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張愛玲上學路：隨《緣起香港》探港大

原创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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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活動預告

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

時間：7月23日週六下午4:30 至 6:0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會議室 S224-225

講者：黃心村（視像參加）、許子東

主持：甘琦

備註：

1 此活動於書展場內舉行。有興趣人士請先於https://dwz.date/fsVD登記，並前往現場觀看。

2 由於參與人數眾多，敬請在活動開始前15分鐘扺達會場，已登記人士可優先入場。

重走張愛玲上學路

by 《緣起香港》責編丁小瞎

一九七七年六月，住在南加州的張愛玲給遠在香港的摯友宋淇、宋鄺文美夫婦寫信，信中有這樣一段：「前兩天在附近那條街上走，地下又有紫色落花了，大樹梢頭偶然飄來一絲淡香，夏意很濃。每年夏天我都想起一九三九剛到香港山上的時候，這天簡直就是那時候在炎陽下山道上走着，中間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片空白，十分輕快。」

這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黃心村在《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開篇寫下的一段話。她接著寫道，

當年的「一片空白」，是因為充滿着期待。兩年後香港之戰的衝擊，很快就將這個空空的鏡頭填滿，之後幾十年的遷徙，生命裏發生的種種，都有文字刻下的深深的烙印，顯然不是「中間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片空白，十分輕快」。

究竟是什麼樣的「衝擊」和「烙印」？黃心村老師在如下的視頻中做了精彩的解讀。其中還有港大檔案館代理館長林建勳（Garfield Lam）和港大美術博物館總監羅諾德（Florian Knothe）介紹張愛玲檔案和她的閱讀故事。

△作者講書X珍貴檔案X絕美港大

港大太美了，尤其視頻中出現的本部大樓，地磚、門、窗甚至糖豆一樣的遮陽棚，無不美輪美奐，每個細節都經得起端詳，而且大體保留了張愛玲剛剛入讀時（1939）的樣貌。但這一點起初我是並不知道的。《緣起香港》剛編完一輪，5月初的時候，我突然有一個強烈的想法，想要在行走中完成閱讀。董橋先生說這本書「還張愛玲昔日本色，給老香港一個公道」，是什麼意思呢？張愛玲在哪？老香港是誰？也許要將過去和現實、文學和歷史、張愛玲和老香港對觀，才能在「層層疊疊的互文空間」裏發掘新的意義。

用上面這套話術說服了領導和自己後，在一個摸魚的上午，我出發了，去重走張愛玲的上學路。

緣起香港

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

黃心村著

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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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寶珊道八號

起點選在哪裏合適？黃老師在《緣起香港》中首次考證出張愛玲的宿舍：

港大女學生人數在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期的大幅度增長迫使學校不得不出台方案。在校園裏興建新的女生宿舍的計劃很快被否決，最後決定在校外選址。法國修院學校（French Convent School）參與到這個計劃中，聖沙勿略維美斯修女（St. Xavier）提出的方案最終勝出。她在校園後的半山坡上買到了一棟單獨的大宅，地址是寶珊道八號，不僅爭取到了建築本身的使用權，還着手擴建，在宅邸周邊爭取到了更多的地皮，作為學生室外活動的空間。學校的檔案館裏保留了室內設計師改建房屋內部的規劃書，有修院學校和港大校方多次商議的來回通信紀錄。一九三九年三月法國修院學校正式把宿舍捐給港大。張愛玲和其他第一批港大女生秋季入住時，曾經的私人宅邸已改建成宿舍，房前是一個花園，房後是一個面積更大的園子，用籬笆圈起。校舍取名聖母堂（Our Lady’s Hall）。

書中插圖：改造為聖母堂之前的寶珊道八號，為英籍醫生Edward Wilfred Kirk的住宅，照片攝於一九三〇年代，現由Kirk醫生的外孫Alec Cooper私人收藏。

那就先去寶珊道八號。根據谷歌地圖的提示，我在一個叫「般咸道正街」的車站下了車，理論上只需再步行二十分鐘。然而走一走就發現走錯了路，GPS在這裏完全失效——誰能想到一個不起眼的小路口會岔出5條路！還都是上山的陡坡，若要回頭重走，膝蓋的損耗成本太高。幸好，在城市裏探險隨時可以作弊，我攔下一輛出租車。

摸魚探險家丁某截屏於2022年5月

寶珊道八號現在是一棟桃紅色的住宅大樓，對面又是另幾棟住宅大樓。《小團圓》裏寫九莉宿舍底層「闢作食堂，排門大開，正對著海面」，寫她下山的時候看到「天晴了，山外四周站著藍色的海，地平線高過半空」。而現在，視線所及除了大樓就是大樹，只能從它們的縫隙中看到一點點海，判斷不出是不是「高過半空」。

