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

封面圖片：山西洞兒溝的天主教雕像和中式風格的七苦聖母教堂。

「在華北的洞兒溝村，曾經有位傳教士為了帶走一尊聖母雕像，被當地教眾極力阻攔，結果不歡而散；離開之際，他憤而詛咒這個農村將會遭受七年天災，誰知不幸言中。為了解咒，這些天主教村民走到山上興建了一座七苦聖母堂，年復一年的冰雹才終於停止。」

上面這段極有戲劇性的故事，就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花費十年時間寫成的《傳教士的詛咒》一書題目的來源。

傳教士的詛咒：

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

沈艾娣 著、郭偉全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06

封面上的中國天主教聖母像，有沒有讓大家聯想到送子觀音？

沈艾娣在牛津大學任教，她擅長以社會學、人類學的視野和方法研究近現代中國。她的《夢醒子》關注的是一位並不知名的山西鄉紳劉大鵬，依據其日記呈現出時代劇變中一位知識分子的困境，深受好評。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哈佛大學，現為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華北鄉村與宗教等。

我們最新出版的《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講的是山西一個叫做「洞兒溝」的天主教村莊所發生的故事，主線圍繞著傳教士和中國教眾之間關於規範儀式的權力所產生的矛盾和爭執而展開。本書從作者出色當行的微觀史視角出發，論述了她的重要觀點：基督教和中國認同都不是僵化固定的；本土化與全球化始終處於張力之中，絕非某種不可逆轉的邁向本土化的單向過程。

和常見的歷史研究相比，這本書研究一個村莊的三百年歷史，覆蓋的地域比較小，處理的時段又比較長。這種和傳統寫法有別的形式，正是作者的新穎之處。沈艾娣認為，這就好比同一地區、不同比例尺的地圖會給人不一樣的感覺，更改了地理和時間上的比例尺之後，會大大影響歷史研究的視界。使用本書這樣的比例尺，有助於理解洞兒溝的歷史不僅是地方故事，也是全球敘事的一部分，更與中國歷史的主流分不開，同時這幾種敘事也會互相影響。本書也被學者評價為把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有機結合在一起的佳作。

七苦聖母堂，洞兒溝，約1924年。

《傳教士的詛咒》

中文版序

沈艾娣

我很高興為郭偉全博士所譯《傳教士的詛咒》中文版寫序。從我最初拜訪並開始研究洞兒溝村開始，距今已經二十多年了。這個村莊位於《夢醒子》中劉大鵬的家鄉赤橋村南邊幾英里。作為歐洲人的我，初次拜訪洞兒溝時，就深深著迷於華北鄉村文化與我所熟知的基督教習俗的混合。開始查閱洞兒溝的相關歷史後，我就想著寫一本適合英語世界公眾閱讀的書。我想他們應該會感興趣，說不定會驚訝於中國內陸的一個偏遠村莊與其外更大的世界，竟有長達三百年的互動。希望讀者們會喜歡我在每一章開頭所舉出的故事，它們都是我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從洞兒溝村民那裏聽來的。但在寫作者的身份之外，我主要是一個學者，致力於促進相關研究領域的討論，隨著我對這個村莊的歷史加深了解，我也有更多心得亟於同研究中國宗教的其他學者分享。最後我寫就的這本書，實際上是以他們為目標讀者。

然而，畢竟所有作者都無從預知一本書出版後將得到讀者怎樣的評價，哪個方面會最受重視；過去幾年來，《傳教士的詛咒》漸漸得到更多關注，被視為體現了一種新的史學潮流：將微觀歷史學的方法與全球史整合。實際上，這一取徑向來是我的興趣所在，貫穿了《夢醒子》、《傳教士的詛咒》和我的新書《口譯的危險》（詳見下文）——它們某種意義上可以算作我探討山西歷史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三部曲。

