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的中國歷史學家之旅

原创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封面圖片：柯文在香港一家餐館，與多年老友李歐梵一同扮作黑幫老大。冼玉儀攝。

美國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有一次在香港大學遇到一位牧師，牧師此前得知柯文要來，大為驚訝：他讀過柯文的《中國與基督教》（1963），覺得幾十年前就已經出書的學者一定早就不在人世了。

柯文，美國麻省衛斯理學院亞洲研究及歷史學榮休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師從費正清和史華慈，是第二代美國中國研究學者裏的領軍人物，也是從「西方中心觀」到「中國中心觀」這一範式轉移中的代表學者，其《歷史三調》、《在中國發現歷史》等專著已成為經典之作。

柯文教授（1934– ）

作為研究中國史已超過60年的學者，柯文卻說他並非生來就是做歷史學家的料，中學時數學最好，職業測試顯示他適合做工程師。他成為歷史學家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即便是《在中國發現歷史》這部早已成為歷史系必讀書的學術名著，當年也要投五家出版社才成功。

這些令人意外的故事，來自最近出版的柯文回憶錄《走過兩遍的路：我的中國歷史學家之旅》。柯文在書中回顧了自己的個人際遇，同時把更多的筆墨放在了他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生涯上，所以這本書是他的生活傳記，更是學術和思想上的自傳。

《走過兩遍的路——我的中國歷史學家之旅》

柯文著、劉楠楠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如同柯文自己所說，這本書是為了「與讀者分享那份逐漸理解歷史這門學科過程中迸發的興奮與深切的愉悅，尤其是隨著我對歷史本身的思考逐漸透徹，那個與我的祖國十分不同的國家，她的歷史，竟沒有我以為的那樣迥異於世。」

今天和大家分享《走過兩遍的路》中的兩段節選和目錄吧。

歷史學家的「局外人」身份

歷史學家研究的是過去，可算是研究對象的「局外人」；同時作為美國人的柯文研究中國，是再加一重「局外人」的身份。在研究中，「局外人」應該如何自處？

追根溯源，我在這裡研究的是歷史學家的「局外人」身份。「局外人」有許多具體表現形式：無論是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東南亞人書寫中國歷史，還是男性歷史學家重構女性的經歷，抑或白人歷史學家探尋黑人的歷史，當然也一定要包含更普遍的現象：當代人試圖闡清過去，甚至距今甚遠的經歷。所有形式中，歷史學家局外人的身份，正因為身在局外，可能導致誤解、歪曲史料，解讀得風馬牛不相及。這樣的局外人視角有明顯弊病。

但歷史學家的局外人身份也可以是優勢。局外人身份正是我們與歷史親歷者、神話創造者的最大差別，使我們作為史家能以親歷者無法觸及的角度，理解歷史、書寫歷史的意義。除了冒著風險再現歷史親歷者或神話創造者的意識之外，我們還努力架起他們與我們當代人世界的橋樑，為二者實現一定程度上有益的溝通。歷史學家就像翻譯，翻譯要忠實、有效地把文章從一種語言譯入另一種語言，歷史學家也是過去和現在之間的翻譯。在調解二者複雜關係的過程中，我們試圖理解歷史研究對象的意識時，必須抑制自己的局外人傾向；而向當代讀者有效解釋這些意識時，我們不能抑制而要利用這一傾向。總而言之，歷史學家就像翻譯，必須通曉兩種語言——過去和未來的語言——在兩個大相徑庭的領域輾轉遊走，帶著敏感和最大程度的誠實，這種要求，是我們治學面臨的最大矛盾。

——第六章多重過去：《歷史三調》

費正清：多願自己也是60歲

費正清，北美中國研究奠基人，也是柯文的博士導師。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都孜孜於《中國新史》的寫作。

去世前幾個月，費正清邀請柯文在自己病情惡化時接管《中國新史》的成書和出版工作。柯文正因為自己年近60而焦慮，84歲的費正清歎氣道，多願自己也是60歲。

最終他還是完成了這部書稿的寫作。交稿後幾小時，費正清心臟病發，兩天後逝世。

無論何時我把自己的文章寄給費先生，永遠能很快收到他的詳細點評，一般是令人如沐春風的鼓勵。幾週、幾個月，甚至數年後，我往往會收到他給別人信函的複印件，他在信中不吝溢美之詞，盛讚我的文章，提醒別人去讀。這些信是鼓舞人心、彰顯巧思的寫作範本，反映了一位真心以學生成就為榮、慷慨大度的老師精神。所以對我來說，費先生作為導師，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包容所有異於自己的觀點和學說。他也是個固執的人，不會輕易改弦易轍，覺得愚蠢無知的學術想法，他能在紙上批得體無完膚。費先生明白，就算在學術殿堂，也一定會有前浪後浪。「不站在前人肩膀上，踩在前人臉上，」他有次用費式簡明扼要的風格寫道，「人類怎能進步？」但是學生不理解的話，他從來不會停止傾聽，放棄這位學生，不與他講話，或者在信件時代不再去函。即使是臨終之際，費先生都與嚴厲批評他長達數年的人保持頻繁交流。

⋯⋯

1991年5月20日清晨，費先生84歲大壽來臨之際，他往我家中打電話，說正在坎布里奇的奧本山醫院（Mount Auburn Hospital）治療，心悸越來越嚴重，自己「一向持重」，如果病情惡化，希望有人接管自己《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成書、出版工作。我已經受他邀請審閱過書稿兩次，上次是那次打電話前幾個月信件回覆的，也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問我願不願意接管這件事，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提到自己也年近六十，當時是馬上57歲，因此也有些焦慮，現在記不起是為什麼焦慮了。費先生嘆氣，感慨地反駁多願自己也是60歲。這聲長嘆起了作用，過去我幾次回絕，這次我帶著惶惶不安的心情，對他說「好」。

這次的惶惶不安不是出於背後需要負擔的工作。雖然我一向秉承他在六十大壽時對承恩蒙澤的學生立下的規矩：「不用回饋我，傳遞給別人」，但這次有更加直接表示感激的機會，我很高興。我不安的是，自己之前公開表示對他的一些立場有所保留，結果卻要在書中披上他的外衣，採取與自己大相徑庭的立場。結果我的煩惱是杞人憂天。費先生又堅持數月，即使住院在床，依然繼續修改、草擬書稿尾聲，填補文中空缺，還指揮在我看來是一支小型正規軍的學者團隊，或多或少參與此書撰寫。1991年9月12日，他和妻子費慰梅去哈佛出版社遞交《中國新史》完整打印本，幾小時後心臟病發作，兩天後離世。他逝世第二天，慰梅打電話給我，說費先生的死於他是幸事，指他在心力衰竭前努力寫完書稿，壓力過大，但「於我們是壞事」，感嘆他時間卡得正好。

——第四章《在中國發現歷史》：幕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