沿著寶珊道往下走，如《緣起香港》中寫的那樣，很快見到一段石墻，大榕樹的樹根深深扎到了底，仿佛是「自古以來」的風物。這段石墻屬於龍虎山郊野公園的外墻，公園內有一個古跡——松林砲台，據維基，始建於1903年，在1941年港戰中是空防要塞，也是日軍空襲重點。我突然想到《小團圓》第一章有一小段寫哨兵的探照燈，「夜空中斜斜劃過一道銀河似的粉筆灰闊條紋，與別的條紋交叉，並行，懶洋洋劃來劃去」，還有《燼餘錄》寫的「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原來宿舍附近竟有這麼一個軍事重地。

書中插圖：「寶珊道不長，是個東西向的緩坡，往西走不到一百米就到了寶珊道的西端，這裏山路轉了一個大彎，與旭龢道銜接。當年的山路沒有瀝青鋪面，窄小得多，但路邊的護坡石牆和根鬚盤繞的細葉大榕樹應該在張愛玲的時代就有了。當年的樹木沒有今天的高大、茂密，可以想像張愛玲的夏日記憶中『炎陽下山道』的景象。相對於建築的週期更替，香港島上的這些石牆樹是更恆定的歷史見證。」黃心村攝於2022年2月。

我打印了一張1934年的港大老地圖帶在身上，可是派不上用場，現如今的建築和道路風貌早已相去甚遠。在另一個如煙花般綻放的路口，我再次走錯，稀里糊塗沿著屋蘭士里下了山，一回神，已經又回到了般咸道。後來看地圖，中間錯過了一條著名的巴丙頓道，是《傾城之戀》中范柳原買房子的地方。當然不至於傻到以為真有這處房子。只是，在張愛玲讀書的年代，莫非那條街上有很多小別館，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書中插圖：香港大學一九三四年校園規劃圖，由土木工程系畢業班的學生在他們的老師帶領下集體設計。在這次失敗的探險之後我請黃老師在圖上標出了上學路線（買了書就可以看到），供後來者嘗試時參考。原圖藏香港大學檔案館。

戰火下的閱讀——馮平山圖書館

沿著般咸道很快能走到馮平山樓。張愛玲讀書的年代，這裏是中文圖書館，現在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九十年裏，樓外觀沒有任何變化。按張愛玲說，在戰爭中這裏「房頂上裝着高射炮」，卻離奇地躲過了每一次空襲和炮擊。看來這是一處風水寶地，如果要拜祭祖師奶奶，不可錯過。

由上至下：剛剛落成時的馮平山圖書館，1932年，香港大學檔案館藏（書中插圖）；疑為1950年代的馮平山圖書館（網絡圖片）；今日景象（值班編輯丁某攝於2022年5月）。外觀幾乎沒有變化。

黃老師在書裏寫：

張愛玲在王國棟主持的臨時醫院做救護的時間不長，之後她被轉到了般咸道上的馮平山圖書館內，在那裏做防空員，按她自己的說法，「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這顯然是戰亂中的一項閒職，每天有大把大把的時間，可以重新發掘閱讀的樂趣，所以對她來說，亂世裏的閱讀經驗是埋頭讀書，海量的讀，而且是生死置之度外的閱讀。《燼餘錄》中的這一段，是文中的一個亮點：

「在砲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同樣的場景在她寫於一九六八年的《憶胡適之》一文中重現，只是手中的書換換了一本：

「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擡不起頭來。房頂上裝着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當年的馮平山是港大的中文圖書館，藏書豐盛，戰火隆隆之下藏身於層層書庫中，應該看了很多的書，雖然張愛玲只挑出了其中的兩部來描述。她在砲火下潛心閱讀的恰恰是當年的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冒着生命危險搶救保存下來的部份古籍，其中應該有不少的線裝書和善本。在大轟炸中閱讀這些小時候就讀過的舊小說，外部世界在大破壞中，小說中濃烈的年代色彩和氣息則帶有一種永恆的意味、安靜的力量。這樣的閱讀經驗之後又在漫長的「流亡」中「回想」和「留戀」，在諸多的不確定中似乎是一種定力支撐着她繼續寫作。《醒世姻緣》、《官場現形記》、《海上花》、《金瓶梅》、《紅樓夢》等等明清舊小說宛如她漫長的寫作生涯中的一個文字的家園。

尋找佛朗士——鄧志昂樓

一進港大，就可以使用具有香港特色的交通工具——電梯。從馮平山輔樓搭電梯上去，走一小段路就到了鄧志昂樓。這裏已成為保護建築，從前是港大中文系的辦公地，張愛玲的中文老師許地山就曾在這裏辦公。前來搭救我的仙女同事Rachel說，她在港大英文系念書時曾在樓內某間辦公室的門上看到過許地山的木製名牌，可惜現在已不知所蹤。另一位對張愛玲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老師佛朗士，辦公室也在鄧志昂樓。

