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第四屆漢學獎（2020）得主王賡武：多重世界開啓之時

「唐獎」第四屆漢學獎於2020年6月20日上午頒佈，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王賡武成為本屆得主。

「唐獎」設立於2014年，每兩年頒發一次。漢學獎旨在表彰漢學領域成就斐然的學者，被視為全球範圍內此一領域的最高榮譽之一。此前三屆的獲獎者分別為余英時（2014）、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2016）、斯波義信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2018）。

王賡武教授

王賡武教授生於1930年，即將在今年10月迎來九十歲壽辰。他的研究廣泛涉獵東南亞史、海洋史、中國近現代史、海外華人史等領域，有數十部中英文著作行世。「唐獎」委員會將第四屆漢學獎頒予王賡武教授——

「以表彰其在中國的世界秩序、海外華人以及華人移民變遷等領域上具開拓性且深入的剖析。身為中國及東南亞關係的專家，王賡武教授透過細究中國歷史上與南方鄰國的複雜關係，以此獨特的視角理解中國。相較於傳統上從中國內在觀點或由西方相對視角來觀看中國，其豐富的學識與敏銳的洞察力，對華人的世界地位的詮釋有新穎重要的貢獻。」（「唐獎」頒獎詞）

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

黃基明 著    劉懷昭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

有意思的是，儘管成果累累，王賡武教授卻於耄耋之年動筆寫下的回憶錄《家園何處是》中對自己既往的歷史研究進行了反思：

「我大半輩子都在研究歷史，覺得過往十分迷人。我想要為自己，也為那些和我同樣渴求知識的人們剖析世間萬物的道理，然而我感興趣的道理總是如此宏大，甚至令人生畏。即使是讀到王侯將相和市井小民的人生，我也保持批判的距離看待他們，希望從中學得更大的教訓。隨著着時光流逝，我終於瞭解自己對過去的理解多麼片面，……誇誇談論歷史的重要性時，其實無感於親身經歷某段歷史時期的人們有什麼感覺、有什麼想法。」

王賡武回憶錄

上冊《家園何處是》（王賡武著，林紋沛譯）

下冊《心安即是家》（王賡武、林娉婷著，夏沛然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除了諸多引人注目的學術成果之外，王賡武教授的行政生涯也頗有建樹：歷任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文學院院長、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並於1986–1995年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榮休之後定居新加坡，先後出任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董事會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理事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理事會主席等職。

這一切或許都與他傳奇般的經歷相關。他一生旅居南京、香港、泰州、泗水、坎培拉、怡保、倫敦、新加坡等多地，親歷日軍入侵東南亞、中國國共內戰、馬來亞獨立、新加坡建國及經濟起飛等歷史時刻。非同尋常的經歷亦成就了他學術上的獨特性：

「歷經多元文化洗禮的成長經歷，讓他既是中國儒家文化與英國菁英學術傳統的『圈内人』，也是境外看中華的『圈外人』。……為他日後成為詮釋中國世界觀的權威，提供豐沛的養分。」（「唐獎」頒獎詞）

事實上，這種獨特性根植與生發於王賡武的童年。父親為他打下中國古典文化的根基，並送他接受嚴格而正統的英式教育。自小便置身多元文化混雜的社會，為王賡武的思想和學問帶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開放性。

王賡武祖籍江蘇泰州，父親是對南洋華文教育有奠基之功的知名學者王宓文，母親則是來自江蘇東台縣、寫得一手漂亮小楷的閨秀丁儼。

年幼的王賡武與母親丁儼、父親王宓文

攝於1930年代中期，全家搬到怡保不久

母親丁儼以工整娟秀的小楷手寫的《略述我五十年之回憶》。此稿寫於1980年，於1993年去世前留給鍾愛的獨子王賡武。「她說她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讓我知道，但我們從未久坐長談，無法好好把故事告訴我。」手稿原文收入王賡武回憶錄上冊《家園何處是》

王賡武在荷屬印尼泗水出生，在英屬馬來亞怡保長大。母親對他呵護有加、溫柔備至。父親嚴厲而緘默，但思想開明、尊重天性，希望將自己對中國古典詩詞和英美文學的熱愛傾囊相授。自那時起，王賡武便開始學習如何穿梭於不同的文化之間。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父親樂觀的不可思議，相信他可以傾囊把真正重要的中國教給我，也就是古典文學和儒家思想的中國。父親似乎認為，只要能把文化遺產的核心傳授給我，就無需擔心我會走偏，而我必定會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每晚飯後，我們一起坐下來閱讀簡單的文本。父親希望我學會文言文，他教我用短句記生字，告訴我句子怎麼發音，以前的意思是什麼，以之對比現在口語中的意思又是什麼。父親相信只要文言文的造詣夠深，就自然能夠精通白話文，因此他不願意讓我念華文學校用的標準課本。何世庵當時開授文言文私塾課程，父親敬佩何世庵等人的努力，但不打算送我去何先生那裏學習，因為何先生教授經典時用的是廣東話。父親從傳統的《三字經》和《千字文》開始教起，不過之後就改用二十世紀初編訂的《新國文》課本。

