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家王賡武七十年前的愛情故事：「我一開始就注意到那個可愛的姑娘」

原创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去年九月，我們出版了歷史學家王賡武的兩卷本回憶錄《家園何處是》、《心安即是家》，這套書受到不少讀者的歡迎，也在豆瓣上獲得了不錯的評分，在出版半年後就迎來了第二次印刷。為了答謝大家，我們特地準備了兩張明信片和一個繩索布袋，作為購買回憶錄套裝的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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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王賡武教授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唐獎·漢學獎」獲獎者，他的人生以殖民時代的東南亞為起點，歷經殖民、戰爭、動亂、革命，大半生在三大洲間遷徙。年近九旬之際，他寫下回憶錄，把自己經歷的這段豐富而獨特的流浪史形諸文字。

回憶錄的上冊《家園何處是》涵蓋了王賡武從出生到十九歲的經歷。他在南洋出生、長大，年幼時因日軍侵略被迫輟學、遊蕩街頭，卻又憑藉奇蹟般的機緣，在日本戰敗前夕重拾學業，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學。

下冊《心安即是家》由王賡武和太太林娉婷合寫，繼續講述他們輾轉於新加坡、倫敦、香港等地的探索旅程。林娉婷也頗為傳奇：在馬來亞大學，她是管弦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又拿過羽毛球混雙冠軍。她後來成為英文教學專家、港大博物館學會創辦人，她養育了三個孩子，還擅長蓋房子⋯⋯這套書原本希望作為王賡武90大壽以及結婚65週年的紀念，令人惋惜的是，太太林娉婷在回憶錄出版前一個月離世。

《王賡武回憶錄》的豆瓣評分

我們先前分享過《家園何處是》中王賡武回憶他作為「漂泊的小城男孩」的經歷，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安即是家》中王賡武與林娉婷相識相戀的選段。

因為戰爭，王賡武離開南京，在1949年入讀馬來亞大學。在二年級的一次詩歌討論會上，他遇到了一年級的林娉婷。日後的史學大家王賡武當時被學長林必達捧成了詩壇新秀，林娉婷覺得自己「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但其實王賡武「一開始就注意到聽眾中那個可愛的姑娘」了。因為對文學和音樂的共同愛好，王賡武和林娉婷走到了一起，在他們的初次約會上，卻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讓我們來看看他們倆是如何回憶這段美好經歷的：

初識娉婷

節選自《心安即是家》頁71–77

回想起來，我在馬來亞大學的頭三年充滿了期待和歡笑。我不覺得有什麼猶豫徬徨。我讀了相當多的英國文學，欣賞古典音樂，寫了一些詩，結交了許多朋友。我開始認識馬來亞，參加了學生活動。我關注別人提出的關於主權民族國家的一些實際問題。

我仍然與英國文學系維持着密切的聯繫。這個聯繫就是林娉婷，我正在追求的對象。我不久就認為，認識娉婷將會改變我的一生。認識她之後使我更多思考自己的人生前途。雖然我知道從事公職的重要性，但我知道我不適合那樣的工作。我喜歡的生活是學習和教書，娉婷也鼓勵我向學術界發展。

我們是在我大二那一年相識的。文學給了我想不到的幫助。有幾個大一的新生想瞭解浪漫主義，請我去主持討論。討論的主題是華茲華斯的詩。以下是娉婷給我們子女講的故事：

我第一次注意到賡武，是看到他在華茲華斯討論會布告牌上的名字。這個「賡」字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人的名字裏見過。我去聽講，是出於好奇，想看一看是什麼人取了這麼奇怪的名字。那是一個帥氣的年輕人，談起詩來頗為自信，也很有深度。這當然給我不錯的印象，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因為我只不過是大一新生，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他那時候已經出版了一本詩歌小冊子，是學生會報紙的編輯，又積極參加學生活動。那一年的後幾個月，我們才開始見面和聊天。1951–52年，我被選入學生理事會，他是學生會的主席。

