的研究。全书的笔墨主要落在近现代中日关系，但当傅高义给了我们一个长达一千五百年的视野时，读者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时间，和平与合作是中日关系的主流。无论中日之间的战争如何残酷，在一千多年里，那只是一瞬，并不足以定义两国关系的历史。

中日之间的交流才是一千五百年两国关系的主流。国家之间，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恩怨情仇，不知从何说起。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该强调什么？傅高义用主要的篇幅，强调了中日之间深入地互相学习的三个时期：从600年到838年，日本学习中国文明；从1895年至1937年，中国学习日本西化的经验；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获得日本的技术支持和经济援助，发展经济。如果中日关系的主轴是深入地互相学习，那么两国关系史就不是一部“恨史”，而是互利、互惠、互帮、互助的交流史。正因为这些深入的交流，中日之间共享某些文化和历史，这一特质也使得两国人民更容易产生亲近感，甚至有惺惺相惜之情。傅高义指出，这种感情是西方人无论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交往时，都是很难产生的。显然，本书意在强调，看待中日关系，应多强调彼此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分歧。中日历史上因共享所产生的亲近感，是中日友好的基石。

平装与精装本

本书突出了历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中日和解无法跨越的一个障碍，就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那么，日本如何走上了战争之路？很多中国人相信，日本人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有着周密的计划，并一步步加以实施。有的甚至认为，日本人频频鞠躬的文明举止背后，其实隐藏着邪恶的天性。在明代，日本人就曾做“倭寇”，烧杀抢掠，搅得中国的沿海不得安宁。倭寇毕竟是倭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仍难移嗜血的本性，发动侵略自然也不意外。傅高义却强调，日本侵华，既不是日本人的本性使然，亦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只是一段偶然的历史。明治天皇去世后，曾将中日两国结合在一起的各种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国都无法重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当中国出现军阀割据时，日本的政治权力亦为军人所窃取。日本政府无能，军人不服东京管制，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到了1931年末，日本民众的反华情绪也已经异常激烈，即使关东军占领满洲这一明显的军事独断，民众也乐见其成，还继续予以支持。政治上的失序、军人的不服从，以及民众的非理性，再加上日方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抵抗的决心，最后导致日本走上了万劫不复的战争之路。当我们将中日战争这一事件“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将其看成历史的“必然”，并相信这就是日本人的“本性”使然，那么不仅战争无法避免，仇恨也无法化解。历史偶然性则强调“机会”（chance）“变化”（change）与“非必要性”（unnecessity），战争只是一次各种因素机缘巧合所产生的意外，事先没有计划，并不必然会发生，也未尝不能避免。战争中日军的暴行，与其归结为他们的本性邪恶，不如说他们当时面临着一个别无选择的困境。

▼ 作者及譯者簡介 ▼

傅高義（Ezra F. Vogel）

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科學榮休講座教授，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有多部關於日本、中國和亞洲研究的著作：1979年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在西方和日本暢銷多年，對學界和政商界均產生重要影響；2012年出版的巨著《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中國銷售上百萬冊，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終選書目，並榮獲全球外交事務類英文著作的最高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

毛升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博士，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主要研究領域為邊疆與邊境史、現代國際關係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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