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看见八十年代，以一种设身处地的目光
《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
[意大利] 老安
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11
老安，本名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 Cavazzuti），意大利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导演，毕业于威尼斯大学中文系。1981年来华短期进修，次年留学复旦，遂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在华的四十年，他用照片和视频持续观察着中国的变革，记录了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故事。
《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是老安的第一部摄影集，2019年山西省太原市长江美术馆曾举办他的个展《初识中国（1981-1984）》，这本书亦是此展览的补充和延伸。书中收录的190余张照片中，既有文化差异背后的视觉好奇，同时又保持了平静、温和的目光。面对这些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稍息年代”里的街头戏剧与日常即景，我们的记忆浮上，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我们又会做怎样的省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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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身处地：老安的影像人生
文｜陈凌云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他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安东尼奥尼在意的是人，人的状态，人的关系，人的生活。但在当时的安排下，安东尼奥尼只是偶然瞥见、抓住了他所期待于中国的东西。
将近十年后，1981年，另一位意大利人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来到中国。那时他才22岁，在威尼斯大学学习中文，同时也已经是个颇有经验的青年摄影家了。他参加了意大利著名摄影家路易吉·吉里（Luigi Ghirri）策划的展览《意大利之行》，是其中最年轻的作者。
“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的心态与之前去西西里、法国的布列塔尼或首次去伦敦的心态是一样的：一心想着拍照。”安德烈说。
苏州，1982 老安
上海，1982 老安
上海，1982 老安
安德烈从米兰坐火车到加来，乘渡轮到多佛，再坐火车到伦敦。在一所占屋者公寓凑合一晚，次日第一次坐上飞机。飞抵香港后，坐气垫船，顺珠江而上至广州。接着坐飞机到上海，最后坐上开往南京的列车。整整七天，终于抵达目的地。他将在这里进行一次短期访学。
为什么来中国？
除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主要吸引他的是象形文字， 还有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和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老照片，以及对地图上如此辽阔的土地的一无所知。对于深受当时美国文学艺术熏陶，但又不爱喝酒吸毒的青年安德烈，中国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
那时他还意识不到，这将不仅是一次遥远的空间上的旅行，而且是在时间上的旅行。
1982年，安德烈来到复旦大学留学，为期两年。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子，他在这里拍摄照片，后来是拍摄电影和录像，并成为一位独立影像艺术家。
南京，1981 老安
南京，1982 老安
北京，1981 老安
与安东尼奥尼的匆匆一瞥不同，他在这里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全球技术化时代的童年和第一青春期，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的深入参与者。