馬來亞大學時期的林娉婷

其實我一開始就注意到聽眾中那個可愛的姑娘。我們再次相遇是在她幫忙組織的一個晚餐舞會上，接着又在一些社交場合見了面。我記得她說話快速，詞鋒尖銳。有一次，聽到她對葉慈（Yeats）的詩的意見之後，我回去又重新讀了一遍。我比娉婷高一年級。我被林必達捧成詩壇新秀之後，在校園裏小有文名，但對自己今後的方向仍然茫茫然。娉婷熱愛英國文學，駕馭英語的能力比我強得多。她小我三歲，低一年級，所以覺得只能幫我加油。她知道我的中國背景，很好奇我怎麼會重新搬回就要獨立的新馬來亞。

林必達又幫了我一個大忙，儘管當時我們兩人都不知道。他決定教我欣賞西方的交響樂。1949年，我回到怡保後的幾個月，學會了拉小提琴，但自覺笨手笨腳。我知道林必達收藏了一些交響樂的唱片，便請他放給我聽。他選的第一張唱片是西貝流士的《芬蘭》（Finlandia），告訴我這是關於民族復興的音樂。他知道我是交響樂的門外漢，便教我如何欣賞。一開始，他就像交響樂隊指揮，教我辨識音節中不同樂器的聲音。他把《芬蘭》重放了好幾次，讓我欣賞和音與旋律。我就這樣開始欣賞別的音樂。

我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一再重放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悲愴》）和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林必達對音樂非常熟悉，我問他是否將來要做樂隊指揮。他告訴我，他只不過是聽力很好，又有極好的記憶力。聽完他的唱片，我從此浸淫在西方音樂之中，終身受益。

林必達不知道的是，他還幫助我接近了娉婷。我對音樂是個可憐的樂盲。我的父母親不懂音樂，我學校裏的朋友不玩任何樂器，安德申學校沒有任何音樂活動。我只在愛國募款集會上學會了一些中國流行歌曲。在日本佔領期間，我聽過一些日本軍歌，還會哼一下軍歌的調子。1948年，我在中央大學的第二年，我每天經過大學的音樂學院，聽到學生們彈奏鋼琴或小提琴，或練習歌劇的詠歎調，但從沒有看過他們的演出。

林必達把我的音樂欣賞能力提高到另外一個層次，使得林娉婷小姐在下一年對我有了好印象；娉婷那時是大一新生，是大學管弦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我衷心感激林必達在音樂方面給我的教育。有了他的幫助，當我開始追求娉婷時，我們就至少是文學和音樂方面的同好。有一天，娉婷同意跟我一起去看電影《麥克白》（Macbeth）。那是個莎士比亞的悲劇，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自導自演，古典作曲家雅克．伊貝爾（Jacques Ibert）配樂。我至今認為這是我們從此成為正式校園情侶的時刻。

詩人王賡武肖像，1950 年

以下是娉婷關於這件事的回憶：

我大二那年的10月，在一次學生理事會結束後，賡武邀請我去看正在電影院上映的《麥克白》。那次約會蠻有趣的。首先，那是個悲劇電影，充滿着黑暗和死亡。電影由奧森．威爾斯自己改編、導演和扮演馬克白。看完電影，我們都覺得有點沮喪，於是去了電影院對面的咖啡館。新加坡那時還沒有大型購物中心，大家只能去坐咖啡館。賡武那時候留着絡腮鬍子。你們知道，大多數華人都沒有鬍子，但賡武例外。他總是開玩笑地說，他的祖先中一定有一些是古代入侵中原的突厥人或匈奴人，年輕的華人中很少有蓄鬍子的，所以他往往引人注目。

