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歷史不止一種寫法》：歐美港臺都怎麼寫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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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近代史題材的書非常多，但早前的研究有明顯的主線可循：中國遭受外國侵略，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重大事件和人物對歷史發展影響巨大，理所當然成為焦點。這些觀念一度是中國近代史書寫的主流模式。

但這些就是全部的歷史嗎？ 歷史有沒有其他觀看的可能？

近年來，隨著研究方法和視角的更新，對近代史的敘述也變得更加多樣。尤其是海外的近代史研究，為理解歷史乃至當下注入了不同向度的可能性。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正是向中文讀者介紹了不同面向的域外歷史學新研究，展現了一幅多元別樣、充滿動態的近代史圖景。作者毛升在南京大學師從高華教授學習近代史，又赴美留學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此後他曾在中研院近史所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多元的求學與研究經歷讓作者對域外的近代史研究及其不同的風格傳統既有理性認識亦有直觀感受，在這本書裏，他選擇用書評的方式向中文讀者展示來自歐美港臺研究的別樣圖景及其内在理路。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

毛升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0

北島、陳永發、王奇生、傅高義、王賡武 共同推薦

既不是專著也不是論文（幸好），好的學術書評卻可以兼具學術深度、知識廣度和閱讀趣味性等面向。不僅讓人了解書的作者和內容，更提供了一張脈絡清晰視野廣闊的學術地圖，帶讀者迅速概覽相關領域的研究現狀。既可以更好地理解書的得失，又能通過學術對話和切磋將研究進一步深化和拓展。

讀一篇書評 =

了解書和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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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0

=這本書

（不靠譜公式，信不信隨你）

本書中的十篇書評覆蓋了近代史研究的多個重要角度， 其中有柯文從「西方中心觀」到「中國中心觀」，再到「人類中心觀」的轉變及背後的語境，有傅高義提出中日「共同的歷史」（shared history）的別樣景觀，也有從地理上的邊疆來重新定義中國、從人力車夫這類社會邊緣人來反思現代性的獨特視角等等。

書評在學術制度中並不能算作評定職稱的研究成果，因此毛升調侃自己把寫作學術專著的時間投進了無益前程的書評之中，戲稱這本書也可叫做《放下飯碗集》。他將書評視作一種對話的媒介：書評人與原作者的對話、新方法與舊傳統的對話、海外研究與中文讀者的對話。

今天的推送選自毛升對《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一書的評論。說起近代史，很容易聯想到「喪權辱國」、「民不聊生」的一面，但近代史並不只有辛酸血淚百年屈辱這一種寫法。

 笑史：中國近代史的新寫法 

節選自《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頁23–26、30–33

讀雷勤風（Christopher G. Rea）著，許暉林譯：

《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

（臺北：麥田出版社，2018）

聽說，二十世紀頭四十年的中國很不正經。街頭、茶館、書房盡是傻笑、玩笑、嘲笑、竊笑、捧腹大笑。報紙、雜誌上充斥喧鬧、嘲弄、輕薄、粗話、荒謬、惡作劇。文人們在真誠地胡鬧，放肆地搗蛋，打破規矩，反抗權威，嘲笑頑固，褻瀆神聖，追求樂子。這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G. Rea）所描述的清季民國的文化世界，極度開放，充滿實驗色彩。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個「大不敬的年代」。

晚清以來的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着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時代主題即李澤厚所謂「救亡壓倒啟蒙」。西方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亦不例外，頗受文學常常是那些以「痛苦」為底色的作品，中國近現代文學史被寫成一部「痛史」。美國學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王德威亦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製了現代文學的主題，王斑則乾脆把現代中國的歷史比成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 痛」固然是中國人面對伴隨船堅炮利而來的現代化的一種重要體驗，值得大書特書，但在這一主流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甚至更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雷勤風教授認為，清季民國面對現代性，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頁28）。

《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

這本獲2017年列文森獎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將被忽略的「笑」重新放回二十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文化脈絡中，試圖回答：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如何笑？」「笑什麼？」「如何談論笑？」「什麼導致了笑的變化？」（頁44）為此，作者將長期被「痛」邊緣化的「笑」作為敘述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並採用了新的歷史分期法，不只以大清覆滅或五四文學運動為歷史之轉捩點，更以笑的歷時性變化為文學史分期。作者意在重寫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或其自詡的「新笑史」。

