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難解的18個問題：傅高義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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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1500年交流史為什麼要由一位美國人來寫？

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旁觀者清，外國人可以相對客觀公允地研究中日之間的歷史，有可能促進中日雙方的互相理解。「我把自己看成中日兩國共同的朋友。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向以對兩國都抱有同情態度的旁觀者的身份研究兩國歷史。在本書中，我試圖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中日關係史提供一個客觀的解讀，以改善兩國關係。我要做的就是實事求是，絕不歪曲歷史、在中日之間拉偏架，也不偏向我自己的國家──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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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最本質的問題是什麼？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說過，中日關係的問題是日本從來不記得，而中國從來不忘記。今天的中日兩國互相指責對方沒有真誠地說出「對不起」（日本沒有足夠的道歉）和「謝謝你」（中國未對1978年後日本的巨額援助表達足夠的謝意）。雙方都強調自己如何有恩於對方，以及如何受到對方的壓迫。

中國一直強調中日關係史上的陰暗面，特別是通過賣座的抗日電影強化這一點。很多中國人相信日本人本質上具有侵略性。中國人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與日本關係中積極的一面，沒有意識到1895年後中國學習日本的各種項目和1978年後日本對華援助的慷慨程度，也並未意識到日本已作出的道歉程度之深，以及日本已經徹底放棄了軍國主義、走上追求和平的道路。

而日本歷史問題的實質在於，儘管日本人強烈地希望尋求和平，但是對祖先的尊重以及拒絕向中國人低頭的決心，使他們無法滿足中國的要求。日本已經否定了軍國主義道路，但他們希望尊重同胞，特別是為國犧牲的親屬。他們認為，即使先輩做了壞事，那也不是因為本性邪惡，而是因為他們當時面對一個別無選擇的困境。此外，日本人對中國要求別人臣服於自己的自大與傲慢有着深刻的認知：自607年以來，日本不願意向中國低頭，堅決要求被視為政治上的一個平等國家。對日本人來說，每次中國要求他們低聲下氣地道歉，就代表着中國試圖宣稱其優越性的最新版本。

傅高義（Ezra F. Vogel） 著 | 毛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

本書介紹及中文版序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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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達1500年的視野回望中日關係，所看到的重要圖景是什麼？

無論中日之間的戰爭曾經多麼殘酷，在1500多年裏，那只是一瞬，並不足以定義兩國關係的全部歷史。在絕大部分時間裏，互相交流、互相學習才是1500年中日關係的主流。

例如600至838年，日本學習中國，帶來了本國文明的轉型。日本從中國學到了文字、佛教、儒學、文學、音樂和建築，這些都成為日本文化的基本組成部分。838至1862年的一千多年間，中日關係基本圍繞貿易展開。1895年甲午戰爭後，中國開始學習日本，也因此改變了中國：包括1895至1937年中國學習日本西化的經驗，以及1978年後中國從日本獲得的技術支持和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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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對彼此的印象在明代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早先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主要來自隋唐時期來華學習的日本高僧。而到明代，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變成了在沿海搶劫的「嗜血海盜」。明朝不允許中日之間進行私人貿易，任何與中國進行私下貿易的日本人都被視為倭寇。其實，在中國沿海走私和搶劫的，有日本人、朝鮮人，也有中國人。在整個十六世紀，海盜非常普遍。清朝恢復對日貿易後，海盜才終於銷聲匿跡，但所謂狡詐嗜血的日本海盜的故事仍然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流行。

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形象，主要是學識淵博的中國官員與佛教高僧。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包括遼闊的幅員、豐富的資源、令人讚嘆的工藝品，以及繁榮的商業。但豐臣秀吉的軍隊在朝鮮數次擊敗明軍，證實明軍並非不可戰勝，這降低了日本對中國的敬畏之心。

釜山鎮殉節圖（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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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西方強制打開中國和日本的大門，兩國都要應對西方的挑戰。為何日本成功實現了快速現代化，中國卻日漸落後？

日本具有一些天然優勢：一個只有四個島嶼的小國家，更容易形成全國性的一致回應；便利的海上運輸使各地通訊和交通更順暢；身處小型群島的日本人對來自海上的威脅更敏感，這種不安全感使他們渴望獲得來自海外的信息。而中國總是擔心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較少關心遠隔大海的外部世界。比如，魏源於1843年完成的介紹世界各國史地政治的著作《海國圖志》，在日本廣受歡迎，在中國卻讀者寥寥。