留鬍子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他在刮鬍子時常常割傷自己，所以決定不刮了。那時候沒有現在的雙刃安全刀片，單刃的刮鬍刀一不小心就會割破皮膚。我們正在喝咖啡，一個高大的錫克人（Sikh）突然氣勢洶洶地質問賡武，留鬍子是不是要嘲笑錫克人。我那時太不懂事，看不出這個錫克人是喝醉了。幸虧賡武處理得當，平靜地回答他，甚至請他坐下來說話。我十分害怕，擔心他會打我們。第一次約會竟然有這樣驚人的結局。賡武後來告訴我，他擔心我從此不肯與他約會了！

娉婷始終熱愛文學，但她也理解為什麼我會轉向歷史。我們發現，我們具有共同背景，儘管我們在初遇時並不知道。她在女學生中是個引人注目的美麗女孩，喜歡討論簡．奥斯丁（Jane Austen）及其同時代的英國詩人。她還是小提琴手，是著名音樂老師吳順疇（Goh Soon Tioe）的學生，新加坡青年管弦樂團成員。馬來亞大學成立自己的管弦樂團時，她是首席小提琴手，坐在新任化學講師黃麗松（Rayson Huang）旁邊；黃麗松一生熱愛小提琴，與我們兩人成了好朋友。我們都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繼他之後擔任香港大學的校長。管弦樂團的指揮保羅．阿比斯加格納登（Paul Abisheganaden）熱衷音樂教育，我們很欽佩他。我十分關注古典音樂這種嚴肅音樂。

娉婷大學時在舞台上扮演花木蘭

娉婷在暑假時大病一場，得了梅尼爾氏症候群（Meniere’s Syndrome），導致左耳完全失聰。以下是她的自述：

第二年就要開學時，我生病了。這病來得突然，耳朵裏面嗡嗡作響，過了幾天，左耳失去了聽覺。醫生找不到病因，而我覺得快要死了。我只能平躺在床上，頭都不能轉，一轉就頭昏想吐。我什麼都吃不下，連水都不能喝。最後我被送進醫院，服用了大量的新藥盤尼西林。幸虧我對這個藥沒有過敏反應，而那時候對盤尼西林的副作用並不清楚。我後來知道，我的病叫做梅尼爾氏症候群，這種病毒通常只侵襲年紀比較大的人。本地的醫生對這種病一無所知，耳鼻喉的專科醫生甚至不相信我說左耳聽不見了。他以為是我的幻覺！

我在服用盤尼西林時可能已經在康復中，因為這種藥對病毒性疾病是無效的。不過，盤尼西林可能使我在身體虛弱時避免了其他疾病。我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回家大約三個星期後才復原。我發現左耳真的聽不見了，內耳平衡系統受損，有好幾個月我不能直線行走，下樓梯會摔倒，過門道會撞在牆上。總之，我無法平衡，不能打羽毛球，也不能拉琴，因為我不能分辨聲音從哪個方向來。

我大一的時候愛好運動，特別是羽毛球，與同學邱先生（Loporte Khoo）合作拿過混雙冠軍。剛病好的時候，我連球都打不到。不過，我繼續打球，打得相當不錯，代表馬來亞大學參加了1953 年夏天與香港大學兩年一次的比賽。可是，由於聽力受損，我不再能領導管弦樂團，聲音會在我的腦袋裏嗡嗡叫。我花了好多年才慢慢復原，用右耳調整適應，讓別人看不出我一隻耳朵是聾的。由於耳朵神經壞了，助聽器不管用，我逐漸習慣了轉過右耳與別人說話。如果有人對我左耳講話，我什麼都聽不見。幸好我不太在乎這一點，在餐桌上總會告訴坐在我左邊的人，跟我說話前先碰我一下。大多數人都會有一些身體障礙，我很驚奇地發現，在我說出我的聽力問題時，竟然有那麼多人告訴我他們也有同樣問題。有時候我居然發現，坐在我左邊的人右耳聽不見，我們只好轉身面對面地說話。我現在已經安之若素，不把它當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