《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本書英文版於2013年出版後，最初幾篇評論均出自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者之手（譯者郭博士本人也是研究歐洲宗教史出身）；他們認為，本書旗幟鮮明地反對以往在「文化適應」的主題下研究中國基督教的通行做法。他們注意到，多年來有大量研究從根本上旨在回答：中國和基督教是否能兩全？如他們所指出的，回應這一問題的不少作品非常出色，但立論往往基於對「某種形態的基督教究竟算不算完全中式的」一類問題的先入之見。《傳教士的詛咒》則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基督教和中國認同都不是僵化之物，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本土化與全球化始終處於張力之中，絕非某種不可逆轉的邁向本土化的單向過程。幾位評論者認為這是一種全新的方法論，可用於考察其他的觀念、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只宗教，還可以延伸到政治領域。此外，評論認為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對教會經濟狀況的關注（對神學更感興趣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及以之解釋19世紀中期歐洲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之間的權勢轉移。其中一位行家正確地指出，多數時候發生在洞兒溝村的事情，遠遠無法代表中國其他地方的情況。這一點我也越來越深有感觸：就我所知，以民族志和檔案為基礎對中國其他地區的天主教和新教群體展開研究，大有可為。

在我著手寫作此書時，全球化已如火如荼地展開，可以為全球化的起源提供解釋的全球史研究也因此蔚然成風。不管在研究還是教學中，全球史挑戰了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和方法論。然而，專注於全球很自然就會傾向宏大敘事和鳥瞰視角，所以也有不少爭論質疑如何把個人與地方囊括進來，如何令全球史更易於把握。同時，不管在中國還是整個世界，大量歷史文獻數字化，更容易引入新的歷史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國家和檔案庫追溯某個人的生平。當然，這在為歷史學者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也帶來了問題：在過去，歷史學者可能經年累月深耕一套檔案，現在的人只要線上搜索某個名稱或術語，即可在眾多檔案中找到一大堆相關記錄，但不可能對每條記錄的地方和文本語境有同樣深入的了解。這是今日歷史學者面臨的主要問題。牛津大學近代早期中東史學者格布理亞爾（John Paul Ghobrial）新近建議了一種應對方式：從微觀史的角度觀看整個世界。梅歐金（Eugenio Menegon）和我一樣研究中國天主教會史，也需要處理龐大的檔案資料和跨文化的地域範圍，自然也對上述問題非常關切，他提出應當結合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開創一種新的微觀全球史。上述學者將《傳教士的詛咒》作為一個範例，認為它展示了如何得以將全球史和地方史寫作相結合。當然，每個歷史學家都可以從自己的研究興趣和風格出發，在這方面有所推進。

洞兒溝教堂，2009。這間1930年代由傳教士籌資興建的羅馬式灰磚教，如今用中式條幅裝飾著。

《傳教士的詛咒》之後，我又接著去寫李自標的故事：此人是中國天主教教士，乾嘉年間任職於晉東南地區。在為寫作本書查閱檔案時，我在梵蒂岡檔案中發現了李自標的書信，本來想把他寫到這本書裏，然而並沒有證據顯示他曾到過洞兒溝。很快我又發現他早年曾在乾隆朝廷為首個來華英國使團擔任翻譯，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故事，很難在此書中用一兩章說清楚。於是，順著他的信，我開展了一項新課題：探討李自標的一生，與他對照的是另一個最早一批學中文且擔任翻譯的英國人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我的新書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1；暫譯《口譯的危險：兩位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翻譯的非凡人生》）更進一步，用微觀史學方法分析捲入經典國際關係史中的重大事件的人物生平，試圖對清代中西關係的傳統敘事圖景做出調整。

在這一點上，還有其他許多方向可以嘗試。我希望這本書對新一代的中國研究者可以有所啟發。要想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學語言、對檔案做細緻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會深化、甚至轉變我們對中國歷史以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歷史的理解。

讓我對郭博士在翻譯《傳教士的詛咒》一書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表示感謝。最後的成品優美、流暢，本身就稱得上是一部學術成果。天主教會史涉及大量專業術語，令這本書翻譯起來殊為不易。好在郭博士專業扎實，甚至對不太常見的近代早期意大利教會體制也不乏了解，因此能理解本書所要傳達的想法，並向中文讀者解釋清楚。他的翻譯工作耗時多年，核對了所有中文引文，並且指出了原書中的一些錯誤。史實是否準確對一部歷史學著作來說再重要不過，這部中譯已經訂正了這些錯誤，使之較英文原書更為精確，相信會讓中文讀者受益。

我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最大的用心和專注將本書帶給中文世界的讀者。若沒有他們高度專業的工作，中文版是無法面世的。

沈艾娣

2021年3月

感謝實習生葉昊洋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