1860年代是發生根本變化的十年：中日都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出現了新的領導體系，並在不相往來兩個世紀後重新恢復了官方接觸。本國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什麼？應該如何回應西方挑戰？同治朝和明治維新的領袖對這些問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明治日本在政治、社會組織、經濟、教育和軍事等領域推行全面現代化，並利用海外考察團的方式在年輕領袖中建立共識。其中1871年派出的岩倉使節團在近兩年內訪問了十五個國家，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清末的洋務運動在規模和影響上都遠不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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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後，中日之間的師徒關係出現第一次逆轉。日本成為現代文明的中介，中國積極投入了一系列學習日本的運動。這場運動的深度和影響如何？

中國需要改弦更張，以日為師推進現代化，這是甲午戰後清朝統治層的共識。在這場中國學習日本的運動中，不僅師徒角色易位，兩國接觸的頻率、牽涉的人數也與隋唐時期日本學習中國時不可同日而語。1901年至1906年的出行報告顯示，僅在這五六年間，就有500至1,000名中國官員前往日本考察。1901年，中國首次僱用20位日本教習與顧問。到1909年，在中國的日本教習與顧問約有550位，比任何其他國家的顧問都要多。

但義和團事件後的中國缺乏統一的中央朝廷。滿官與漢官、保守派與改革派因對改革的理念不同而發生內鬥，朝廷中樞形同癱瘓。還有讓人頭疼的財政問題，《辛丑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使晚晴財政雪上加霜。因此，甲午戰爭後開始的中國向日本學習的運動效果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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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45年日本殖民台灣和滿州，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產？殖民催生了現代化，還是激發了民族主義？

與西方國家的殖民方式不同，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和滿州不僅實現了現代化，而且吸引了大量日本人來此定居。隨着現代技術的引進和基礎設施的建成，兩地經濟增長加快，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年輕人接受日語教育。在今天的東北和台灣，仍然有不少日式建築物。

作者引用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當時的滿州並未發生大規模抗日行為。當然，殖民地人民敏銳地意識到，日本人壟斷了殖民地政府及商業機構中的重要職位，享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條件。但九一八事變才真正激發了年輕知識分子的抗日情緒。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本地人也曾多次反抗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但總體來說不如日據時期的朝鮮那樣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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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的原因是什么？日本全面侵華，是否出於處心積慮的長期謀劃？

作者認為中日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兩國國內的政治失序。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從1912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這段歷史，就是政治領袖們努力維持國內秩序與外交關係、卻最終敗於軍隊的故事。這段時期結束時，兩國軍隊均於亂局中獲得了控制權，兩國的輿論也越來越倒向與對方針鋒相對、愈演愈烈的愛國主義。

1912年，隨着清朝覆滅和明治天皇去世，兩國建立了新體制。但無論是中國建立的共和國，還是日本的大正天皇政權，都無法重建有效而穩定的統治體系。兩國隨後都出現了政治上的失序，且亂局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日本政府的權力更加分散，不同群體都在爭奪控制權。首相如走馬燈般更換，暗殺如同家常便飯，掌權者無法穩定地領導國家。日本正慢慢滑向戰爭，但他們沒有戰爭的具体計劃，更沒有戰後的和平計劃。

因此，日本於1937年侵略中國，並非出自處心積慮的長期謀劃，而是因為軍隊與政治領導層的失敗。日本領導人嚴重錯判了形勢，其中最大的錯判，是沒有認識到中國抗日的決心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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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如何在1919年的歐洲不可思議地預測了日本在未來中日戰爭中的戰術和中國可以通過「持久戰」取勝的戰略？

蔣百里是梁啟超的弟子，曾在日本和德國學習軍事。從1906年留學日本時代開始，蔣百里就認為日本必將再度侵華。1919年，蔣百里陪同梁啟超到歐洲旅行。看到戰後滿目瘡痍的歐洲，他看到了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獲勝的曙光。這束曙光就是他發現德國的戰術失敗了，失敗的首要原因是德國繞道比利時入侵法國，拉長了補給線，同時迫使德國留下部分軍力佔領比利時城鎮。最重要的是，德國是進攻方，法國是防守方，激勵防守方的抵抗意志比鼓動進攻方更容易。

由此，蔣百里預見到日本在未來中日戰爭中將會使用的戰術：日軍會從沿海進入，然後佔領鐵路線。如果中國軍隊撤到內地，日軍將緊追不捨，他們的補給線就會拉長，同時需要部署軍隊沿路佔領各個城鎮，以游擊戰戰術攻擊這些佔領部隊最為有效。在1937年日本侵華前，蔣百里一直在謀劃有效的戰爭策略。他認為中日之間必有一戰，而國共合作是抗日成功的第一步。

