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險惡，我為什麼要做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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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做個好人，或者，要不要做個好人，乍一看這些似乎並不是問題，但只要繼續思考，「理所當然」就會變得面目可疑：

怎樣才算好人？怎樣才算壞人？一味做好人是否就是對的？既然存在「好人辦壞事」的情形，那麼好人到底是用心理動機來判斷還是用行為來判斷？如果有個一直做好事的「偽君子」，該不該算他是好人？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我們行事會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有時候對利益的追求會大過對道德的堅持。假如有一個壞事做盡的人是經過理性思考才去做那些壞事，我們該不該，又應該用什麼理由勸他做好人呢？

我們近來出版的新書《都付哲談中：當代世界的十個大哉問》就是關於這類重要但又不容易討論的大問題的。這本書是王偉雄、劉創馥兩位當代哲學家的對談和論辯實錄。除了「好人」的論題，這本書還討論了下面這些大哉問：

世界在變好還是變壞？

民主真的那麼好？

運氣有多重要？

人工智能值得擔憂嗎？

死亡可怕不可怕？……

先前我們發佈過這本書的詳細信息：奇葩說哲學版：十個當代大問題，兩位哲學家的交手實錄，今天就放送這本書的摘選，和大家分享哲學家如何利用自己的哲學腦袋有攻有守地詳細討論「好人」議題，打開一個問題背後的多重問題。你會發現，很多問題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拆解和思辨的過程本身就能帶來智性的享受。

都付哲談中

當代世界的十個大哉問

王偉雄、劉創馥 合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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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偉雄，柏克萊加州大學哲學博士，加州州立大學奇科分校哲學系教授，專研知識論及形上學，研究興趣旁及科學哲學、宗教哲學、維根斯坦和尼采。

劉創馥 ，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專研康德及黑格爾哲學，研究興趣旁及心靈哲學、認知科學和宗教哲學，論著有Hegels Urteilskritik和《黑格爾新釋》。

怎樣才算好人？

為什麼要做好人？

節選自第4章〈為什麼要做好人？〉

王偉雄：「為甚麼要做好人？」這個問題，我想了好幾次也決定不了該怎樣開始討論。這不是由於我沒有任何看法或對有關的哲學討論認識不夠，我有看法，也讀過不少討論這個問題的哲學著述；我遲疑，是因為我可以預見好幾個進路（approaches）都很容易導向一個負面的結論，即無法說明我們有甚麼理由要做好人。但我希望的是，我們的討論能對這個問題給予一個正面的答案。然而，我也禁不住問自己，為甚麼我有這樣的希望？

我有這樣的希望，應該是因為我認為人人都是好人——或大多數人都是好人——的世界，是一個比現實世界美好得多的世界；可是，假如「為甚麼要做好人？」這個問題沒有正面的答案，這個我心目中更美好的世界便沒有實現的理性基礎，而只能是我一廂情願的妄想。

不如這樣吧，我們由分析一些基本概念開始，這樣較沒有導向性。就先談一下題目裏的「好人」這個概念。你怎樣理解「好人」？

「好人」和「壞人」該怎樣理解？

劉創馥：好人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可以太自私，如果凡事都以私利為先，雖然未至於一定是個壞人，但肯定好人有限。好人一般會為他人著想、善良而富同情心、行事正直、大公無私。好人不一定懂得抽象的道德分析，但行事大都符合道德要求。

有一點我認為是頗有趣的，「好人」當然是一個褒詞，但「太好人」通常是帶有貶義的，不單有「傻」和「戇居」的意思，甚至暗示對道德原則的誤解。例如有人只重公益，完全不求私利，不把自己家人的利益放在外人之上；這種徹底的大公無私，好像是道德的極至，但又太過不近人情。

太好人或完全大公無私會否反而有違道德呢？這個問題可能十分重要，因為假若沒有太好人這回事，即道德律要求我們完全大公無私，那麼好人的標準就非常高，真的是「好人難做」了。若理想中的好人根本無需完全大公無私，那麼要做好人就容易得多，「為甚麼要做好人？」也較容易回答。

王偉雄：的確有「太好人」這回事，也有所謂「好心做壞事」。我認為兩者都是良好動機的誤差，「太好人」是良好動機的推動力太強，善行做得過了頭，變成害了自己和親人；「好心做壞事」則是良好動機錯置，未能配合對事實的掌握或正確的是非判斷，結果是害了人。其實「太好人」仍然是好人，而「好心做壞事」的人雖然做了壞事，但不會因此被認為是壞人。一般人說的「好人」，不是「太好人」那種，但可能偶爾「好心做壞事」。

「好心做壞事」這個現象帶出一點，就是我們判斷一個人是否好人，著重的是他（或她）的內心，即他的品德、性情和行為動機等，而不只是看他的行為。偽君子便不是好人，因為他的善行不是出自良好動機。同理，我們說一個人是壞人，也不只是指他的行為，還指他的內心。根據這個理解，「為甚麼要做好人？」這個問題是關於人的品質，而不只是關於人的行為。