書中插圖：香港大學中文系師生一九四一年秋季合影，攝於鄧志昂樓前。難得裝束齊整的佛朗士坐在陳寅恪教授和祈祖堯神父中間。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藏。

佛朗士可是個妙人。張愛玲在《燼餘錄》裏為他畫了像：「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磁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髮已經稀了，頸上繫一塊暗敗的藍字寧綢作為領帶。上課的時候他抽煙抽得像煙囪。儘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煙，蹺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會落下來。煙蒂子他順手向窗外一甩，從女學生蓬鬆的鬈髮上飛過，很有着火的危險。」《易經》、《小團圓》中也都有改頭換面的佛朗士，詼諧、溫暖、使人心酸眼亮。再加上黃心村老師在檔案中找到的新資料，佛朗士的傳奇色彩呼之欲出。

當年的港大高級職員宿舍在本部大樓和體育場後的山坡上，大學道外的半山區也有不少。外籍教員入住學校配給的房子，是在殖民地香港任職的一大福利，最好的地段，居所寬敞，環境幽美，山下的維多利亞港一覽無餘。可佛朗士偏偏不住，選了港島另一側深水灣的房子，意圖回歸農耕生活。當年從深水灣到位於薄扶林的港大校園交通十分不便利，可他又拒絕開車，踩着一輛腳踏車在崎嶇蜿蜒的山道上來回。張愛玲寥寥數筆裏對佛朗士的勾勒和許燕吉的回憶互為印證：「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裏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僕歐買菜趕集用的。」看了這樣的描繪，待我在佛朗士檔案裏發現他曾經被驢咬傷的紀錄時就一點都不覺得意外了。這場事故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總教務長給文學院院長的信箋中說，佛朗士正在瑪麗醫院接受急診治療，他被驢咬傷了，可能需要住幾天醫院，請文學院找人幫他代課。

宋慶齡為抗日募款宣傳而組織「保衛中國同盟」，右二是佛朗士，摄於1938年。香港大學檔案館藏。我以為是我爸那代人才鍾愛的老派拍照姿態，被黃老師寫得浪漫極了：「每一個人都專注的看着鏡頭，偏偏只有佛朗士是個自由派，在快門按下的瞬間，臉一側，下顎微抬，彷彿追隨一隻倏忽掠過的飛鳥，臉上一派天真與憧憬。」

《小團圓》第一章裏有一段著名的「八百元獎學金」，郵差送來一個包裹，拆開來，「裏面一大疊鈔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簽名，是安竹斯。稱她密斯盛，說知道她申請過獎學金沒拿到，請容許他給她一個小獎學金。……一數，有八百港幣，有許多破爛的五元一元。」在九莉看來，「這是一張生存許可證」，這八百塊錢「存到銀行裏都還有點捨不得，再提出來也是別的鈔票了。這是世界上最值錢的錢」。從其他地方的種種描寫來看，安竹斯的原型當是佛朗士無疑，八百元獎學金也成為破解張愛玲與佛朗士的關聯的一個入口。

八百元港幣在一九三九年的香港究竟是多少？一九三五年全球白銀危機，香港政府宣布放棄銀本位，港幣與英鎊掛鉤，一九三五年的兌換率是十六元港幣兌一英鎊。八百元港幣相當於五十英鎊。以佛朗士老師任職港大的一年七百五十英鎊的起步薪水為參照，這八百元港幣幾乎是港大高級教員一個月的薪水。當年港大的學雜費一年是三百五十元港幣，八百元的獎學金，確實可以囊括學雜費和一年裏所有的生活費用。對於囊中羞澀的年輕學生來說，這是一筆鉅款。

八百元獎學金的故事在《燼餘錄》中沒有提及。既是私人頒發的獎學金，港大的檔案裏是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的，所以沒有佐證，永遠會是一個謎。回到小說的敍述中，因為有這樣一份「生存許可證」，九莉才會如此擔心歷史考不好，不能跟安竹斯交代。第一年他給了她一筆私人獎學金，第二年助她得到了學院的獎學金，可是第三年若是她的歷史成績跌落了，該如何解釋。打上門來的現代史截斷了一切，取消了考試，可以不用擔心考不好，然而戰爭也抹去了一條鮮活的生命，永遠沒有了感謝老師並和他解釋自己成績跌落的機會。

