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4 月，央行发布了一篇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文章末尾抛出的观点：“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发了轩然大波，文理之争再次进入了公共视野。这并不是“文科”第一次被灵魂拷问：到底有啥用？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质疑的声音甩到文科和文科生的脸上。往往此时，文科的拥趸们只能弱弱地回应一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在“文科无用论”的背后，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单向度的“实用主义”所滋养的社会心理在作祟，似乎于个人还是社会，文科都无法即刻创造出看得见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水温可以被感知的变化下，那些原本应该由文科扮演的角色，已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蚕食与凋零。认定一个事物“有用/无用”，这个提法本身就属于文科的范畴（价值判断），相比于驳斥“文科无用论”，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文科是怎么变“没用”的？以及在今天，什么才是真的“有用”？建议一个准大学生读文科，无异于把人家往失业的火坑里推。前两年，微博大 V 、通讯专业大学老师「奥卡姆剃刀」发微博称，高中文理科分班是一次“智商筛选”，学不明白“数理化”的人才去选文科，而这将是文科生/理科生的第一次阶层分化，因为理科生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能选择更多“有较好就业前景的专业”，文科生则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奥卡姆剃刀」还认为，理工科的难度更大，更加符合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配得上更加优渥的收入。而文科生则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陷入对社会的盲目批判，比如一些独立纪录片导演只知道批判，而无法站在建设者的角度去思考，用奥老师的话来说：“这些人以为自己的思考很深刻，其实只是思考的很片面”。「奥卡姆剃刀」的言论是一部典型的“重理轻文”大全，囊括了我们社会对“文科”长期积累的偏见，小到个体就业收入的微薄，大到宏观层面的“文科误国”，于个人还是于社会，学文科似乎都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出路。无论是“文科误国”还是“理科生更聪明”，这些偏见看起来不值一驳，但其背后却源自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大力发展工业化后文科教育的结构性缺失。如果说观念还显得有容辩驳的余地，那么文科式微则是残酷的事实，这在文理科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上体现得直观和具体。根据咨询公司麦可思在 2019 年发布的报告，计算机、物联网和软件工程占据了本科专业毕业后综合薪资榜前三，而历史、汉语言文学和学前教育等文科专业则位列收入榜的倒数。从这个角度看，奥老师的话是有事实基础的。选人文类专业甚至能上新闻。当湖南女生钟芳容，带着 674 分的高考成绩就读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时，舆论一片哗然。考虑到“留守儿童”的身份和并不殷实的家庭条件，她似乎应该顺理成章地选择某个热门专业。当时有评论说，她的选择透着理想主义的勇气。此话不假，但当选择某类专业需要勇气作为支撑，那它的大门早已向跃跃欲试的人关闭了大半，只留下一道需要被用力撬开的缝隙。一个对文科充满热忱的准大学生，可能会因为社会的种种成见和重理轻文的基底，在文科前望而却步。所以，文科到底有什么用？作为一个曾经的文科生、并还在从事和文科相关行业的我，无法以“无用之大用”这样云淡风起的回答搪塞过去，又或者鼓励 TA 像钟同学那样朝着理想一往无前。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成本和勇气去接受自己专业的“无用”；而“大用”，则需要被一个个具体的落脚点散布并串联起来，形成看得见的价值图景。当“文科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被抛出来，恰恰是这个社会最需要文科的时候。它意味着土壤里的养分过于单一，只长出丛林，而没有鲜花与水草的容身之所。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作为一个文科生，应该顺着人文学科的问题意识多问一句，文科无用，是怎么来的呢？“重理轻文”的现象并非中国独占。在技术和全球化的主导下，实用主义思潮横贯东西，文科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奢侈品，比上不能飞向太空揽明月，比下不如一门可以糊口的专业技能。在 2014 年一月的一场演讲中，时任总统的奥巴马坦言制造业和贸易至少能让大家挣钱，“胜过一个艺术史学位”。尽管他后来为此道歉，但言语之间已经折射出了人文学科在美国的衰落。