不過，即使有「太好人」這回事，也不表示做好人很容易。如果好人必須具備各種、或至少是多種德性（virtues），至少具備到基本的程度，例如中國傳統講的仁、義、孝、信、恕等，還有誠實、勤奮、寬容、知恥等等，那麼做好人並不容易。

其實，有些人問「為甚麼要做好人？」時，意思不是「為甚麼要具備各種德性？」，而是「為甚麼不要做壞人？」，亦即是問「為甚麼不要具備各種惡性（vices）？」。惡性包括自私自利、貪心、無恥、淫邪、經常心懷惡意、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等。有時我們說某某是好人，意思不過是他並非壞人。如果「做好人」要求的只是不做壞人，那麼做好人並不難，而我相信在這個意義下世上好人居多。

你認為「為甚麼要做好人？」應該理解為「為甚麼要具備各種德性？」還是「為甚麼不要具備各種惡性？」，抑或你有另外的理解？

劉創馥：我認為「好人」應該是指「具備各種德性的人」，雖然有時也會寬鬆一點，包括「不具備各種惡性的人」。或許我們可以把那些只是沒有各種惡性的人稱為「初級好人」，而把那些在很高程度上具有各種德性、近乎聖人的人稱為「超級好人」。要做初級好人不算太難，但假如生活在一個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社會，若不自私自利，可能也不容易生存。

追求自己和親人的利益，以及滿足自己的欲望，都是我們的本性；但做好人往往與我們的利益和欲望有所衝突，這是做好人之難。然而，我們本性之中也有做好人的傾向。大多數動物都演化出超越即時私利的行為模式和心理機制，讓個體之間可以合作，增加群體的生存優勢。有些實驗顯示猴子已有追求公平的傾向，人類的群體生活更複雜，因此演化出多種道德情感，例如同情心、惻隱心、義憤，推動我們追求大眾之福。事實上，這些道德情感有助群體的互動，長遠而言也符合我們的私利。壞人可能獲得即時的好處，但當他們惡行昭彰時，便會被朋友唾棄，被社會排斥，甚至被法律制裁，最終得不償失。在一般情況下，做個初級好人符合我們的長遠利益，也能滿足我們的道德情感；因此，我相信大部份人都做得到初級好人。

然而，要做個擁有各種德性的好人就難得多了，因為它的要求比做初級好人高得多，須要我們壓抑更多個人欲望，犧牲更多眼前、甚至長遠利益。從利益角度考慮，不用做超級好人，做初級好人通常就足夠了。還有，假若我們活在一個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社會，壞人不一定被社會排斥，好人反而會被嘲笑，這時要做好人就嚴重違反我們的私利了，「為甚麼要做好人？」也變得很難回答。

王偉雄：對，做好人有程度之別，而我們平常說話也流露出這樣的了解，例如說某甲比某乙「更加好人」。然而，既然有初級好人與超級好人之分，應該也有初級壞人與超級壞人之分吧。人類一方面是很自利的，首先要滿足自己的欲求和盡量保證個人的福祉，但另一方面因為群居與合作的壓力，人類演化出各種道德情感和傾向。這兩者有衝突，需要達致一定程度的平衡，才有我們所知的人類社會，而這個平衡是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都做到的。在這個基本平衡中的人，即大多數人，究竟是初級好人，還是初級壞人？抑或兩者皆不是，而是不好也不壞？

劉創馥：如果「初級好人」是指不具備各種惡性的人，則「初級壞人」應指那些不具備各種德性的人，那麼初級好人可以同時是初級壞人。不過無論是德性還是惡性，都有程度之別，在擁有與缺乏之間很難劃一條清晰的界線；但總體而言，我認為大多數人還是偏好多於偏壞的。

囚徒困境與道德演化

你剛才提及的基本平衡，應該是指在演化歷程中經過反覆互動的結果。博弈論（game theory）有很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例子，顯示合作優先才是長遠更成功的策略。在反覆的囚犯互動中，太善良的策略會不斷吃虧，太自私的策略長遠不會得逞，反而是簡單的「以牙還牙（tit for tat）」最成功，因此也構成基本平衡中的主流策略。「以牙還牙」表面上是報復的意思，好像不是很友善的策略；但其實這個策略基本上是友善的，因為它本來是以合作為先，只有當對手不合作時，才會以牙還牙。有些情況下，更寬容的tit for two tat策略，亦即遭受第二次出賣時才報復，比直接的以牙還牙更成功。雖然「以牙還牙」是“tit for tat”的正確翻譯，但可能稱之為「投桃報李」感覺上會正面一點。

囚徒困境當然大幅簡化了演化歷程中的互動，願意合作也只是眾多德性其中之一，但由於人類是群居生物，我們的生存極之依賴群體合作。人類既然在演化上那麼成功，必定大都內置了合作優先的本能，因此在這個意義下，我認為大多數人還是偏好的。