此后，他常常说到，“我似乎活了两次”。同时他也在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持续讲述这出浩瀚的人间喜剧：“中国是一个故事驳杂、场景纷乱的宝库，而我试图用我的照片、录像和纪录片来不加修饰地予以讲述。我无意阐述理论，我感兴趣的是去发现它们。”
四十年后的今天，年轻的安德烈已经成了朋友们口中亲切的“老安”。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
《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收录了老安1981到1984年在中国拍摄的190余幅照片，记录下了那个年代中国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在端正的构图里，在有限的画幅中，捕捉无穷无尽的细节。它们无意于报道与解释，却留存下一个时代的气氛。
杭州，1982 老安
海口，1983 老安
昆明，1983 老安
杭州，1982 老安
初看老安的摄影，会惊讶于这些照片的日常。
破旧却热闹的街头，贫乏却拥挤的店铺，孩子在公园玩闹、在院场写作业，恋人在树林里私语，茶馆、饭店、夜晚的小书摊，总是聚集着人群，橱窗里的模特诉说何谓幸福生活，男青年在舞厅疯狂扭动，女大学生背着枪军训归来，随处可见口号、标语，呼唤未来，号召行动……
一尊佛像和一堆木材乱糟糟堆放在破旧的砖房内，里面还躺着废弃的木柜、轮胎、瓦缸、麻袋、篾框，那架管子台虎钳闪着微光。佛像背靠砖墙，凝望着这一堆物什，依旧庄严慈悲。
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车头朝右停在画面的中间，或许在等着某个重要人士；车前，一位中年妇女蹲坐低矮的水泥柱上，面前放着竹篮和锅，她的眼光看向左侧，她在等待属于她自己的车吧。远处，低矮瓦房的屋脊，隐隐闪着两叶白帆。
破旧小屋边，年代久远的石狮子蹲坐草间，紧贴着石狮子树着一根木桩，或许是电线杆，金属线将狮子与木桩捆绑起来，看上去，好像是谁把狗拴在了木桩上，再看才意识到是木桩倚靠着这石狮子。
在北京中山公园，一排人排着长长队列，等待进入某个景点。队伍旁边，一个小女孩正在用砖头摆出一道多米诺骨牌。
……
观看这些摄影，需要像老安观察生活一样耐心细致。总是要在看过几回后，才领会到其中微妙的意趣，惊觉这些照片在形式上的近乎完美。是的，老安拍摄了我们的记忆，但却是以他的美学。
左：上海，1982 老安
右：苏州，1983 老安
上海，1983 老安
三亚，1983 老安
陈丹青感叹道：“他精于构图，精心到难以觉察。那可是欧洲百年摄影的观看基因……”
冯梦波说：“老安的照片几乎没有碰出来的东西，里面都有看头。”
李静说：“老安的摄影，宛如契诃夫式的戏剧：散漫，无中心，在一个意义稀薄的日常空间里，重要性大致相当的主人公们微弱地行动着，无所事事，波澜不惊，却在剧终，一切富有韵律、貌似熟悉的细节蓦地发生核聚变，轰然达成一个诗意而陌生的象征。”
这样的摄影，很难被一眼辨识、记住，很难作为一种简化的图像被复制和滥用，甚至，我们很难在老安的照片里找出所谓的代表作。这并非一种缺陷，反而恰恰出于老安照片的丰茂。
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老安拍摄了一个他们很少看到的中国，更糟的是，它几乎从未被想象过。
如奥利沃·巴尔别里（Olivo Barbieri）所说：“这些照片极其珍贵，它们干净，有内涵。既不首肯，又不否认，而是设身处地。”
这种“设身处地”的目光，恰恰是今日世界之亟需。
顾铮评论说，老安的这种跳出报道摄影风格套路，摆脱报道摄影观看和表达体制的摄影，今天看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老安用照相机插入现实的瞬间，可能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瞬间，是一个并不说明什么的瞬间，但就是这个瞬间，可能抽出、保留了某个时代的某个时刻的气氛，观者可以据此确认时代。”
昆明，1983 老安
河南，嵩山，1984 老安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些将近四十年前拍摄的照片，提供了一次重新省察我们生活的契机。
中国读者看到这些照片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困惑。这些照片就像我们以日常的眼光在观看日常的生活。光线未曾抢走物象的质地与肌理，再暗的暗部也依稀可见事物的轮廓。然而这些我们亲身经历、熟视无睹的生活场景，真的配得上照相机这样郑重的凝视吗？
我们很容易去欣赏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拍摄的巴黎清晨橱窗与街道的动人表情，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拍摄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某个路边小店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但对于我们那些四十年前的橱窗，还有里面的塑料模特、廉价连衣裙，以及路边的一个个门市部一个个小店，我们却难以有自信说：拍吧，这里有真正的生活。仿佛意义是在遥远的地方，而不在此时此地的生活。
