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爲什麼研究紅色中國？

昨天（2月23日）是夏濟安去世51週年的日子。濟安先生一生著述不多，兩篇短片小說，不寫詩，最重要的著作《黑暗的閘門》還是在去世後由弟弟志清整理出版的。那麼何以說，濟安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壇與文化史上極重要的人物？

今天推送文章中，作者緬懷了夏濟安作爲學者、老師、譯者的三個面向，「只願讀者順着拙文繼續探下去，要重新發現濟安先生這不該遺忘了的人。」

夏濟安

（1916-1965年2月23日）

夏濟安爲何選擇研究紅色中國？

鍾新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时期，夏济安常常在办公室一呆就是一天。1965年2月21日，他照常在办公室里。10时许，他突然中风昏倒，随即入院昏迷四十多个小时，最终于2月23离世，时年49岁。

济安先生遽然离世带给朋友们的哀痛，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诸多怀念文字得以探查。1967年，《永久的怀念》一集出版，收录了陈世骧、夏志清、梁实秋、林海音等人对夏济安的悼念、缅怀文章。陈世骧是夏济安在柏克莱时的好朋友，两人交往甚密，也是他主持了济安先生的丧事。

他写道：“这一篇哀诔，是在济安逝世后三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举行殡仪前约半小时，清晨十点钟写成的。在这前三日中，为了忙着寻定墓地，安排殡仪馆，并忍者眼泪，抚慰身边老幼痛悼过哀的朋友，力持清醒的神智，已是一连几天没有安睡了。而即偶或夜阑人散，每想到济安的音容笑貌，每看到他一件遗物，便自泪下如雨，或与内人相对痛哭一场。”

弟弟夏志清则说：“我奔丧回来，不断地重读他的旧信……”并想到“他二十年来给我的一大束书信，实在比那本假以年月可能写成的长篇（夏济安曾设想过写一篇长篇小说，笔者注）是更好地生活实录，更可为传世的文学作品。”

梁实秋则称他：“难得在‘才、学、品’三方面都能出众”，叹惜其人“如昙花一现”。

夏志清（左）與夏濟安（右）

学者夏济安：为什么会选择研究红色中国？

1965年，自夏济安赴美任教已经是第六个年头。这段时间，夏济安称是“走江湖”：先是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客座副教授一年，继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并任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客座讲员、副语言研究员。他虽然有研究员的身份，工作却不稳定；因为没有“博士”的头衔，他也没有法子担任更高的教职——虽然他自自然然地足以做个副教授！生计上的事以外，他在美国为了谋生的缘故，半是无奈地开始了红色中国的研究——向西方引介新中国革命热潮中的种种现象于名词；这与他本身的兴趣又相差太远。

然而夏济安先生在中共研究的领域愈走愈深，这一时期，他有两篇作品出版：《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和《下放运动》（1963）；此外，在学术会议上选读过不少论文，也在权威刊物发表过重要文章，事实上，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The Gate of Darkness（中译为《黑暗的闸门》，201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大部分文章都在1964年以前完成了。这些作品逐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声望。1964年6月，他写成一篇序《一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序言》，但这篇序言他自己并不满意，一直打算为这本“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写一篇更长的导论。然而这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济安去世后，弟弟志清整理了济安未竟的书稿，于1968年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济安没有为这本书取名字，夏志清便命名为The Gate of Darkness。这名字是取自《鲁迅的黑暗面》一章中引用的鲁迅原话：

“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The Gate of Darkne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自1968年英文版问世以来，这本书在英文世界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在1960年代国际上反共仇共的大环境中，这本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作者的著作，通过检视瞿秋白、蒋光慈、鲁迅、左联五烈士等作家，细致梳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纠缠，揭示他们身上的悲剧意义，给他们的作品一个恰当公允的评价，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满耐心。济安先生的弟子、知名学者李欧梵教授自言从济安先生的鲁迅研究中获益良多：

“我怎么才能写得象夏济安先生那么好？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鲁迅形象呢？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焦虑，我最终放弃了任何想超过先生的念头，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