「不可思議」的變化——本部大樓

從鄧志昂樓走去本部大樓的路就更友好了，路線清晰，且全是下坡。快到時經過一棵鳳凰木，這是港大的植物明星，據港大比較文學系畢業的同事Michael說，一到考試的季節（六月初？），這棵樹就開出滿樹紅花，令考生們的心情說不清是驚艷還是焦灼，總之非常難忘。鳳凰木就是《傾城之戀》裏寫的「野火花」，「黑夜裏，她看不出那紅色，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紅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窩在參天大樹上，壁栗剝落燃燒著，一路燒過去，把那紫藍的天也熏紅了」。這棵樹年紀不詳，不大可能在考試前夕親自給張愛玲留下鮮明的印象；但鳳凰木在她讀書的年代應該也並不罕見，也一樣是在考試的季節、（無家可歸的）暑假前夕「壁栗剝落燃燒」起來。

本部大樓旁邊的鳳凰木，網絡圖片。我去的時候是5月，還只有零星幾朵紅花，所以沒有拍照。

我們又在附近發現一棵藍花楹。記得開篇所引的那封張愛玲書信嗎？「地下又有紫色落花了。」我們請教過港中大胡秀英植物標本館王天行先生（《香港原生植物圖鑒》編者），香港和加州都有的「紫色落花」，又在初夏時分盛開，是什麼？一定是藍花楹。本部大樓前面果然就有一棵。

此時要引出李歐梵先生在《緣起香港》序言中的回憶：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當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受邀到印第安納大學參加一個比較文學的會議，並兼招待的工作，去旅館接張愛玲女士到會場參加開幕酒會。本來十幾分鐘的路我們走了將近一個鐘頭，原來她每看到路邊的一棵樹就佇足觀賞它的枝葉，我只有在旁耐心地等待，等我們到了會場，酒會已經開了一半了。從此我得到一個教訓：讀張愛玲的小說，不能放過任何東西，特別是草木花樹。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寫一本《張愛玲與植物》？

本部大樓是張愛玲和文學院其他學生上課的地方，每年師生都要在這裏拍一張大合影，後來李安翻拍張愛玲的後期作品《色，戒》，也曾來此地取景。回顧大學時代，張愛玲在《對照記》裏自嘲是「醜小鴨變成醜小鷺鷥」，總是脫不出「尷尬的年齡」。其他人眼中的她，又是如何呢？

書中插圖：香港大學文學院師生聯誼會，原照與局部，一九四一年秋季。香港大學檔案館藏。張愛玲斜後方站著一位相貌神似青年賭王的男子，但是黃老師和管沛德都堅稱類似長相的歐亞混血在三〇年代的香港多得是，此人肯定不是何鴻燊。你們覺得呢？

管沛德前些年在撰寫校史的過程中，曾問遍所有在世的與張愛玲同期的文學院學生，是否記得當年的這位女同學。大多數的回答是「沒有印象了」。比張愛玲晚一年進入港大文學院的黃漪湘（後改名黃晶），港大畢業後長期任教於暨南大學，她依稀記得張愛玲，說：「當年她看上去總有那麼一點傷感」。

非常幸運的是，我在本書即將付印的前夕經好友相助找到了黃晶的同班同學莫綺蓮，今年正好滿一百週歲的她在舊金山灣區安度晚年。她是在港島半山干德道四十一號那棟鼎鼎大名的莫家大宅裏長大的莫家後代，戰後長期在香港擔任社會工作者，電話上她的聲音依然清脆，言辭明晰、果斷、有一說一，對文學院當年的同學和教過她的諸位老師的各種細節記憶十分精準。她是當年文學院的學生中唯一一位對張愛玲有清晰記憶的：「第一年在去教室的路上撞見了她。她和另一個二年級的同學一起走下坡來。她朝我微笑，戴着一副牛角框眼鏡，鏡片很厚。她的齊肩長髮有點凌亂。其實我跟她沒有任何交往，之所以牢牢的記住了這一幕是因為她居然對我微笑，通常二年級學生看一年級學生，就跟什麼都沒看見一樣，好像你根本不存在，更別說對你微笑了。多年以後，我那時都七十多快八十歲了吧，在銅鑼灣商務印書館買了她的傳記後，才知道當年那個對我微笑的二年級生原來就是她。」在說了好幾遍她真的「很普通，很普通」後，又加了一句：「當年她的鏡片那麼厚，又那樣內向，不愛社交。可看那傳記，她回上海後變化那麼大，真是不可思議。」

外貌上「不可思議」的變化，其實伏筆早早地埋在了在香港讀書的那幾年：港島山上或澄澈或濃烈的視覺印象，炮火下密集的閱讀經驗，多語言和多文化參照系的匯流……種種「切身的、劇烈的影響」，隨著張愛玲後半生的漂流，一再浮現在她的筆下。如王德威所說，「從《燼餘錄》到《小團圓》，從港大校園到宋家客廳，香港的人與事千迴百轉，註記張愛玲前世今生。兩相對照，既酷烈又溫柔，既世故又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