一个手打毛线的中年妇女横穿马路。哪个中国家庭没有这样一个母亲呢，在走路时也不舍得放弃编织的时间。
安静的小饭店里，一位母亲看着女儿吃面。背后的拱形门框，让这清贫显得庄重。
一棵柳树上高高挂着一对吊环，旁边是乱糟糟的砖头堆。或许有个青年每天就是踏着这堆砖头，开始了吊环锻炼。
一座县城电影院，酷似意大利经典《天堂电影院》里的那座，门楣上竖着1980年代准许放映的外国片广告，一头猪，诚恳地走向空旷的影院门口。
一个土堆，几个人，是在等待公交车吧？他们散落在土堆上下四周，不期然形成对称之势，只是每个人的目光各朝一方，等待各自的等待。那时候公交车少，往往一等就是一片光阴。土堆后面是穷陋的平房，远处的高树已经落尽了树叶，只有电线，一根根若游丝般横贯画幅。
对余华来说，“在这一张张或安静或活跃的黑白照片里，我们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彭磊看到这些照片时说：“现在看老安的照片，给我那种小时候在中国到处转悠的感觉，每个地方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感觉挺怀念的。”
南京，1981 老安
南京，1981 老安
我们在这些照片里目击了我们的记忆，但这记忆正在迅速消退，消退的速度堪比经济爆发式的增长。我们急切逃离这样的贫穷、朴素与破旧，却已忘却了我们曾如何仔细、耐心、充满希望地把那样的清贫整饬为值得过活的生活。是的，我们看见了记忆，也看见了我们的遗忘。
老安的照片，提前扣留了我们注定会怀念的东西。
刘小东说：“老安从来不骚扰他眼前景观，从来不把镜头推得更近，从不把自己的欲望表现在前。老安总是保持和物象间礼貌的距离，摈弃滥情、摈弃抱怨、摈弃明辨是非，像个过来人，不愤怒、不嘲讽，也像一只蝴蝶轻轻飘过人世间，留下些许痕迹，给我们自省、自悟和眷顾。”
老安的摄影持续到了1990年代，之后他更多地转向拍摄录像。1990年代末，老安辞掉工作，成为了一位独立影像人，以自己的摄影和录像进入戏剧、电影、音乐、文学等领域。
他与林兆华（《理查三世》和《故事新编》）、李六乙（《新北京人》）等戏剧导演合作，以多媒体艺术介入剧场。
他与宁瀛、郭宝昌、彭磊等合作摄制电影，与徐星合作拍摄纪录片《5+5》，并借库奈里斯来华举办展览之际，拍摄纪录片《库奈里斯在北京》。
他与诸多中国作家结交，采访王小波、韩寒、孙甘露等作家。目前仅见的王小波的视频采访，就出自老安之手。他时常与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坚力量的年轻人见面，拍照或摄像，如方力钧、刘炜、刘小东、曾梵志、冯梦波、汪建伟等人。
他与琵琶演奏家吴蛮合作，以视频记录中国民间音乐。他还创作影像装置作品，参与当代艺术展览……
老安精通中文。刘小东说：“老安的中文好到只说半句，嘟嘟囔囔的，该笑的大家也笑了，该传递情感的也递到了。”
在《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里面，还收录了老安用中文写的散文《气呼呼的小词典》，这些短小的札记，记录了老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观察与感想，幽默风趣，读之如见其人。
老安说：“中国让我感觉自己像外星人，在一块辽阔的、不同的、与世界其他角落相对隔绝的土地上走失了，生活在几乎彻头彻尾的疏远中，远离我原有文化中的符号和痼疾。”
厦门，1984 老安
上海，1984 老安
老安对于日趋膨胀、朝三暮四的消费主义不感兴趣。1980年代的中国还不知道时尚、名牌服装、豪车之类东西的存在。但没料到二十年后，这些消费标志竟会如此专横地闯入中国社会，令他一方面对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避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中国作为新生力量青出于蓝，现在轮到老人们无所适从了。
老安深切地了解这块土地。他说，上微博、下农村、去三里屯或在皇城根散步，你对中国的解读会完全不同。
“或许不该如此断然，然而我相信，我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中国是世上最值得生活的国家。在地球外延续人类香火——这一天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但在这之前，中国是我们迄今熟悉的全球文明扩张的最后一道边界。中国之后是岔路口。我愿意想象并冀望，以我的生活选择，一旦抵达岔路口，我和我的孩子们有可能知道如何识别路标。”
作者介绍
陈凌云，铸刻文化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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