《黑暗的闸门》一书，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一直面临“墙外开花墙内冷”的局面；论述鲁迅的两篇文章，早早就被译介给大陆读者，独特的视角与细致的分析吸引了一众读者的注意，但直到今年，这本书才有了完整的中文译本。

老师夏济安：白先勇为追随他放弃了建三峡大坝的理想

1949年，济安先生由沪抵港，并短暂任教于新亚书院。1950年，他来到台湾，始任教于台大外文系。1956年，他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当时的台湾文坛，“反共文学”盛行，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影响尤烈。《文学杂志》倡导忠于文学的标准，挑战了意识形态的把控，有“风气的树立”之功。此外，夏济安在提携、栽培文坛后人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台大的前后几届学生均受其影响而人才辈出，如：丛苏、叶维廉、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欧阳子等。

臺大諸位學生，後大多與夏志清交好。

圖爲夏志清與(左起)白先勇、鮑鳳志、陳若曦、歐陽子遊Hudson River

刘绍铭回忆称：“先生予年轻作家的影响，毫无形迹的、非常个人化的（是属于潜移默化那一类）。他从不勇于教人，除非你崇拜他的学问，亲自上門找他，他不易和你深谈。但如他对你的作品有兴趣，他不厌其详的一字一句的与你分析作品的结构、用字、人物的处理和形式的发展。”

白先勇的例子可为上面这段话作个佐证。他一次偶然机会读到了《文学杂志》上面的小说、诗歌、翻译，便放弃了自己去建设三峡大坝的想法，一心一意地想要考入台大追随济安先生。他称夏济安为“文学导师”，“夏先生有非常特殊的文学灵感，尤其对文字、人性、作家的观点非常深刻性。他很低调，有一点口吃，讲课紧张，不像有些老师很会讲课。他私下给你指点的时候，醍醐灌顶，一点就把你点醒。”

他还描述自己将《金大奶奶》呈给济安先生过目的情形：

“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译者夏济安：卧床养病时翻的是Webster International大字典

夏济安先生对英美文学造诣精深。他在翻译方面尤其令人叹服，有“独步译林”的美称。

夏志清曾谈起他学英语的事迹：四十年代，一本“绿书”，一本“红书”，“绿书”是一本十九世纪英国诗选，“红书”是一本十九世纪英国散文选，济安那时不喜欢英国诗，但散文读得起劲。“今天读麦考莱，隔一阵时间读亚诺德，再隔一些时间读纽门”，评价济安后来的文章“用的字和成语都是二十世纪的，但在句法、章法上显然深得十九世纪文体的好处……起初给人清丽婉约的印象，但读完全文，觉得文气这样足，文章这样前后有照顾，有不能不令人叹服他婉约中所含蓄的豪放”。岂不是这样吗？近日读《黑暗的闸门》中译本中瞿秋白的一章，照样是如此的感受和叹服，哪怕已经是隔着一层英译中的了。

济安学英语，还有一则小故事，是刘绍铭先生记录的。他说起一次去台大宿舍找济安师，见他卧床养病时“翻起Webster International大字典来啃”，可见济安先生的英文是下过一番“死工夫”的。

董桥先生在《三“家”村》一文中以济安先生的翻译为上乘，董先生文字漂亮极了，我不多言，也摘在下面：

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译匠中英文太过寒伧，一旦登入文字堂奥，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更结结巴巴了；译手中英文富可敌国，进出衣香鬓影之间应对得体，十足外交官风度：“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别；岁将云暮，终日昏暗，我就在这么一天，到西敏大寺去散步了几个钟头。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和阴沉沉的季候正好调和；我跨进大门，觉得自己已经置身远古，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欧文的英文典丽不可方物，没想到夏济安的译笔穷追不舍，硬是不肯放过那缕缕幽香！

听闻中文大学新版《夏济安译美国名家散文》是中英双语对照版，读者学人或可借此领略济安先生译笔功力之一二了。

值逢济安先生逝世五十一周年，不胜笔力，东拼西凑些文字，若从故纸堆里翻出些旧掌故。只愿读者顺着拙文继续探下去，要重新发现济安先生这不该遗忘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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