王家在綠城的住宅，係公共工程局按標準格局建成。

五歲時，父親決定讓我去上麥士威小學。父親喜愛英美文學，遺憾自己太晚才開始學英文。他覺得現在是好機會，可以讓兒子提早學英文，精通這門有用的語言。

這是我適應兩種世界不同生活的開始。我在父母的生活圈是怪胎，因為只有我一個孩子上英文學校。反之，綠城的孩子原本覺得我很奇怪，因為我們家毋庸置疑是中國人，但現在他們覺得我沒那麼奇怪了。除了少數幾個孩子上馬來學校之外，綠城的小孩大多數也一樣上英文學校。我一會說英文，就可以和他們一起玩了。

班上其他同學家裏大都會說英文。華人男同學多半來自當地的峇峇家庭，說英文時混着閩南語跟馬來語。印度男同學的家庭來自錫蘭或英屬印度，英文流利；至於歐亞混血兒的英文則是母語。學校裏沒有馬來學生，馬來學生會上私立的伊斯蘭學校或是公立的馬來小學。大家在學校裏隨時隨地都說英文，因此我很快就學會最基本的英文交流。

身穿學校制服，七八歲的王賡武

二年級的老師是威德森小姐。她個子嬌小、髮色淺，嚴格要求我們講標準英文，不准我們講學生常用的馬來英文土話，如果我們脫口說出其他當地語言，就會遭到嚴厲斥責。現在班上有幾個來自鎮上的華人，說廣東話，我記得他們每次在學校講廣東話就被罰五分錢。威德森小姐給我們很多故事書讀，令我的英文大有長進。故事主角大都是英格蘭的小孩，他們的生活、冒險都和我們迥然不同。這在我已經必須與之共處的種種社會層面之上又再多添一層。學校的世界以及怡保鎮不同社群的世界，在在迥異於我和父母及父母的華文老師朋友共享的生活。透過閱讀從書本裏觸及的英格蘭生活現在又為我打開了另一個要思考的次元。

學校生活提供封閉的世界，同時代表紀律和規律，在學校裏，結交朋友時不問家庭背景，也不在意彼此的校外生活。離開學校的家庭時光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家裏，母親帶我參加另一個社交圈，圈裏的種種關係都被一一道明、仔細解釋，碰到和我們的中國大家族有關的親友，更是介紹得鉅細靡遺。

1941年，我升上七年級，此時在學校對1939年開打的歐洲戰爭已有强烈感知。我們那時開始瞭解英國內地如何身陷戰火，也知道廣袤的英帝國如今陷入危機。我記得看到同校學長像軍校訓練生般踏步行軍，聽說有些人加入了地方志願團，演練和假想敵戰鬥。在我的校外生活，我當然早在1937年就瞭解了中國的戰爭，也發現其他同校同學不太關心中日戰爭。因此英國捲入戰爭後，面對向英國展現忠心的種種活動，我始終覺得置身事外。1941年底，我剛考完七年級考試，這時日軍入侵了馬來亞，怡保遭受第一波轟炸。兩場戰爭顯然終於合流成一場大戰。於是我生活的多重世界就此匯聚，大家都面臨相同的命運。但這同時也是我離校之時，學校自1936年以來一直是我接受正規教育的核心場所，如今我離開了學校，忽然被帶進另一個世界的生活。

1945年9月英國重返馬來亞，學校重啟，我才再次見到同學。……我理所當然地以為只有我準備回家，準備離開馬來亞，回到中國。直到數十年後，我才發現有好多人默默回了家，回到錫蘭（斯里蘭卡）和馬德拉斯（Madras，今清奈）。有些同學從印度的大學畢業後，定居英格蘭或澳洲。我後來碰到昔日同窗，很有興趣瞭解來自英屬印度和錫蘭的幾位同學如何在南亞家鄉和西方世界之間來去自如。我因此發現很多祖先較早移居南洋的當地華人也有類似本領，能在兩個以上的世界之間靈活移動。這時，我發現自己也被訓練得同樣能夠穿梭於多重世界。

【以上內容和照片，摘自《家園何處是》第二章〈從綠城開啓的世界〉】

在習得「穿梭於多重世界」的能力之後，17歲那年，王賡武在激烈的競爭中考入中央大學外文系，赴南京求學。終因國共內戰吃緊，於1948年底輟學回到馬來亞父母身邊，並於次年考入新成立的新加坡馬來亞大學，1955年獲得碩士學位後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就此踏上學術的漫長征途。而「多重世界」帶來的開放、寬容和視野始終伴隨著他，成為治學和人生的底色。

祝賀王賡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