蔣百里是一位軍事戰略家、教育家和散文家，對日本有着深刻的理解。作為首批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之一，蔣百里在1905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留學期間，他也在梁啟超主辦的雜誌《新民叢報》擔任兼職編輯，寫過很多關於歐洲與日本民族主義的文章。蔣百里後來到德國繼續深造，回國後被袁世凱任命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早在留學日本期間，蔣百里已經預見到日本必將再度侵華，在1919年陪同梁啟超到歐洲旅行期間，他通過分析一戰中德法兩國的戰略，提出中國可以通過「持久戰」在中日戰爭中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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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數到底是多少？

作者在書中引用了不同來源的數字，盡量進行持中的分析。他指出，所有學者、包括日本學者，都承認日軍的確在南京施暴。但在六個星期的交戰中，南京和附近地區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與強暴，仍存在巨大爭議。書中引用的數據包括一萬至四萬人、五六萬人、十五萬五千人等。1946–1948年東京審判的法官估計，被害人數在二十六萬到三十萬之間。1950年代，當南京大屠殺成為中國人談論日本在華暴行的中心話題時，中國官方聲明至少有三十萬人被殺。自此，中國學者採用的數據是三十萬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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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日戰爭對兩國來說都是歷史悲劇，悲劇的根源是什麼？

日本的悲劇在於，他們在沒有清晰的戰略或使命、並缺乏能夠創造或執行戰略的中央權威的情況下，卻有能力動員軍隊。中國的悲劇在於，他們對日本相當瞭解，對戰略全局的分析令人擊節，卻缺乏統一的中央權力、工業基地、武器和訓練有素的軍隊來阻止日軍的進攻。結果，戰爭不僅給中日兩國都帶來了災難，也為希望共創和平的未來幾代人製造了巨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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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以二戰後的法德關係和中日關係做比較，為什麼中日關係因戰爭結下的死結，比法德關係更難解開？

二戰後的中日關係與法德關係很不相同：1945至1952年同盟國佔領日本期間，出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由佔領方推動的最全面的國家重組和轉型，日本從美國了解新世界，並形成了美日同盟。而1945年的中國先是陷入國共內戰，此後經歷二十年的冷戰時期，中日之間幾乎沒有接觸。兩國沒有機會在戰後的較短時間內解決戰爭遺留問題。使得中日民眾在很長時間內在歷史認識上存在重大分歧。

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日本社會的主體已是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對戰爭沒有直接記憶，也不認為自己需要對日本的戰時行為負責。他們認為，表達誠意的方式是設法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而在中國，中日邦交正常化出自一小群領導人的決策，普通民眾不了解日本政治和公眾情感的複雜之處，很難設身處地地理解日本人的想法。這些都為此後的中日關係發展留下了潛在的危機，一旦兩國關係惡化，歷史問題又會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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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和1990年代，日本通過對華經濟援助的方式進行「無聲的道歉」，對此中日雙方的理解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

從1979到2001年，日本共向中國提供了總值159億美元的援助，日本所有雙邊合作的援助預算中有56%分給了中國。對華援助有三類：用於健康、教育和其他社會基礎建設的補助款；用於發展基礎建設的貸款；以及技術援助。比如日本的「國際協力事業團」迄今共派出4,158名技術人員赴華。同時，中國派出約9,712名技術人員赴日受訓。

日本民眾的主流觀點是，處理戰時對中國造成的痛苦，最好的方式不是不斷道歉，而是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援助。在他們看來，日本已經對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這些貢獻卻沒有得到恰當的肯定。而在中國，由於官方宣傳缺失，大多數人並不了解改革開放後日本為中國提供的這些援助。2016年的皮尤調查顯示，53%的日本受訪者認為日本已經做了足夠的道歉，而只有10%的中國受訪者同意這種看法。

1962年11月9日，周恩來總理和高琦達之助會長在簽訂中日貿易協定（LT貿易）的會場上暢談。（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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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後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參考消息》如何影響了中日關係？

中國於1992年開始引入愛國主義運動。這個運動的起源是1991年8月中國政府的一個指示，要求每所學校在三年內制定出一個完善的愛國主義教學大綱。1994年8月，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全面展開，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加強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核心內容則是宣講日本戰時犯下的罪行以及日本如何拒絕進行恰當的道歉。中國媒體將注意力放在南京大屠殺、日軍的生化實驗、焦土政策（殺光、燒光、搶光），以及「慰安婦」等議題上。