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为人文教育辩护》一书中写道，如今大部分美国学生倾向于专科，学习能为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所需要的必备技能，文科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对不同出身的孩子闪耀着同样夺目的光坏。而在中国，从 50 年代仿照苏联模式而实施的文理分科开始，在各种行政手段的干预下，文理之间的鸿沟被越拉越大。分科首先是从大学开始，在 1952 年高校的院系调整中，综合类院校从原来的近 50 所被削减为 14 所，同类专业院校合并为专业学院；与此同时，社会学被取消，法学、财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人类学则因被划入生物学范畴而得以保留。根据《 中国教育年鉴 ( 1 9 4 9 - 1 9 8 1 ) 》的数据，1949 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占比 33.1%，到了 1953 年院系调整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 14.9%。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浪潮下，教育需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输送专门化人才，工程技术教育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工程人材则一举成为国家发展的顶梁柱。带有历史色彩的文理分科，于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延续了下来。来到强调经济发展的时代，建设综合性大学成了新的时代需求，但文科院系欠下的“历史债务”并没有那么容易还清，很多综合性大学由理工科大学在短时间内改造而成，从经费到师资，其文科院系很难与理科相提并论。一方面，相比于理工科，文科对设备等科研经费要求较低，在大学一轮又一轮的扩招中，开设文科专业显得容易但又欠缺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文科专业又实在太穷，2017 年 4 月，75 所部属高校公布了当年年经费预算排行榜，倒数的十所大学除了北京化工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全都是文科类院校。此外，高校文科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在不断被挤压，许多高校的政史哲研究越来越像一门玄学，除去论证各种合法性和在问题的外围来回打转以外，一些大而无当的理论也难以回应具体的田野。于是“文科黑话”成为舆论嘲讽的对象，“规训”、“剥削”、“异化”、“景观”、“消费主义”……这些看似高深、但又含混不清的文科专业术语频繁出现在社交网络上，原本精确的上下文被抽离，只剩下各种文化迷因式的抓取与滥用，首当其冲的词就是“内卷”，仿佛万物皆可以卷。人们在信息无法自由流通的条件下各抒己见，各种碎片化的观念横冲直撞，造成了一种文科门槛低的错觉，好像只要看了几本书，来一段“建构、解构、后殖民”的贯口，就掌握了文科的要义。更令人咋舌的是，一些批判理论被权力收编，从高校研究到自媒体行文，都出现了一些“逆练福柯”的现象，福柯那些原本去中心化的、为社会边缘群体重塑主体性的话语，被重新解释为权力按身份标签深度治理群众的必要性。文科的专业性被有意忽略了。无论哲学还是新闻，都需要系统的训练和严谨的表达，但在今天，从象牙塔到观念市场，严肃专业、有批判力度的文科节节败退，只剩下大片的喧哗声与零散的自留地。在历史的作用力和环境的限制下，“文科无用”反而一步步被坐实，甚至还能成为一道自我保护的说辞。文科固然需要学科内部的反省，但在此之前，在水草还未丰美、土壤流窜着稀薄的空气之时，文科还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有用”可以指代那些肉眼可见的经济指数、薪水、KPI ，和围绕着人们的一系列现代化设施。因此，“理工科”的“有用”几乎不言自明，看看我们在夏天吹的空调、叫的外卖、煲的网剧、网购的商品……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在技术的推动下得以实现，其背后涉及的计算机、物流、工程、通讯等专业也基本都是理工科。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比喻为“座架（Gestell）”，可以理解为现代人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是彻底地嵌套于技术之中，从技术中来到技术中去，就算要寻求掌握一种前现代的野蛮状态，也必然要通过技术来将其捕获。比如人们通过各种流媒体平观看一些 UP 主那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但且不说 UP 主本身所隶属的 MCN 机构就是高度技术化，其所呈现的乡村也在剪辑和倍速中被加快、推进与体验。技术串联起了闭环，一切都看似无懈可击，但真的就没有问题了吗？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学者刘擎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像价值观没有用了，利益有用。但如果没有价值观，你都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利益’。”