囚徒困境

王偉雄：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人在社會中生活就必得與他人合作，而與他人合作就必得壓抑一些自私自利的傾向，而很多道德規條都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除了合作優先的本能，人還演化出你剛才提到的同情心、惻隱心、義憤等道德情感；儒家有「人性本善」的看法，也許就是基於觀察到這些道德感情的表現，例如孟子說的「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然而，這些道德情感以及合作優先的本能是否最終引致為善的行為，還是要看情況的。要是孺子不只將入於井，還真的跌入井中，看見的人那惻隱之心仍在，但會否出手去救那孩子，則要看情況；而在同一情況，有些人會出手相救，有些人則不會。假如是在趕往一個事業攸關、極其難得的面試途中遇見孺子跌入井中，只有你一人在場，但救人便會遲到面試，你會不會停下來救人呢？如果是我，我想我是會的，但相信有些人在這個情況下會以事業為重，見死不救。

這些見死不救的人在一般情況下可能是好人，肯幫助別人，或至少是初級好人，不會心生惡念主動做壞事；但我們問「為甚麼要做好人？」這個問題，通常不會是關於一般情況，例如見到陌生人失足跌倒會否扶他一把，而是涉及道德上較嚴重的取捨，可稱為「道德考驗」，例如拯救孺子和趕赴重要面試之間的取捨。通過道德考驗的人不但做好事，而且是出於德性而做，所以是好人；通不過道德考驗的人未必是壞人，但如果是出於惡性或由於德性不足而通不過道德考驗，便是壞人，或至少是不夠好的人。

劉創馥：這種考驗可以視為一個指標，作為參考，但任何個別處境都有很多偶然因素，不能用一次得失來為人格下定論。無論如何，我認為行為表現是最終判準，若有人滿口仁義道德，但每當關鍵時刻都自私自利，那人只是個偽君子。

道德考驗

王偉雄： 對，我們不能簡單地用道德考驗來判斷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不過，我提出「道德考驗」，並不是要建議一個判別好人與壞人的準則，而是要說明在甚麼情況下「為甚麼要做好人？」會成為一個人須要面對的問題，甚至感到問題有迫切性。

大多數人在一般情況下都會認為自己是好人，或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是不是好人。處於道德考驗時，要做出道德抉擇，例如繼續趕去面試還是停下來救人，便意識到最後的決定反映自己的道德高下；對於抉擇明顯感到掙扎的人，這個意識尤其強烈，而「為甚麼要做好人？」在這個情況下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掙扎。因此，更準確的問法是「我為甚麼要做好人？」，是第一人稱單數的（first-person singular），而這個問題要求的答案是一個理由或一些理由，就是「我要做好人的理由」。

劉創馥：你的意思是，那些道德考驗讓我們感到問題的迫切性，因此更能反映我們的真正品格？這點我有些保留。嚴峻的處境當然會迫使我們作道德抉擇，這似乎最能反映心底的真我，但我認為太迫切、太異常的處境反而不能作準，因為我們的理智可能來不及反應，甚至一瞬間被癱瘓了。例如有些人目睹交通意外，不是基於自私而不願意伸出援手，而是那個情景令他的理智短暫不能運作，以致未能即時反應，甚至一走了之；同一個人，如果有些基本的意外或危機處理訓練，就可能處理得宜了。

道德行為是需要實踐和練習機會的，所謂見微知著，我傾向認為日常生活的選擇更能反映一個人的操守和品格。可能你會覺得日常生活的行為大多只是習慣，不一定經過道德掙扎和反省，不用有意識地思考「我為甚麼要做好人？」；但我認為日常行為最能反映人格，無論這些行為是否經過深思熟慮或道德反省。

王偉雄：我說的道德考驗不一定是要求即時反應的那種，「迫切性」指的是問題讓人感到壓力，覺得必須作出決定，而且不能一直拖下去。讓我舉另一個例子來說明吧。想像以下的情況：你正在寫一份申請升職的報告，你的晉升機會是勉勉強強的，很沒有把握；不過，只要你填上一項虛假資料，你的晉升機會便大大提高，而且你肯定沒有人會發現這資料是假的。如果你考慮填上虛假資料，並感到內心有掙扎，這個情況對你來說便是一個道德考驗，但這個考驗並不要求你作出即時反應——你有很多時間去考慮和決定。類似的例子不難找，相信大多數人，包括你和我，都遇到過道德考驗，分別在於經驗過多少和事情嚴重到甚麼程度而已。經常遇到嚴重道德考驗的人，可說是在道德上倒霉。

道德考驗能反映一個人的品格，但這不是我的重點。我想指出的是，除了愛思考和反省力特強的人，我們不會在風平浪靜的日子問「我為甚麼要做好人？」，而通常是在遇到道德考驗時，才會被刺激向這方面思考，而問這個問題。正因為是在某個特定的道德考驗下問這個問題，思考後得出的答案便會左右面對這個道德考驗時作出的決定。假如你認為自己沒有理由要做好人，你便很可能會填上虛假資料了——畢竟升職是很重要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