至於要強化知識分子的愛國心，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出版《參考消息》。這份刊物將外國媒體上的文章翻譯成中文，是深受知識群體歡迎的新聞來源。通過選擇發表哪些文章，宣傳部門可以將他們希望灌輸給大眾的信息傳遞出去。比如他們選擇刊登一些否定史實的日本極右派作家的文章，其實那些作者在日本寂寂無名，但《參考消息》的讀者卻以為他們代表了日本人的整體態度。1990年代中期以來表達反日情緒最激烈的，不是親歷戰爭的長者，而是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年輕人，而這反過來又加強了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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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從1992年起中日關係持續緊張？

1992年後中日關係的惡化有多個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兩國政府中「搭橋者」，即當年致力於邦交正常化的資深政治家如鄧小平、廖承志、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人的退場。另外，1994至2012年中國領導層相對穩定，但日本在十八年間換了十三位首相，以致兩國領導人很難發展並維持長期的互信關係。

更重要的，是1992年後中國不斷增加的自信和日本相應的擔心。1993年，儘管日本的GNP幾乎是中國的十倍，但中國的經濟增速高達14%，並顯示將持續高速增長。1997年日本遭遇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則沒有。而2008年是中國自信不斷增長的一個里程碑：震撼日本與西方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幾乎毫無影響。2010年，中國大陸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仍然面臨很多尚未解決的困難，但屈辱的一百年已經結束，中國不會再為西方的成就感到氣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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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最常提的三個議題是：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以及日本教科書問題。應該如何理解中國對這三個議題的擔憂？

靖國神社問題：日本人沒有意識到，對中國人來說，甲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標誌着日本仍然尊重侵華戰犯，以及日本可能再次成為富有侵略性的軍事強國。

南京大屠殺：日本人也很難理解，對中國人而言，南京大屠殺代表着日本軍人的邪惡本質。當聽到日本學者提出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並沒有中國聲稱的那麼多，中國人會認為這是日本學者試圖減輕日軍罪行的嚴重程度。

教科書問題：中國人擔心，未曾接受過譴責軍國主義歷史教育的日本下一代，將很容易成為前幾代那樣的侵略者。中國質問，如果日本確實拋棄了軍國主義，為什麼他們不以史為鑑，在教材中譴責過去的行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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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中日關係的現狀是「政冷經熱」？

現在中日民間的聯繫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2018年，日本政府發給中國旅客的簽證超過800萬份，來華的日本人也超過268萬。中國目前有超過三萬家日本公司，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外資公司都要多。儘管如此，中日領導人之間互信程度低、交流頻率低、交流方式嚴肅而官樣，沒有任何一方的高層領導人與對方國家的國民有私誼或深交。

因此，中日間廣泛的民眾交往和經貿關係建築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受制於兩國民眾間普遍的敵意以及政治領導人間因缺乏互信而導致的兩國關係的波動。中日關係中的諸多情緒歸根到底來自對歷史的看法，除非他們能處理好由歷史問題造成的情緒反覆，否則兩國關係很難建立在一個更堅實、穩定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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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解开歷史的死結，中日兩國政府可以做什么？

兩國政府應該向國民提供更準確的歷史敘事，以及對當下的兩國關係進行更持平的講述，避免讓歷史問題繼續惡化；幫助國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間互相交織的漫長歷史，承認彼此學習的程度之深，並呈現合作的正面經驗。

日本領導人應該做出決定，在任期內不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高中歷史必修科的課綱上，應提供關於中日戰爭更全面的論述，應使用「侵略」一詞。可以製作更多影視節目，完整呈現日軍侵略帶給中國人民的痛苦。每一個作為個體的日本人，都應更深地理解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的態度。

在中國，應該向學生教授更多1895–1937年以及1978年後，中國向日本學習的歷史。他們可以減少反日電影的製作和放映，代之以對日本更公允、更全面的陳述，包括日本在1945年後追求和平的努力、1978年後日本的巨額對華援助，以及日本官員已經作出道歉的情況。中國也可以研究日本帝國的歷史，以此警惕自己——國家富強後，一旦支持軍事擴張的極端愛國主義力量強大到領導人無法約束時，最終可能會導致災難。

傅高義（Ezra F. Vogel）

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科學榮休講座教授，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有多部關於日本、中國和亞洲研究的著作：1979年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在西方和日本暢銷多年，對學界和政商界均產生重要影響；2012年出版的巨著《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中國銷售上百萬冊，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終選書目，並榮獲全球外交事務類英文著作的最高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