当现代人理所当然地在技术的座架上躺着，殊不知看似中立的技术正在悄悄发生改变。你在网上问诊的医生可能来自莆田医院，但他们的图标却理所当然地出现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排；你一天三顿都叫外卖，但给你送餐的外卖员一天拿三个差评就会被辞退，平台算法为他划定了到你家最近的路，但走这条路就意味着逆行和闯红灯；你刷段视频刷的美滋滋，以为你看到的都是你想看的，然而算法可能只是根据你前几次的点击，同义反复地向你推荐内容，信息茧房愈发被加固。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技术的，但其背后却是人文素养的缺失。有着文科背景的媒体人和学者，先于更多人，发现了隐含其中的张力，才会有《外卖员，困在系统中》这样的报道出现，以及各方对搜索引擎算法机制的追问，最终倒逼平台作出改动。在技术理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只有带着人文主义的视角，才能看到指标和算法所囊括的具体的人，将个体的困扰转译为公共的议题，共情并反思。
毫无疑问，在电力和互联网恢复之前，郑州这座城市秩序的缓慢修复，靠的正是一个个普通人，是货拉拉司机、马路边清扫污泥的清洁工，忠于职守的交警，还有酒店楼下免费为路人开网络热点的女服务员，是互联网技术发达之前我们就拥有的同理心、责任感，甚至出于自利的目的。并非为这些“原始”的事物怀旧或者辩护，但说实话，因为发达的技术、精细的治理，有些时候我甚至已经快忘记这些了。
那些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的声音、重新审视我们所认为理所应当之物的目光，无一不是从人文的视角出发。事实上，人文主义并非文科独有的特质，而是无论文理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文理之争（事实上这种对立也是在后来被人为划分建构的），将文科所倡导的那些人文素养视作一种的方法和视角，即使文科教育在制度化的教育系统中得不到彻底地释放，人文素养仍然可以成为个体反观自身、理解外部的源泉。早在雅典的城邦里，人文教育（Liberal Arts）就兼并了文理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人文教育被雅典的执政者视作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学习的基础通识，政治和天文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当时却同属于一大思想体系。而随着整个世界被卷入现代工业秩序，专业化的细分出现在了各个领域，学科间的分化不可避免。但在全球同此凉热的今天，抱守单一学科已无法解决那些同时出现且又彼此联系的问题。融贯文理的人文教育正在被唤起，只是它未必再度以通识教育的面貌出现。一些科技公司开始引入社会学或人类学背景出身的人才作为顾问，以衡量其产品是否会陷入到伦理陷阱；人文学科出身的学者，也在研究中于文理之间来回穿梭，以补充视角的不足。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就有动物学背景，她的研究和写作打破了动物-人类和自然-社会这样二元对立的分野，通过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科学，将人类、动物与机器放在同一平面，三者彼此缠绕而又相互定义着，人类不再是唯一的主体。在她所提出的“后人类”的视角中，人的主体性并不必然被技术所吞噬，而是在赛博空间的交汇中，逃离身体与束缚我们的一切本质主义，从性别到种族，并期待一种崭新的思考方式。它关乎价值、道德与个体的喜怒哀乐，它重视弥散在社会的不安与漠然，感知观念的水位，如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言：“不安本身就是困扰，漠然本身就是议题”。它是在一切滑向深渊前的拉拽力，在看似无解的对立前，试图寻找新的路径。无论人文主义还是科学精神，所关切和指向的，都是人的境况。因此，当我们有天忍不住为文科辩护、忧心人文素养被轻视时，那些由求真精神构成的理科堤坝或许早已摇摇欲坠了。[1] 《中国的文科简史》，网易浪潮工作室，孙乙戌[2] 《理科沙文主义从何而来：文科衰落的历史与现实》，界面文化，张之琪[3] 《麦可思-中国2019届大学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5] 《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和公正性》，杨东平[9] 《科技公司为什么需要人类学家？》，腾云，张劼颖[10]《灾后郑州：当一座都市忽然失去了互联网》，故事硬核，杜强[11]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Martin Heidegger排版 |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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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的两地漫游，在“疼痛”的变化中想象城市的可能性 | 问题青年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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