「新笑史」究竟新在何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談英文學界的「舊笑史」是什麼樣的。這是《大不敬的年代》對話、批評的對象。新笑史之新，首先在於研究笑的材料的極大擴充。此前英文學界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最近還有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指出，其實有太多可以用來研究中國幽默的材料學者們尚未利用，該書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清單就多達一百多本。當然，雷著利用的文本不止於笑話集，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出版品。這既得益於作者勤於收集，亦是因為將低俗幽默的新視角引入了中國笑史研究。無論從視角上還是風格上，作者承認，對他啟發最大的就是英國歷史學家維克．加特賴爾（Vic Gatrell）的《笑之城：十八世紀倫敦的性與諷刺》（City of Laughter: Sex and Satire in Eighteen-Century London）。該書關注的話題是，哪些故事、玩笑、諷刺讓英國喬治王時期（1714–1837）的貴族們覺得可樂？作者專注的不是那些品味優雅、可以讓上層階級引以為傲的幽默，而是那種英國式的惡毒嘲諷。這種嘲諷通常下流、世故、渾身是刺，話題下三濫至不離性器官、便溺、放屁、偷情、醜聞、發酒瘋。品味低下的幽默，既能幫我們瞭解社會的另一面，亦能幫我們探測到一個社會在某個時代的道德邊界。要研究低俗的幽默，那些放在大英博物館裏一直少人問津的低俗諷刺畫，倒成為最好的研究材料。人們總是習慣於研究優雅的趣味，但當我們將眼光投向一個時代最粗俗的舉止、最低俗的藝術形式時，亦可能別有洞天：這是《笑之城》對幽默研究的一個啟發。將笑的品味從優雅擴充至粗俗，雷勤風書中所講的故事的主角，就不只是廣為人知的文化名人，也包括「乖僻的詩人、雜耍企業家、知名詈罵者、矯揉造作的散文家、眨着眼的滑稽演員和自我吹捧的玩笑者」。新眼光和新材料，給中國笑史賦予了新意。

豐子愷漫畫「爸爸回來了」

《笑之城》除了要寫一部英國的幽默滑稽史，更意在刻畫喬治王時期英國社會的心態。當描述貴族們在酒館裏傳閱畫着女人大屁股的諷刺畫並高聲談笑時，作者想告訴我們，一種對待性、名人和諷刺的新態度正在英國社會產生，而這些放肆的舉止為道德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到來提供了可能性。《大不敬的年代》亦有描摹社會心態的意圖，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雷勤風意在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部分中國人如何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出點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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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愛罵人。但如果說魯迅是罵人之父，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可謂罵人之祖父。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在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國民政府宣佈抗日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間的鬥嘴、詛咒亦從未停止，儘管主流文學史常常對此輕描淡寫。文人互罵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一種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街登報的機會，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批評謾罵成了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文人都在爭先恐後地罵。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更是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

雷勤風以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的接受史為例，討論了罵人在當時對作家們的吸引力。受白話文運動影響的文人，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他們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這本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的小說，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文人的追捧，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吳稚暉即深受《何典》影響，他愛用《何典》之典故，其粗俗的語言風格與《何典》的語言聲氣相類，他被稱為「放屁」名家，其文章也被時人稱為《何典》式。吳稚暉以其文章風格與影響力，不僅擴大了《何典》的接受度，更讓「笑罵」慰為文人圈的時尚。

雷勤風發現，到了1920 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滑稽」成了泛指「可笑性」的詞彙，該詞的這層意思至今還保留在上海方言中。上海的城市化帶來人口的急劇膨脹，對綜藝的多樣性要求蓬勃發展。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與大上海的城市性格絲絲入扣，「它創造了一個人人皆能融入其中的世界：一個人們必須時時提防惡作劇的世界，也是一個能經常看到其他人中招，淪為惡作劇對象的世界」（頁233）。當時上海的「滑稽大師」是徐卓呆。在他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中，主編了多份報紙期刊，創作的小說、話劇、散文、笑話、照相等發表在三十多種刊物上，從大報到小報，不一而足。徐卓呆擅長寫惡作劇，他創作的李阿毛等人物，都是喜歡作弄人的普通老百姓，以此為樂甚至以此牟利。這些人物身上所體現的惡作劇精神似乎是上海人的一種性格，即使在逆境中，他們也能生存、繁榮，找到自我滿足的方式。

笑話、遊戲、罵人和滑稽以其「不敬」，逐漸激起了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恐懼。這種不安的情緒和反對的姿態逐漸匯成一股輿論，促成了1930年代的「幽默」。「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幽默」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取代之前各種形式粗鄙的笑。林語堂通過《論語》半月刊雜誌，推廣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大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申報》上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既不是「憲政年」，也不是「國貨年」，而是一個「幽默年」。

林語堂所創辦的《論語》半月刊

雷勤風認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大不敬的年代在「幽默年」之後開始改變。這五種喜劇形式都以某種方式保存了下來，但笑的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如同道德保守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終結了喬治王時期貴族們沉溺其中的低俗的笑，1937年的對日宣戰、1945年的國共內戰，尤其是1949年中共建政，都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笑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